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签名
每见围上来要求签名的“最年轻的艺术学生”，我总是感到委屈而失措：替他们委屈，替他们失措。我签，但即便是伦勃朗或毕加索此刻坐在正对面，我一定不会走上去要求签个名。我会目不转睛看他们，假如能够，我愿为他们捶背，洗脚，倒尿壶。齐白石说他甘愿给青藤八大磨墨理纸当走狗，绝对真心话。
关于羞于面对自己
只要有观众，我向来羞于走进张挂自己作品的展厅中去——不为什么，也不知为什么。多年前读到一篇关于马奈的回忆文字：他也竟羞于走近沙龙里自己的画幅跟前去，朋友拉他，他固执拒绝，停在远处。我知道，我岂能自比马奈，但是人同此心。幼年在体育场看见球手投中，满场叫好，那球手却总是埋首疾步跑开去，毫不理会周围的响动，而那神色又分明听见并知道周围的响动的。胡兰成对此自有他的说法，他似乎格外倾心于他的说法，他说：古人箭中靶心的一刻，每在心里叫声“惭愧!”为什么呢？因为此时是“在众人里看见了自己”。
关于发表作品配照片
我不愿谈论我自己。我的家不挂自己的照片、自己的画——不为什么，也没想过为什么。平时偶尔发表文字，编辑索要照片，我也不寄。不知起于何时，中国的书刊作兴发表一张以至一张以上的作者照片（十九彩色，彩色照片真难看）。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麻烦读者看自己？你怎么知道读者愿意看见你？可是好几位编辑语重心长劝过来：“随俗吧！这是读者的愿望。
”谁是读者？他们在哪里？就算真有读者坐在我跟前，我也不知如何“说说我自己”——人只要是坐下写文章，即便写的是天上的月亮，地上的蒿草，其实都在“谈自己”，而我是读到文章里出现太多的“我”字，便起反感，因我向来怕见进门坐下滔滔不绝大谈自己的人。
关于偶遇同名人
临了，陈丹青同志一定要我为她写句话，我就写：
丹青：你怎么也叫陈丹青？接着签了我的名。但随即我就后悔了：凭什么人家不能也叫陈丹青？我该这样写:丹青：我也名叫陈丹青。
关于徐悲鸿
中央美院的前身是“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名平实。其时“北平”不是京都，“国立”亦非“中央”之意，而“专科学校”自有专科的规矩——与我在纽约做了十几年近邻的金高先生，即在1948年入北平艺专，是个民国学生，1952年毕业，可就成了光荣的中央美院毕业生。日常闲谈，她说起美院五十多年前上课的情节：
原来金高那代学生的一年级教学，竟由徐悲鸿亲自任课，戴泽辅助。徐先生教大家怎样起稿、怎样观察、怎样校正修改、怎样收束一幅画，以至纸张铅笔之类工具用法，都在讲演之列。有位学生自作主张将炭黑涂满全纸，擦出石膏的亮部，徐先生进来，一声不响，亲手抹净，然后告诫全班信守步骤，不可胡来。学生若是出外写生，回校后，徐院长常会自己跑去宿舍看他们的画儿。
金高的夫君王济达，雕塑家，是1953年美院附中建校第一批学生，只见得徐悲鸿先生一面：“哎呀，当时那份儿崇敬啊！咱们这些孩子在礼堂里排成一溜，挨个儿走到徐先生跟前，鞠一躬。徐先生穿件白西装，坐那儿，朝我们笑笑，点点头，过了没几天，他就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