【节选自拙著《朱元璋大传》】
然而，对比货币政策的失误，明初“海禁”政策的影响似乎要大得多、深远得多，大明王朝为压制倭寇而最终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倭寇侵扰大明的事情我们已经很清楚了，既然明朝方面不能跨海远征，以求短期内干脆地解决问题；表面看，似乎就只有选择关起门来过日子这一途径了——朱元璋毅然采取了海禁的政策！不过，它起初并不意味着彻底封海，只是禁止远洋而已，也即是从根本上隔绝民间（非官方）同外界的联系，以达到孤立倭寇的目的。
也就是从洪武四年起，朱皇帝便颁布了一系列实行“海禁”的诏书，其中有一份他给大都府臣的上谕是这样写的：“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近闻福建兴化卫指挥李兴、李春和遣人出海行贾，则濒海军卫岂无知彼所为者乎？苟不禁戒，则人皆惑利而隐于刑宪矣。尔其遣人谕之，有犯者论如律。”【3】
这份诏书语言简短、意图明显，朱元璋首先提到大海是沟通外国的渠道，故而就需要将它禁止，虽然没有明言是被倭寇所迫，但涵义自在其中。接着他又提到：自己近来听说福建兴化卫指挥李兴、李春和两个人（不知抱着什么目的）居然派人出海经商，像这样的事情，相关部门就应该好好地调查一下，不可放纵。对此，朱元璋又进一步指出：出海经商这是很危险的，搞不好这种行为就会变质，“人皆惑利而隐于刑宪”。在这份诏书的末尾，朱皇帝尤其表现出了对商人的不信任，因为逐利是商人的本性，正所谓“无奸不商”、“商无奸不立”云云。那些商人为图一个“利”字，演变到最后往往就会不惜铤而走险——而最可怕的是，这些商人可能还与军队有直接瓜葛，那就更不能不严肃对待了！
以后，有鉴于各地执行不力，朱皇帝又接二连三地下诏重申海禁，比如洪武十四年就下诏说什么“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而洪武十七年更干脆下令“禁民入海捕鱼”，这种切断渔民生路的极端做法，已经有封海的意思了。洪武三十年又“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
朱元璋是铁了心要给倭寇来一番坚壁清野，让他们再没有任何油水可捞，自己知难而退。
自洪武之后，“海禁”政策竟一直左右了整个明代的前、中期的对外贸易政策，渐渐的，它也就成为了大明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比如朱棣在即位诏书中就重申：“沿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永乐二年朱棣又下令“禁民下海”，并“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到了嘉靖年间（1522—1566），即在英国的都铎王朝正极力推行拓海政策的时候，中国的海禁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嘉靖曾下令“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沿海军民，私与贼市，其邻舍不举者连坐”，“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
压力越大，反抗越重，一方面，因“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另一方面，东南沿海的农民、渔民“资衣食于海”，也因“海禁太严，渔樵不通”，生活艰难，所以他们迫于生计竟投入了倭寇的怀抱——到嘉靖二十年后，“海禁愈严，贼伙愈盛”，结果就造成“江南海惊，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十七”【4】的严重情形。
最终，有鉴于所谓的“倭寇”闹得越来越凶，光靠明朝政府四处剿匪是无济于事的，也是治标不治本的；血的教训表明，如果不想逼良为盗，只有放开“海禁”一途了。这样，到了明穆宗隆庆时期（1567—1573），明朝政府就开始取消“海禁”，而如此一来，也就从根本上促进了明代海上贸易的繁荣和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延续了长达二百年的明朝海禁，致使中国的国门也就因此大体关闭了二百年，它造成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停滞，可谓贻害无穷；但好在桑榆非晚，晚明经济、文化、科技的活跃无不得益于海禁的废止。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海禁政策的直接起因诚然是倭寇问题，但它的根本原因还是专制制度内在的封闭性决定的，因为专制者是不希望看到人民在国内外自由流动的，以免造成对其统治的威胁，或者直接造成人民、财富的流失——当然，元朝之所以出现汪大渊这样周游列国的民间航海旅行家，正是元朝开放海路的结果，但元朝制度及其统治者的心态显然不同于专制制度强化后的明清。
清朝也是一个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大帝国，加上它系异族统治，致使其对人民的防范更严格，其步明朝“海禁”的后尘也就可以理解了。在清朝初年，本来也是出于政治、军事原因（比如防止郑成功部的侵扰），清朝政府也一度实行禁海、迁海政策，直到平定台湾以后，康熙帝才解除了封海令。但是，由于专制统治的内在需要，满清政府便大力地消减了对外贸易的份额，只保留沿海的四个城市准许通商外国；而到了乾隆年间，干脆就只剩下“广东十三行”一处了（注意明朝海禁时一点门缝都没给民间开）——迫使清朝放弃闭关锁国政策的主要是源于外力，最终英法等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中国的门户。
闭关锁国的影响所及，于长远而言，它也就严重地禁锢了民间社会的活力、减少了中国与外界的各种联系，在导致对外贸易的萧条及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就为中国近代走向衰落形成了巨大的助推之力。
海洋对于一个近代国家的形成，实在是太重要了；而夺取制海权，也是一个近代甚至现代强国所必由的要求。然而，中国由于相对的臃肿及封闭，尤其是政治上的顽固专制，终于丧失了几乎一切进步和继续成长的机会。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日本在德川幕府时代也成为一个半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因此也出现了“闭关锁国”的需要。在德川幕府时代，自1600年以后大约两个半世纪里，除了偶尔有一小部分中国人和荷兰人在长崎从事贸易外，幕府规定外国人一律不准进入日本；日本人也不准出国，否则将要被处以死刑。“也没有建造可以用于海外航行的船只。直到1854年这些法律都得到了严格的执行。对日本人来说，割断了与外界的广泛联系，日本即是整个世界。”【5】
可见专制只在乎稳定，而不在乎什么效率。由于中国是一个体量巨大、专制传统深入的国家，因此在近代的危机面前，更不容易调整好自己，也更容易迷失方向。
【3】《明太祖实录》卷七十
【4】《嘉靖东南平倭通录》
【5】《哈佛日本文明简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