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打开电视看到电影频道正在放一部老电影，根据路遥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人生》。小说和电影一样用了个意义很大很宽泛的名。其实也就反映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中国刚刚改革开放那会儿，陕西黄土高坡一个叫高加林的小人物的情感纠葛以及他与黄土地离离合合的人生故事。不过只要是人，自然会有与别个不同的人生。而众多小人物的命运又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特点。
电影看得兴犹未尽，作为故事背景的那片黄土地，那些八十年代初小县城特有的布景，引起我这个“过来人”的诸多感喟，我忍不住又在网上搜寻到路遥的同名小说，在线一口气把它读完了。一天之内又是电影，又是小说，且一鼓作气静心做完两件事，这是我很久没有的放纵。掩卷静思，觉得小说不及电影好看。电影里的男主角扮演者是我曾经比较喜欢的影星周里京。电影之所以吸引我，主要还是电影里不时散发出的那个年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有的味道。情节其实比较简单，是那个年代天天在身边发生的故事。小说尽管获得过81-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里边的人物也避免了之前小说中的脸谱化倾向。但无论如何我对文字是越来越挑剔了。我对小说里边大段的说教感到乏味，人物的对话也觉得缺乏个性。归根到底，这部小说并不是很配我的胃口。
写这篇随感的目的倒并不在于想评论已故名作家的作品本身。我只是想到了自己已经走过的大半生的道路，想借这名头说点自己的真实的想法，发点自己想发的感慨而已。
按说我应该比高加林小那么几岁。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路遥的小说已经获奖两三年。但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特有的经济制度和生存方式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城镇居民户口和农业户口的差别是那么明显！身份和地位的差距把人们抛向截然不同的人生轨道。也难怪高加林高中毕业一门心思迷恋民办教师这个职位，当民办教师被人顶了包，他又不甘心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在地里刨食，一心想进城谋个差事。然后机遇来了，他进了县城，当上了县报通讯员，吃上了商品粮。随着身份的变更他就跟大字不识一萝的巧珍分了手。不怪高加林无情，实在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形成等级观念，身份的差距会使得人生的命运冰雪两重天。那个年代有多少年轻人随着身份地位的改变做了陈世美而被人诟病，仔细想来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民办教师是那个年代特有的产物。农村里教学资源匮乏。书读到中学毕业就算个文化人了。那些根正苗红，父母在大队里，公社里有点来头的年轻人就有可能被推荐到村校里做民办教师。虽然户口没迁，农忙季节照样还得下地干活，但每个月几块钱的基本工资对于缺乏钱路的农村人来说也足够令人羡慕煞的。何况教书期间可以免去日晒雨淋之苦。因此，民办教师俨然成了一种美差。我书读到初中毕业见到的老师基本属于民办的，像我父母这种有正式编制的公办教师在农村也是稀罕物。
民办教师随着资历的提升，达到一定教龄之后，如若能够拿到转正指标，就能转正成为正式的公办教师，那就是真正放下裤管，脱离泥巴的教书先生了。这也是众多民办教师竞争奋斗的目标。《人生》中的高加林无疑也做过相同的梦。八十年代中后期，国家对中小学民办教师出台了一个优惠政策，可以通过考试以相对较低的分数线录取到师范学校读书，毕业之后享有其他中师毕业生同等的待遇。所以到九零年代之后。随着大批的大中专毕业生加入师资队伍，民办教师们或转正，或考学，或辞退。“民办教师”这个专有名词也就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 拼爹”这个词似乎出现于现今的网络时代，不过“拼爹”的事倒是古来有之，前赴后继。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拥有一个居民户口就意味着拥有一个不太容易摔坏的饭碗，可以享受到政府补贴的各种票证：粮票、布票、煤饼票、豆制品票等等，不一而足。孩子成人之后还可以进城招工，继续吃商品粮。很多人削尖脑袋，挖空心思其实就是为了拼得一个户口。小孩子的户口一般是随娘的。母亲是居民户口，孩子的户口也就不成问题，从这一点来看，那个特定的时代更应该“拼妈”才对。但拥有城镇居民户口的女性一般都不肯嫁给泥腿子农民，所以路遥在《人生》中真实地反映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年轻人的恋爱观。高加林务农的时候不可能跟城里的姑娘恋爱，同样的他一旦失去工作重新回到农村，也就意味着他跟城市姑娘黄亚萍恋爱关系的结束。
农村青年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不外乎几种方法。首先当然是考取大中专院校，升学是获取城市户口最主要的办法。那个时候高考制度刚刚恢复，高校相对较少。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落榜学生一考再考，到处都开办高考复习班，收纳重考生，是那个年代特有的景观。有的考生考了六七年的高考才考到一个普通师范类院校也并不希奇。一旦考中，仿佛鲤鱼跃过了龙门，不仅全家人脸上有光，整个村子都会敲锣打鼓地庆贺。
还有一条路可真是“拼爹”了，那就是“顶职”。有一段时间政府规定，有固定工作的父母一旦退休，子女可以在同一行业顶替父母的职业。那个时候公办教师或小工人娶农村老婆是常有的事。所以一旦父亲退休，适龄的子女中有一个是可以顶替父亲的公职的。但一家之中常常有几个孩子，可以顶职成为居民户口的却只有一个。这种情况下能顶职的那个孩子常常被兄弟姐妹认作是最幸运的一个，自然应该多担负一点家庭的责任。因为顶职的人选问题闹到兄弟姐妹反目的也不在少数。由于只能在同一系统内顶职，老教师退休之后，子女往往胜任不了相同的教育岗位，所以顶职人员常常被安排到学校的食堂做工友。现在想来这种工作安排似乎有点滑稽的成分。我父亲的一个同事的女儿就顶职到了我高中的食堂里烧开水。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人的生活条件逐渐得到改观。大批的农业人口开始涌向城市打工，赚钱的路子渐渐宽泛起来。上世纪九零年代，诸暨市政府出台一项奇怪的政策：居民户口可以用钱购买。乡镇居民户口一万五一个，县城居民户口两万一个。我的两个亲戚就是在那个时候花了一家老小多年的积蓄好不容易买到了户口。可谁又想到仅仅几年之后，户口的差别居然颠倒了过来。大批城区的工人开始下岗，没有田，没有地，没有工作，一切从零开始自谋职业。而农村户口却因为经济搞活变得越来越吃香。
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特色。一部老电影让我产生了很多回忆。随便发点感慨，权当自己回了一趟久违的老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