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时常想起一个人，他叫潘柳成，是个瘦弱的木匠，应该不到一米六，体重最多一百斤出头。潘柳成是个装修工人，工种是木工，跟着一个小包工头给四季青桥那边一个部队单位装修宿舍楼。2008年，我们在四环边上有了一套小小的旧房，三胖童鞋转弯抹角找到了他这个在京干活的包工头老乡，安排了潘柳成做我们的工长，其他人就按需要从工地抽派，人手宽裕的时候就多派几个，人手少就少派或者不派，大多数时候，人手都是不太够的，于是工期就被拖了很长时间，潘柳成除了做木工还要充当其他工种干活。装修模式约定好是“清包”，就是施工方只负责出劳动力和必要的工具，我们负责买所有的材料，大到两米见方的杉木板，几十袋的沙子、水泥、腻子，小到气钉枪的钉子，玻璃胶的胶枪。那时我和三胖同学还年轻，一腔热血，一股蛮劲，囊中经费有限，胸中却很自信，不时产生各种靠谱的不靠谱的想法，潘柳成很不幸的落到我们手里，而我们很幸运遇到了潘柳成。

大约冥冥中真有宿命，潘柳成的名字里有个木，他是天生要做木匠的。在一个不靠谱设计师几句话的误导下，我们决定在阳台两个梯形拐角做两处木工，一边打一个通体书柜连书桌，一边打一个底柜。没有设计图，我们全靠想象，口说加比划的讲给潘柳成，潘柳成凝视那个破角落半天，终于点点头，蔫蔫的说他知道该怎么做了。打家具的材料是杉木指接板，上面刷清漆，是我想要的原木风（哈，原木风，看到这几个字就想笑）。我们选好了一块板材，从木材市场用我们的小福克斯拉回家，因为板材太大电梯放不下，三胖和潘柳成一路硬抗到九楼，真真的汗流浃背，那大概是我见过的三胖童鞋这辈子流汗最多的一次。潘柳成住在了我们的房子里，睡在一张从老公单位拖过来的折叠硬板床，也不铺褥子，日夜赶工，有时干到晚上九十点，二十天后，两米多高的书柜加书桌，完美地嵌入了阳台的角落里。后来我真正搬进来以后才发现，不管是地柜，书桌，还是书柜，浴室柜，每个手肘会触及的边缘他都打磨出弧线，漆上的也很细。

装修期间还发生一些很搞笑的事情。因为正值奥运会，市政查的很严，有一次有几袋装修垃圾没有及时运走，又不值得专门请卡车过来（卡车进来一趟很费事），物业接连催促，我们决定偷偷放到附近一个大型工地去，提前打探好了路线，我们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出发了，老公负责开车，潘柳成负责卸车，我负责放风，分工很明确，最后一袋垃圾还没放到地上，忽然听见远处有人拿着电筒喊话，潘柳成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速度仍下垃圾跳上车，老公一脚油门，我们狼狈逃离现场。还有一次，我和老公突发奇想，想在入门的地方砌一个半截墙，再在上面镶一个中式木雕，做出一个古香古色的玄关，我们在网上查阅了各种图片后信心满满，先是跑到十八里店仿古街买了个木雕挂件，然后就把图片和挂件交给潘柳成，他鼓捣了一个星期砌出一道墙，又把木雕弄上去，我俩看完效果相对无言，只好把木雕拆下来收好，那半截墙就永远留在那里，后来看着看着也就顺眼了。

装修到后期，家具陆续进来，潘柳成把他的小床搬到阳台上睡，后来我们真正在阳台他打制的书桌上看书玩电脑才明白，这种旧式的阳台冬冷夏热，噪音大灰尘多，除了晾衣服养花没有什么用途，还闹出了大冬天裹着棉被在阳台上网的笑话，不久就被我们当成杂物架了。

装修结束该算工钱了，我们很想多给潘柳成点钱，可是手头拮据，只在计算出工量的基础上有限加了一些，我们心里清楚有点亏待了他，算钱时很不好意思，三胖童鞋说会跟他的工头老乡打好招呼，多分他一些，潘柳成还是那样蔫蔫面面的，只小声提醒我们工人里有个是工头的亲戚，让我们别忘了给他多分点钱。他其实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但比我们更早的明白了这个世界的规则。

我们搬入了新家，从那以后再也没见过潘柳成。去年我们换了一个大房子，房子里的木工活都是厂家标准化定做，这次装修找的正规公司施工，很省心，再不需要自己蠢蠢的买木料现场打家具，再没有一个潘柳成陪着我们到处乱窜，抗水泥搬沙子，买木料，挑瓷砖，一起实现我们那些靠谱的不靠谱的想法。快十年过去了，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做了两次全麻手术，我以为我忘记了很多事情，可是和潘柳成相处的那些细节，却顽固的存储在我脑中某个地方。有一天无意和三胖童鞋说起当年的事情，我们都笑倒在床上，笑出了眼泪。大笑之后，我忽然很想念潘柳成，很想知道这些年他都怎么过的，收入怎么样？有了几个孩子？是不是还漂在北京？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有没有没清退？可是如果真的找到了他，可能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忽然明白，我为什么那么顽固地记住了潘柳成，因为良心的欠债是最难忘记的，哪怕只有一点点，却像一个钉子一样钉在心里，硬拔出去，会喷血。

这个冬天，我们住的这座城市，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们这些留下的人都感到良心不安，倍感寒意。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不管对未来画出了多么瑰丽的景象，制定了多么宏大的规划，喊出了多么雄壮的目标，如果亏欠了良心，失去了人性的关怀，就失去了该有的温度。

良心债，唯有良心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