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尧帝的贡献

尧帝如同黄帝一样，十分重视历法研究。因为历法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的第一前提即农业生产，必须首先解决吃饭的问题；同时历法又关乎防灾减灾的成败，必须解决好平安生活的问题。司马迁记述，尧帝立位后，“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即命令羲氏、和氏，恭敬地顺从苍天气象变化的规律，以历数之法推算日月星辰运行对民生尤其是农业生产的影响，总结归纳形成历法，恭敬而神圣地把历法演进的情况告知百姓。孔安国认为羲氏与和氏均为重黎之后人，世代负责观察天地变化之官。而重黎又恰恰分别是南正重、北正黎两个人；《吕刑传》一书则认为重即羲，黎即和，二人虽分别为氏族，但均出自重黎。圣人不独治，必须有贤者相辅，于是任命天地之官，正如《周礼》明确天官卿、地官卿也。尧帝命主理东方的官羲仲居于郁夷之地，又称为旸谷。孔安国认为日出于旸谷；《淮南子》则记载“日出汤谷，浴于咸池”。有学者认为郁夷就是嵎夷，指青州，本为日所出处，名为阳明之谷。羲仲“敬道日出，便程东作”。即恭敬地引导百姓按照东方日出安排农事，以便于如期春耕。

司马迁分别对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分别做了描述。称“日中，星鸟，以殷中春。其民析，鸟兽字微”。即说春分之日，鸟星即南方朱雀七宿出现在正南方，恰好可以确定此时为仲春的节气。此时老百姓都要分散开来，不误农时地从事农业生产；鸟兽开始微妙地进行交尾或乳化幼崽。星宿的位置变化喻示着节气天候的变化，节气天候的变化给人们的农业生产发出了信号，也给鸟兽的存在状态带来诸多变化。春分就是一幅人与自然万象协和、欣欣向荣的山水画。南方朱雀七宿包括：井、鬼、柳、星、张、翼、轸星。

尧帝重申并命令羲叔居于南交之地，使百姓便于如期开展耕作；敬行其教导，以达到农事之功。司马迁称“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其民因，鸟兽希革”。即说夏至之日，白天最长，火星作为东方苍龙七宿之中星将出现在正南方，恰可以此确定仲夏的节气。此时百姓中的老弱者帮助在田之丁壮者尽力耕作；鸟兽开始换上稀疏而崭新的羽毛。此时是生长的季节，通常也是农业生产繁忙的时节，所以老人们、病弱者也都要到田间地头去，帮助丁壮者从事农业生产。鸟兽也在不失时机地生长，悄悄地换上健美的羽毛，准备迎接和适应新的气候变化。夏至就是一副忙忙碌碌但充满着生长之快乐的图画。东方苍龙七宿包括：角、亢、氐、房、心、尾、箕星。

尧帝重申并命令和仲居于西土即陇西一带，称为昧谷；恭敬地引导日入的时间，以便于百姓在西方的收成。昧谷即指日落于谷而天下冥暗；和仲为主理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司马迁称“夜中，星虚，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鸟兽毛毨”。即说秋分之日，昼与夜时长相当，虚星作为北方玄武七宿之中星将出现在正南方，恰可以此确定仲秋的节气。此时老百姓平安快乐，鸟兽又开始更新羽毛。秋天是收获的时节，气候渐凉但并不寒冷，最宜于人的生活，所以百姓们面对近一年劳作的成果，自然要表现出平安而快乐的情态。鸟兽羽毛又有新的变化，色泽鲜亮，十分丰满。秋分就是一幅人们经历辛勤的劳动，心理踏实而平和、尽享丰收果实的图画。北方玄武七宿包括：斗、牛、女、虚、危、室、壁星。

尧帝重申并命令和叔居于北方，称幽都。以便于百姓如期储备过冬的粮食等物资。“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燠，鸟兽氄毛”。即说冬至之日，白天最短，昴星作为西方白虎七宿之中星将出现在正南方，恰可以此确定仲冬的节气。此时老百姓纷纷采取措施取暖，鸟兽们生出细软的羽毛以抵御严寒。冬天往往是最寒冷、最难以生存的时节，但赖有秋天的收获，人们有一定的物质储备来战胜严寒，度过这个冰封雪飘的时节。冬至恰是一幅人们在冰封雪盖之时，抵抗严寒、张显生命之顽强的图画。西方白虎七宿包括：奎、娄、胃、昴、毕、觜、参星。

这四个重要节点确定之后，农时甚至人们生活的节奏也就基本上可以明确下来了，农业生产就可以有序而不误时地开展起来。与四时相对应，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都可以提前做出安排。尧帝在每个节点的变化过程中，都要派出专门的官员分别到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地域，去监督检查百姓生产生活的情况。“信饬百官，众功皆兴”。即说尧帝申明并饬令百官，使得各方面的功业得以兴盛起来。司马迁在对四大节点的记述中，总是围绕着人们的生产生活进行，同时把自然界动物类的变化概括出来；这客观地反映了尧帝对百姓生产生活的重视，以及对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视。根据司马迁的记述，尧帝那时就已把每年的时长确定为三百六十六天，并创设了闰月的方法，以此来校正每年四时的长短差异。这是我们华夏民族值得骄傲的伟大成就，充分显示了祖先的聪明智慧，展示了我国农业生产与历法研究方面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在根本没有科技手段的情况下，对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掌握到这种程度，实在令后人赞叹。

(4)“三不用”原则——尧用人的独到之处

尧帝考虑继承人问题十分慎重，颇具独到之处。他曾问属下：“谁可顺此事？”即问谁能继承我的帝位，继续推进我的事业呢？一个叫放齐的大臣说：“嗣子丹朱开明。”即说您的儿子丹朱思想开通而明达，可以继位啊。据《帝王纪》一书记载，尧帝娶来了散宜氏之女，此女名叫女皇，为尧帝生下了儿子丹朱。据《荆州记》一书记载，丹水县是尧帝之子丹朱的封地。而《括地志》一书记载，丹水故城位于邓州内乡县西南一百三十里处。尧帝对大臣放齐的建议反驳道：“吁，顽凶，不用。”即说唉，这小子顽劣奸诈好争讼，不可重用。这是从丹朱为人的品性方面来否定他的继位权。知子莫如父，尧帝对其子的认知自应深于他人；如果丹朱品性未达到那种程度，尧帝断不会作出这种拒绝。放齐之言很显然有讨好尧帝、取悦丹朱的成分，而不是从接班人的应有素质来考虑的；他没有想到这种建议却被尧帝否定了。

尧帝又问：“谁可者？”即问还有谁是可以继位的人呢？一个叫驩兜的大臣说：“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即说共工其人能聚集众人又有人缘，颇有功劳，他可以继承帝位。这里的共工不是人名，而是水官的称谓。尧帝对驩兜之言反驳道：“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即说共工这个人，善于辞令，但其心术不正，貌似恭敬却恶行漫天，不可重用。这是从共工为人处事虚伪邪僻的本性来否定他的继位权。而驩兜之言显然只是从共工的人缘和功劳出发，没有考虑其本性虚伪的问题。真诚而不虚伪，正道而不邪僻，这是尧帝对接班人的基本要求之一；显然驩兜却没有把握这一点。能够赚取人缘并建立功劳，并不意味着他具有美好的品质，更不意味着他具有正确的价值取向；所以绝不能盲目地单纯地把人缘与功劳作为用人的标准。

此时尧帝想到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即洪水的治理问题。他问道：“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即说唉，四方的诸侯啊，现在洪水滔天，浩浩荡荡，淹没了丘陵包围了高山，老百姓深以为忧，有谁能使洪水得到治理呢？孔安国认为此处的四岳就是指上文的羲和、羲叔、和仲、和叔等四人，他们是分别掌管四岳之诸侯。尧帝突然提出这个重要的问题，意在从中选拔一个德才兼备堪当大任的人。诸侯都说“鲧可”。即说鲧能完成这个重大的使命。鲧就是禹的父亲。尧帝却反驳道：“鲧负命毁族，不可。”即说鲧这个人刚愎自用，抗命不遵，残忍地毁败善类，不可重用。这是从鲧凶狠不驯无善行方面来否定他。可是四岳之大臣都说：“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即说再没有谁了，您可以试试看，如其不可用就不用罢了。在四岳等诸侯的建议下，尧帝使用了鲧，让他去担负治理洪水的重大使命。但鲧治水九年而不成，水害不息。事实证明，一个负命毁族的人是不能担负起这个重任的；四岳之诸侯提出试用的问题，说明他们对鲧抱有很大希望；但正是这种看不清其本性的试用，误了尧帝的事业，也断送了鲧的性命。

在全部对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尧帝在确定继位者与用人上，有一个“三不用”的原则。即凶顽者，不用；能言善辨却表里不一者，即使人缘再好、功劳再大，不用；刚愎自用肆意枉为且无善行者，不用。尽管他在四岳等大臣的劝说下，起用了并不看好的鲧，但鲧并不符合其用人标准，鲧的结局可想而知。最令人起敬的是尧帝的儿子丹朱虽受到大臣放齐的推荐，但仍被尧帝果断地否定了。原因很简单：丹朱凶顽。换句话说丹朱顽劣无度，不行仁义、不讲信誉。作为一个帝王，胸怀天下毫无自私自利之心，能把自己的儿子排除在继位者之外，实属难能可贵。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尧帝似乎已经意识到了选拔一个全面过得硬的接班人的极其重要性，他要把天下交给一个能够以其善心善行担得起天下的人，这个人不必要属于他个人的子嗣。可见仁义在尧帝时就已作为用人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标准。我们现在讲德才兼备是用人的标准，其实就客观地内含着“仁义”的基本要求，只不过更多地赋予它以新的时代意义而已。与人为善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任何放弃与人为善者，都不会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必将走向与人为敌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