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寻找文字传奇的旅程
2. 文明与文字的思辨
十年前，我们曾精心策划并践行世界文明探索游。以当年的认知，规划行程只能从四大文明古国起步，从最古老的文明发祥地开始。理所当然，将拥有“上下五千年”绵长历史的古代中国作为研学旅行第一站，视为世界游前的热身，并鬼使神差地定位在盘庚迁殷后的商代殷墟。
2010年冬季，当我们乘坐高铁，风尘仆仆赶到河南安阳，面对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和世界文化遗产标志的巨石，不仅知晓了殷商文明的历史迄今只有3500年且不足五千，而且有幸亲眼目睹了中国最古老的成熟文字！
多年来，国人中广泛流传着“四大文明古国”，即古代中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和古印度的概念。“四大”肇始于梁启超先生1900年写作的长诗《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历经长期流传后，梁老师的长诗渐渐演变成中国人的常识。然而，从学术角度来看，学者们一般认为应该有五个重要的文明中心，除了四大文明古国，还有一个就是以克里特为代表的爱琴文明，也叫爱琴海文明，它既是希腊文明的前身，也是西方文明的源头。所以按照文明发祥地判断，人类文明中心应该是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流域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黄河流域华夏文明，再加上爱琴海古希腊文明。
位居“20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和最受欢迎的世界史启蒙书《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的作者，美国加州大学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在书中写道：“如果我们认同美索不达米亚出现文明的日期是在约公元前3500年前后，那么其他各地区出现文明的大致日期就应该分别为：埃及文明起源于公元前3000年，印度河流域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2500年，中国黄河流域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1500年……”，而起于克里特岛，后来又转移到伯罗奔尼萨半岛迈锡尼的古希腊爱琴海文明，则起于约公元前1700年。
令人惊讶的是，除了爱琴海文明之外，这些流域基本上都与美索不达米亚类似为“两河之间的地方”（如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印度河与恒河、黄河与长江，就连尼罗河，其上游也是黑、白两条尼罗河汇成）。河水泛滥形成的冲积平原，非常有利于文明的诞生。更令人称奇的，文明流域的中心地带和爱琴海希腊，大都分布在北纬38度附近（图中红线所示）。
斯老师已于2004年离开人间，但他提出的“文明中心”（四个流域文明和一个海洋文明）仍在继续发酵和传播。依照文明发祥的时间排列，五大古文明的先后顺序应该是：
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约5500年前）→古埃及尼罗河流域（约5000年前）→古印度河流域（约4500年前）→古希腊爱琴海（约3700年前）→古代中国黄河流域（约3500年前）。
这就彻底颠覆了我们对文明古国的认知！
同为古稀之年的中国历史文化学者、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以一人之力撰写完成了鸿篇巨著《易中天中华史》。易老师对古代文明脉络的梳理，基本沿袭了斯老师的研判。在回答读者对中华文明的时间长短疑问时，他说道：“上下五千年，是文化；三千七百年，是文明。”
姑且不论3500或3700的误差，想要解释关于文明发祥时间的判断，值得我们按下对文明古国探究的“暂停键”，以一段简洁的思辨和一段旅途中看到、听见的历史故事，让目光从文明重新聚焦回到文字。
需要引起思辨的首先还是“文明”。
文明一词的定义，在世界各国出版辞书中的解释不尽相同。这里所说的文明（Civilization），可以理解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状态，以及到达这一状态的过程。大体而言，一个文明的形成至少要具备如下几个条件：如国家的出现、城市的产生、金属冶炼和工具的普及，以及文字文献的形成。虽然学术界各门各派对文明的定义尚存分歧，但是，所有研究都不约而同把“文字”列入了判定标准。
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
法国著名史学大师布罗代尔认为：“文明和文化之间区别的最明显的外部标志，无疑就是存在和不存在城市”。布老师的意思很清楚：有城市的地方就是文明，无城市的地方就是文化。易老师则认为：“文明的标志是国家，国家的标志才是城市，这是国际学术界的共识。”而根据共识性的直觉推测，文明所有的要素（国家、城市、金属冶炼、文字，或许还可以加上农业技术等等），似乎只有文字，才是文明最重要的标志，才能够对“文明”做出有效的“裁判”。
人类文明的发源肇始，不一定非要有文字不可。可是文明要能积累，要能加速变化，要能进入成熟的阶段立足于世界，就必须要靠文字。正如英国科学家、著名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在《最初的文明》里一再强调的那样：在“文明”的诸多标准里，文字是最重要的也是必须的标准。
依照考古学和历史学的一般研究方法，探究一个文明是否存在，切实的证据主要靠文物和历史文献。举一个较常见也是目前争议较大的例子——夏文明。司马迁老先生在他撰著的“历史文献”《史记》中，用《卷二·夏本纪第二》记述了夏朝的历史，这个王朝至今没有发现古文字记录，更没有当期文字资料流传后世，司马老师却言之凿凿地写到：夏朝的开国古帝为“大禹治水”的禹。禹的出生世系清晰，政绩主要是治水。其后继位的皇帝为其子夏启，再后是太康、少康……。历史文献记录的，究竟是神话？是传说？还是真的史实？史学界至今还存在着争议。太史公撰写《史记》之际，距离夏朝已有一两千年，我们真的就可以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相信他所说的全部都是历史的真实？
接着以上“三千七百年文明”的严谨往下讲。因为三千七百年的典故出自二里头，易老师继续说道：“据最新的碳14测定（一种科学测量文物年代的方法），二里头文化一期年代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所以是三千七百年”。易老师相信，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将最早中国的起始时间，从斯老师的3500年前为起点，提早到了3700年前为起点，从而重新确立了中华文明的信史。所谓信史，指的是人类使用同期文字记载下来的历史，是翔实可信的史书。与信史对应的史前史，则混杂着诸多神话或传说。
我们已知道，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考古界开启了一项非常浩大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由著名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带队进行了为期五年的断代考察研究，但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之后，最终也只确定了周朝各王的精确年代，商朝盘庚以后的年代大体可定，但盘庚之前的早商时代却无法准确考证，夏朝更是依然深处于迷雾之中。
我们也看到，偃师商城博物馆目前已经把二里头文物正式陈列在“夏都斟鄩”馆内（另一馆为“商都西亳”），但这个文明遗址确实就是夏王朝吗？
2013年，我们曾专程跑到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去考察“华夏第一王都”，即布老师所言的文明标志“城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里头遗址考古队队长许宏博士说：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最早的紫禁城、中国最早的“井”字形大道即城市主干道网、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中国最早的车辙、中国最早的官营手工作坊区、中国最早的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等大量珍贵的“文物”。
但是，很遗憾，除了文物，二里头并没有发现任何经考古发现并释读出来的古文字证实它的文明归属：究竟是《史记》所言的夏？还是商？抑或是更古老的五帝时代？
当有记者问许宏博士：你相信夏王朝存在过吗？身为“夏都”考古队长的许老师却踟蹰不安地回答道：“我只能说我不知道。到目前为止，这是个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的问题。”不能证实也无法证伪，当然会引来争议。
至此，我们不得不把探究的目的地转移到小亚细亚安纳托里亚高原，为各位讲讲在土耳其看见和听到的、既有传说又是真实的故事，一个用文字来证实或证伪的考古研究，用来说明历史文献、文物和文字之间的微妙关系。
故事发生在特洛伊——人们耳熟能详的“木马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