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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巴黎读书的时候，住在拉丁区一家寄宿公寓里，这里通常整洁，安静，文明，几乎没听说过丑闻。女主人是位和蔼的太太，就是有点守旧，要求我们都行为端正，她向来是极为在乎公寓的名声的。房客来来去去，一年中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人都住在这里，有的住了不到一个礼拜，有的住了不止四年。太太的丈夫很早就去世了，我去那里的时候她的儿女早已长大，听说儿子去了美国，女儿嫁到了布列塔尼一户不错的人家。她守寡后改回了娘家姓，我们都叫她卡塞尔太太。
太太一向细致入微，做事认真，于己严苛，于人也并不宽容，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她却收留了威瑟斯彭先生做房客，他大概是在这里住的最久的房客，因为每个我认识的人都告诉我，他刚来到这里时，最让他感到不舒服的就是威瑟斯彭先生了，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讨厌起威瑟斯彭先生来，也包括我，最终我们得到一致结论，那就是卡塞尔太太容许威瑟斯彭先生在这幢可爱的房子里住下去，不是出于怜悯，就是因为某个来自过去的巨大人情。
卡塞尔太太的公寓有四楼，其中二楼和三楼的房间全部租出去了，四楼空间不大，主要放一些大物件和常年不用的家什，威瑟斯彭先生的房间就在三楼靠西的正对着走廊的那一间。每个人第一次走上这里的走廊都会吃上小小的一惊，因为当他们走进走廊的深处时，很难不注意到最里边那扇门上挂着的明晃晃的大牌子，上面用公正的法语写着“闲人勿扰”，就这样，许多还没见过威瑟斯彭先生一面的人就已经被这块牌子吓退了，心里想象着阴森板直的门背后住着的是一头什么样与世隔绝的野兽。我就住在威瑟斯彭先生房间的正下方，楼上发生什么动静也就听得一清二楚。
威瑟斯彭将近六十岁了，个子不高，但瘦骨嶙峋，“简洁”的头顶只剩几根又长又软的白色头发，好像跪倒的芦苇，红润的额头上能瞅见几条蓝色的血管。他手指修长，和额头一样也很红润，上面像撒了一层细细的面粉。他的五官中规中矩，让人想起德国人口中的“市民”，第一眼看上去很难给你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但也并不招人厌烦，事实上，如果这张脸长在另一个人身上，或许还要令人高兴一些呢。有人说他是瑞士人，也有人说他是宾夕法尼亚人，还有人说他是阿尔萨斯人，他从没告诉过别人自己来自哪里，甚至连卡塞尔太太也不知道。他与我们进行着有限的来往，平时出门时打个照面，我才有机会见到他向我投来冷冷的一眼，好像我是个来自东欧的流亡者，在不怀好意地计划着偷他的钱包，经过几次这样的友好交流，大家也就习惯了威瑟斯彭先生独特的打招呼习惯，大概在他心里，这种方式和“早安”之类的问候没什么不同，如果有也只是更加诚实一点。
除了早上偶尔碰面以外，威瑟斯彭先生出现在我的视野中就是早餐时刻了，他大多时候都不动声色地埋头吃饭，看起来心不在焉，房客们客套性地评论时局，谈论天气，但很少有人在一个话题上过于深入，因为大家心里都默认早餐时间是个适宜平和而简短的对话的时刻，太过严肃的话题就像一剂味道浓郁的草药，会毁掉安静清晨的蜂鸣。很可惜威瑟斯彭先生从未意识到这一点，偏偏在一些争议巨大的话题上，他突然来了兴致，跳出来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他像企鹅一般挺直后背，手上的刀叉竖起来朝向天花板，他用流利的法语大声说话，到动情处还夹杂了几句德语，他的话与其说是对前面参与者的建议和评论，倒不如说是声讨和宣告。那些话放在官方报纸，宣言和公开讲话上都让人挑不出毛病，处处体现着一个合格公民的素质和价值观，但他们却被这样随意地抛洒在餐桌上，被一群随意的普通人随意地听进耳去。听完这一通说教，我们都默默低下头吃饭，只剩下窗外知更鸟的啼鸣和前一个人错愕的表情挂在空中。刚来时面对这种情形我还时常感到尴尬不已，到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
正如门上的牌子所言，威瑟斯彭先生是个很重视隐私的人，这么长时间我也只是观察到他大致的作息，却对他在做什么，甚至他有什么工作，从哪里来的都一无所知。每天早上我都准时被楼上叮咚的响声吵醒，那是他在洗漱，有时会在下午出去，晚上八点准时回来，然后有力地走上三楼，就像是一曲奏乐，在向整个屋子里的人强调自己的存在，这阵喧闹就像投入湖中的一粒石子，泛起层层涟漪，最终归结于砰的一声关门，余波才开始慢慢散尽。我最接近他生活的一次是在清晨，为了赶去上塞纳我一大早就起来了，先到卡塞尔太太那里安顿了几件事情，下楼的时候正好看见走廊最里面的房门开了一条缝隙，那正是威瑟斯彭先生的房间。属于黎明的几缕猩红的阳光在地板上抖动，我几乎能看见从咖啡杯里冒出的热气飘过缝隙，不过最令人惊讶的大概是从里面传出来雄浑的男声，那是威瑟斯彭先生在大声朗诵席勒的诗“她美丽的眼睛看着我，流露出的却是对另一个人的爱”，还是餐桌上那种德语，浓烈的喉音弥漫在走廊上，他像是在故意为之。他的身影闪过缝隙，可能是发现了我，因为房门马上被砰的关上了。我走下楼去。
那段日子里房子还住着一位和母亲一起来的年轻小姐，跟我差不多大，我对她曾有几分短暂的好感，当我告诉她这件事时，她哈哈大笑，随口就给老先生起了一个外号：“读诗的威尔汉姆”。不久我就听到整幢房子的人都在背地里叫他“读诗的威尔汉姆”，我觉得好笑，外加一丝微不足道的后悔，而且自此之后大家也不管他究竟是哪里来的了，在心里默认了他德国人的身份。
我推测威瑟斯彭先生靠文章谋生，或许是为报纸写社论，别的房客对我说，直到深夜，威瑟斯彭的房间还亮着灯光，他把自己封闭在哲理与诗句的海洋里，我仿佛看见他戴着眼镜伏在案头读书写字，脸几乎要贴在纸上。总而言之，在我的想象中，他过的是一种单调的生活，即使他的生活中出现一丝起伏，那也只会是精神层面的冒险。
后来住进一个叫艾格妮丝的女人，我还能勉强记起第一眼看到她的样子，她穿着过时的红色呢子外套，头上是一顶紫色的软帽，头发没染过，是天生的棕黑色，能看出上了些妆，但并不浓艳，刚好足够遮住脸上的皱纹和雀斑，当然是出于生活的折磨和年龄的增长，那也是一张普通的脸，也许年轻时还要再俊俏一点，但也仅此而已了，她是个寻常的房客，不会在这幢房子里激起一丝波澜。我很快听说她是意大利人，那时我正打算夏天到意大利旅行，于是找了个合适的时机问她愿不愿意教我意大利语，我告诉她自己愿意付一些学费，她马上答应下来，看起来很高兴能多一笔收入。于是每天下午里的一个小时我就在她的房间里上意大利语课，她讲课很随意，很多英国人和德国人教授时喜欢引用本国有代表性的诗歌，仔细揣摩的话里面往往还有一点自得的意味，但艾格妮丝从没有谈过一星半点有关文学的话题，她对这些事物不感兴趣，也不是每个住在拉丁区的人都是作家和画家吧。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个多月，我对艾格妮丝有了些了解。据我所知，她并不富裕，而且已经独自生活了很多年，没有过孩子，靠着一个亲戚接济在巴黎生活，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工作，她不年轻了，不受雇主欢迎，这是一个应该坐在家里教育孩子，礼拜天准时去弥撒的年纪。不过艾格妮丝说她也有自己的兴趣，她告诉我她晚上会去一家俱乐部跳舞，有那么一瞬间我在猜测这是不是邀请，但我看出她更想要的是保留自己的这一点私人空间，作为一种面对艰难生活的麻醉，她的确没有邀请我一起去，我也不想要，对我来说，这样的关系正好合适，和近邻之间任何更加亲近的距离都让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我们就这样维持着平淡的友谊，在我眼里，她只是我的意大利语老师。
有一天下午我在房间里准备好要去上课时，突然响起一阵微弱的敲门声，打开门我看见艾格妮丝站在门口，一脸憔悴，头发也没有梳过，几缕干枯的黑发垂在脸颊旁，我甚至能看到她脸上隐约的泪痕，在淡淡的粉状上划开一道口子，露出里面的皱纹抽搐着。我惊讶地问她怎么了，她只是告诉我今天不舒服，课停一节。然后转身就走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能关上门坐在椅子里。过了一阵儿，我突然想要冲出去敲响她房间的门，或许这是一种必要的礼节，想了一会儿后还是觉得等艾格妮丝平静下来再去问也不迟。晚饭后我找到艾格妮丝，她看起来还是很疲惫，承受着巨大的打击，但已经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了。她说话时，嗓音轻轻颤动：
“卡塞尔太太不让我在这儿住下去了，恐怕我明天就得离开。”
我在等待她继续解释下去，但她似乎需要一些鼓励，她像一只无助的小狗盯着一侧的墙面。
“发生什么事了？”我尽量温柔。
“威瑟斯彭找到卡塞尔太太，说我晚上到外面做些糟糕的事情，会败坏这里的名声，他说我应该住到贫民窟里去，和堕落的女人住到一起，他说那才是我的家。”她说话的声音可怜极了。
我被这句话说的不知所措，一股愤怒突然占据了我的心，我感到一阵血气上涌，我猜那时我的整张脸都是通红的。
我什么也没说，头脑中构思着安慰和同情的词语。她接着抬起头，盯着我的眼睛说：“你不会也怀疑我吧。”这句话的杀伤力简直无与伦比，几乎把我当时还年轻得近乎幼稚的头脑推到了冲动的边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