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冷的天穹分外深邃，绚烂的星辰渐次生辉，仿佛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将你从尘土上轻轻托起，那感觉妙不可言！不知是大地在你脚下缩小，还是你奇迹般地与星月交融了。

      四周越来越静，夜色越来越浓，天地之间仿佛绷着无形的琴弦，无论是小鸟呢喃，刺猬窸窣，还是人语窃窃，一如弦上弹奏的音符，清脆响亮。

      拉手风琴的声音，女人的笑声，军刀磕碰人行道的砖块声，激烈的狗吠声，这些都如同黄昏的落叶，微不足道。

      有时，深夜里还会传来醉鬼的喊叫声，急促的脚步声，这些都平常不过，不足为奇。

      外婆久久难以入眠，手枕在脑后，暗自兴奋，毫不关心我是否听她讲述。

      她总能道出优美的传说，为美丽的夜晚增辉添色。随着她娓娓道来，我也甜甜入梦了。清早，太阳直射我的脸庞，把我和鸟雀一同唤醒。早晨的空气慢慢变暖，缓缓流淌。轻盈的露珠从苹果树叶上悄悄抖落，温润的青草晶莹澄澈，如纱薄雾正从芳草地上袅袅升起。

      淡紫色的天空中，阳光慷慨地将温暖辐射开去，晴空渐渐湛蓝深远。云雀高高在上，呖呖鸣啭。这美妙的声色宛如汩汩清泉注入心田，让我静享恬淡的喜悦。我只想快快起身，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存。

      那是我一生中最宁静深思的时光，正是那个夏日，我树立了坚定的自信，我变得独来独往，孤僻离群了。奥夫相尼科夫家孩子的呼喊对我已不具诱惑，表哥们的来访只会让我担心花园里的乐土惨遭破坏，那可是我平生第一件独立完成的杰作。

      外公的话我是再也听不进去了，越来越枯燥乏味，牢骚不断。他开始动不动就和外婆吵架，还把她赶地出门，她只好去找雅科夫舅舅或米哈伊尔舅舅，常常一连几天不回家。外公自己做饭，烫到了手指就又吼又骂，摔盆砸碗，变得越来越不可理喻了。

      有时他到我的小窝里来，舒舒服服地往我的草皮宝座上一坐，盯着我久不开口，突然又冷不防地冒出一句：“你干吗不吭声？”

      “不干吗。”

      “你要知道，我们不是老爷，”他又摆出训话的架势教导我，“没有人教我们该怎么办，凡事都得自己学，书本是为别人写的，学校是为别人盖的，反正没我们的份，我们只有靠自己……”

      他想起心事来，一声不吭，像个哑巴，呆坐的样子有点可怕。

      那个秋天他把房子卖了。

      卖房前不久，在一次早餐桌上，他突然阴沉、坚决地对外婆宣布说：“孩子他妈，我养活你也够久的了，从现在开始，你自寻生路吧。”

      外婆听了这话，丝毫不为所动，仿佛她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她不紧不慢地取出鼻烟壶，伸到海绵样的鼻子底下嗅了嗅，说：“好啊，怎么说就怎么做吧。”

      外公在小山下的一座老房子里，租了两间黑乎乎的地下室。

      搬家那天，外婆找来一只系有长带子的破草鞋，把它扔到炉炕里，蹲下身来，开始呼唤家神：“家神家神，一家之神，给你雪橇，我们一起搬新家，保佑我们从此平平安安……”

      外公站在院子里，朝窗内瞄了一眼，大叫起来：“不许你搬这东西，你这异教徒，真是丢人现眼……”

      “哎哟，孩子他爸，小心惹祸上身啊！”

      她一本正经地警告着，可外公怒气冲冲，不准她把家神带走。接下去的两三天，外公把家具物件卖给了几个收破烂的鞑靼人，讨价还价的时候，气得直骂娘。

      外婆望着窗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低声念道：“拖吧，都拖走吧，砸了算了……”

      一想到要离开温暖的小窝，我差点就要哭了。

      搬家来了两辆大车，我坐的那一辆颠得七上八下，时不时地想要把我从一大堆货物中抛出去。这样颠沛流离的日子我过了大约有两年，直到母亲去世。

      外公搬到地下室不久，母亲就回来了。她脸色苍白，人也瘦了，眼睛看上去更大了，眼神惶恐不安。她对什么都要仔细打量，仿佛是头一次见到我和自己的父母，而且看我们的时候沉默不语。继父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轻轻吹着口哨，不时地咳嗽几下，两只手放在背后，不停地扭动着大拇指。

      “天哪，你怎么这么会长啊！”母亲用发烫的手掌捂紧我的脸颊，对我说。她穿了一件肥大的棕色衣服，肚子鼓了出来，很难看。

      “你好啊，”继父伸出手，说道，“过得怎么样啊？”他嗅了嗅空气，说，“这儿太潮。”

      他俩衣衫破旧，面容憔悴，像是拼命追赶过什么，现在累得哪儿也走不了，只想躺下来喘口气。

      喝茶的时候大家闷闷不乐，外公望着窗外雨打玻璃，问道：“这么说，烧得一无所有了？”

      “一无所有了，”继父毫不含糊地说，“我们差点儿也出不来了。”

      “呣，大火无情啊。”

      母亲紧靠着外婆，凑到她耳边窃窃私语。外婆眯缝起眼睛，像是不能见光的样子。

      空气越来越压抑。突然，外公带着挖苦的语气，慢条斯理地大声说道：“叶夫根尼·瓦西里耶夫先生，我怎么就听说根本没什么火灾，而是你在牌桌上输了个精光。”

      屋子里顿时一片肃静，只听到冷雨敲窗和茶壶噗噗冒气的声音。

      “父亲……”还是母亲先开了口。

      “叫什么叫，”外公歇斯底里地怒吼道，“你还想怎么样啊？我早就跟你说过，三十岁的人了，不能嫁个二十岁的。你瞧瞧，细皮嫩肉的小白脸，跟了他，你就能当阔太太了？现在怎么样啊，我的好女儿？”

      他们四个吵了起来，继父声音最响。我跑到过道里，坐在柴堆上，简直傻了眼了。这怎么可能还是我母亲？她以前绝不是这样的。在房间里我记不太清楚，可来到这漆黑的过道上，她原先的样子已清晰地浮现出来。

      后来，我也忘了是什么原因，我又住到了索尔莫夫镇。那儿的房子很不一样，墙上没糊墙纸，木头缝里塞满了麻屑，里面蟑螂成群。母亲和继父住在两间朝街的房子里，我和外婆住在厨房里，只有一扇天窗。

      房顶上，工厂的黑烟囱正不停地冒出滚滚浓烟，冷风一吹，整个小镇都烟雾弥漫。在我们冰窖似的房间里永远充斥着一股烧焦的油烟味。一大早，工厂的汽笛就像恶狼一样嚎叫：“噢呜——噢呜……”要是踮起脚尖站到长凳上，透过窗户的顶端，刚好能看见亮着灯的厂门敞开着，像老叫花子咧开没了牙的黑嘴，密密麻麻的人头正在往里拥。

      到了中午，汽笛又尖叫起来。大门像黑嘴似的张开了，露出一个黑簇簇的深洞，被反复咀嚼过的工人从洞里呕了出来，他们像排到街上的一股污水，风卷着雪花漫天飞舞，把黑压压的人群驱散回家。

      在这儿几乎看不到天空，被烟熏黑的屋顶上和落满煤烟粒子的雪堆上，低垂着一个巨大的灰黑的平顶盖，以它日复一日的单调色彩扼杀你的想象力，让你只感到一阵阵的头晕目眩。

      晚上，工厂上方晃动着浑浊的红光，照亮了烟囱的顶端，仿佛它们不是从地面上升起来，而是从烟云里落下去，一面降落，一面喷吐着红烟，不停地吼叫着。这让人难以忍受的嘈杂场面，像恶毒的虫子一样一口一口吞噬着人的内心。

      外婆干起了苦力，从早到晚就忙着做饭、拖地、劈柴、挑水，到了睡觉时累得呼呼直喘气。

      有时候，她做完了饭，套上那件短棉袄，把裙子高高掖起，动身进城去了。

    “去瞧瞧老头子过得怎么样了。”

      “我也去！”

      “没看见这风刮得有多大吗，冻死你！”

      每次去城里，她都要在茫茫的雪地里走上长长的七俄里。

      母亲怀孕了，脸色蜡黄，整日裹着块镶有长穗子的灰色破披巾。

      我恨死这块披巾了，它让母亲匀称挺拔的身子变了形，我也恨那些破穗子，一心想要扯烂它们。我恨这所房子，这个工厂，恨透了整个镇子。母亲穿一双邋遢的旧毡靴，咳嗽起来隆起的肚子不停地颤动。灰蓝色的眼睛里神情冷漠而愤怒，她常常木然地盯着空荡荡的墙壁，目光仿佛被墙壁粘牢了。有时候，她整整一小时望着窗外的街道，一个劲地发呆。那条街道很像人的下巴，一部分牙齿老得发黑，参差不齐，另一些已稀松脱落，补上的新牙又大得可笑，恐怕连下巴都合不上了。

      “我们干吗要住这种地方？”我问道。

      “唉，你别问。”她说。

      那些天，她不怎么跟我说话，就是开了口，也是使唤我干这干那的：

      “把这给我，全拿走，去一趟小店……”

      她很少肯让我出去玩，因为我每次出去，都被一群野孩子打得鼻青脸肿的才回来。打架是我唯一的乐趣，要打就打个痛快。母亲为此用皮带抽我，把我惹急了，下次打架就会打得更凶，母亲的惩罚也变本加厉。我终于警告她，如果她还这么打我，我就咬她的手，自己跑到野地里冻死算了。她惊恐地推开我，在房间里转了一圈，累得气喘吁吁地说：“小畜生！”

      在我心中，那些朝气蓬勃、五彩纷呈，被称为爱的彩虹已渐渐褪色，取而代之的是隐隐作痛、空虚、孤独、百无聊赖的心境。我仇视周围的一切，这种仇恨如蓝色的火焰喷薄而出。

      继父对我很苛刻，跟母亲也极少说话。只知道吹口哨，咳嗽，或站在镜前，不停地用细木条剔他满嘴的歪牙。他和母亲吵架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冷漠地称呼她“您”，这样的称呼让我忍无可忍。

      吵架时，他总要把厨房门关得严严实实，有意不让我听到他说话。可我竖起耳朵，仍能听见他瓮声瓮气的声音。有一天，他剁着脚大喊：“就因为您这该死的大肚子，我没法往家里请客人，您这头老母牛！”

      我大吃一惊，在叠铺上暴跳如雷，一头撞到了天花板，舌头被咬出了血。

      每逢礼拜六，就有几十个工人来找父亲卖粮票，这种粮票在工厂的小店里才能用，是老板当作工资发给他们的。继父以半价买进，他坐在厨房里跟他们交易，每接过粮票，都要装腔作势皱一下眉，说道：

      “一个半卢布。”

      “叶夫根尼·瓦西里耶夫，你就不怕上帝……”

      “一个半卢布。”

      这样暗无天日的生活没过多久，在母亲分娩前，我被送到了外公那儿。

      他已经搬到了库纳维诺的砂石街，在那儿的一幢两层楼房里租了个小房间，有个俄式火炉，两扇朝院子的窗户，这条街道再往下就到了纳波尔教堂墓地的围墙。

      “怎么啦？”外公出门来迎我，尖声笑了起来。“俗话说：‘好朋友不如亲娘’，现在还不如你的老鬼外公了！唉，你们这些人啊……”

      我还没来得及熟悉新家，母亲和外婆就带着婴儿来了。继父因为诈骗工人被赶出了工厂，也不知道沾了谁的光，很快又当上了火车站的售票员。

      打发了一段无聊的日子，我又随母亲住到了一间石屋的地窖里。她即刻送我去上学，开学第一天，学校就跟我过不去。

      我穿着母亲的鞋子，大衣是外婆的外套改的，黄衬衫，长腿裤，这身行头被同学们笑个没完。因为穿的是黄衬衫，便得了个“方块”[俄国囚服背上用来做标记的方块布也是黄色的]的外号。

      我很快和男孩子们打成一片，可是牧师和老师都不喜欢我。

      老师是个黄脸秃子，动不动就要流鼻血，老是鼻孔里塞两团棉花进教室，坐到讲台后面，带着很重的鼻音问我们问题，问到一半突然没了声音，原来他拉出棉花在摇头晃脑仔细地瞧。

      他的脸扁平，黄铜色，皱纹里夹着像绿铜一样的东西。最受不了的是他那双完全多余的眯缝眼，没有它们，这张脸就已经够丑的了。两个死鱼眼整天盯着我，害我没事老想把脸擦干净。开头几天，我坐在第一排，几乎就在他的眼皮底下，这真让人受不了，除了我，他的眼里好像再没有过别人，不停地用鼻音说：

      “彼斯科夫，你要换衬衫了！彼斯科夫，脚不要蹭地！彼斯科夫，你的鞋子又漏了一摊水！”[高尔基姓彼什科夫，教师鼻音很重说不清楚，将“什”读成了 “斯”]

      为此，我想了一个损招，狠狠报复了他一下。一天，我找到半个冻坏的西瓜，挖空瓜瓤后，把它吊在过道门的滑轮上，门一打开，西瓜便升了上去，可老师一关门，瓜皮就落了下来，像一顶帽子，不偏不倚刚好扣住他的光头。

      那晚，管门人带着老师的字条把我遣送回家，为了这场恶作剧，我没少受皮肉苦。

      还有一次，我在老师的抽屉里撒了鼻烟灰，他接连不断地打喷嚏，只好离开教室，让他的军官女婿来代课。军官命令全班同学都唱《上帝保佑沙皇》和《自由啊我的自由》，谁唱跑了调，他就用尺子敲谁的脑袋，敲得咚咚响，很好笑，但不怎么疼。

      宗教课老师是个年轻英俊、头发松软的牧师。他不喜欢我，因为我没有《创世记》，而且我还要学他说话的样子。

      他一进教室就要问我：“彼什科夫，书带了吗？是啊，书。”

      “是啊，没带。”

      “什么‘是啊’？”

      “没什么。”

      “你回家去吧！是啊，回家，我不想教你，是啊，一点都不想教你。”

      这一点也难不倒我，我就在镇上几条肮脏的街道里随便逛逛，在喧闹声里东张西望，一直等到放学才回家。

      牧师有张温文尔雅基督式的脸，女人似的眼神亲切柔和，一双温柔的小手拿什么东西都小心翼翼，不管是书本、尺子，还是羽毛笔，仿佛它们都是有生命的，对它们爱护备至，唯恐轻轻一碰就要伤到它们。他对学生可没这么好了，不过大家还是很喜欢他。

      虽然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可学校还是通知我，由于不守规矩即将被开除。

      这使我很郁闷，看来一场暴风雨快要来临了。母亲现在动不动就会生气，打我也越来越成了家常便饭。

      好在救星突然降临，大主教赫里桑夫亲临我校，我记得他还是个驼背。

      主教个子矮小，穿一件宽大的黑袍，在讲台边上坐下后，从袖管里露出双手，对我们说：“来，孩子们，我们谈谈好吗？”顿时，教室里如沐春风，充满了欢声笑语。

      他叫了好多同学后才问到我：“你多大了？怎么长这么高啊！小朋友，你常在雨水里淋的吧？”

      他伸出一只留有尖尖长长的指甲的瘦手放在课桌上，另一只手捻着稀疏的胡须，慈祥的目光一直注视着我的脸，提议说：“好，跟我讲讲《创世记》里你喜欢什么？”

      我回答说没有书，也没学过《创世记》，他扶了扶帽子，问道：

      “怎么会呢？这些东西应该学的！不过，你总知道一点吧，有人跟你讲过吗？知道《诗篇》吗？好！祈祷词呢？喏，你瞧！《圣徒传》知道吗？那么，诗歌呢？好！你的学问不少啊！”

      我们的牧师进来了，满脸通红，气喘吁吁。主教给他画了个十字，为他祝福。他正准备讲我的不是，被主教一抬手拦住了，说：“等等……你给我们讲讲上帝的仆人阿列克赛，好吗？”

      “多好的诗歌啊，是吧，孩子？”当我因为忘词停下来时，他说，“你还会什么？大卫王的故事，知道吗？很好。我太想听了！”

      我发现，他是真的想听，也很喜欢诗歌。他让我讲了好久，才叫我停下来，问我：“你学过《诗篇》吧？谁教你的？你慈祥的外公吗？他很坏！哈哈，肯定是你太淘气了吧？”

      我的脸一下子红了，可还是承认了。

      老师和牧师也七嘴八舌说起我的坏话来，证明确有其事。主教垂下眼睛听他们数落我，然后叹了口气，说：“听听他们是怎么说你的，来，过来。”他把一只满是檀香气味的手放在我头上，问道：

      “为什么这么淘气呢？”

      “念书没劲儿。”

      “没劲儿？不应该啊。孩子，如果你觉得念书没劲儿，书就念不好，可你的成绩挺好的。看来还有别的原因。”

      他从怀里掏出一本小书，一边在上面写，一边说：“彼什科夫· 阿列克赛，对了。呣，孩子，不要太淘气了，稍微有一点不要紧，可要是太顽皮了，谁受得了啊？孩子们，你们说是不是啊？”

      “是！”一群欢快的声音齐声应道。

      “你们怎么样啊？不太淘气吧，嗯？”

      “不对，我们太淘气了！”男孩子们调皮地笑着说。

      主教往椅背上一靠，把我搂入怀里，他出其不意地说了几句话，连老师和牧师也都忍不住笑了，他说：“可不是吗？我在你们这么大的时候，也调皮得很，咱们怎么都一个样啊！”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他又问了许多问题，巧妙地把大家难住了，彼此争论不休，气氛越来越活跃。

      最后，他站起来说：“小淘气们，我得走了，舍不得你们啊！”

      他举起胳膊，把大袖口捋到肩膀，朝大家画了个很大的十字，祝福道：

      “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祝福你们多行善事。再见！”

      大家齐声高呼：“大主教再见，您要再来啊！”

      他点点高筒帽下的头，说：“来，我一定来！我要给你们带书来。”

      他从容地离开教室，对老师说：“让他们都回去吧。”

      过道上，他拉起我的手，压低声音说：“以后不要再这么调皮了，好吗？我理解你为什么这么淘气。好，再见了，孩子。”

      我很感动，一种特殊的感情涌上心头。即使后来老师把我单独留下，告诫我从此以后要老老实实，我也恭恭敬敬地听着。

      牧师一边穿外套，一边和颜悦色地说：“从现在起，你应该来上我的课了。是啊，应该的。不过，要坐安稳了！是啊，要老实点！”

      我在学校里的事就这样过去了，可在家里却闯下了大祸：我偷了母亲一个卢布。

      我绝对不是故意的。一天傍晚，母亲去了其他地方，留下我照看小孩，闲来无聊，我就想找点事儿做，翻出继父的一本书——大仲马的《医生札记》，书里夹着两张钞票，一张十卢布，一张一卢布。

      我看不懂那本书，刚想合上，忽然闪过一个念头，用那一个卢布，我不仅能买《创世记》，也许还能买本鲁滨孙的书呢。

      我也是不久前才知道有这本书的。那天很冷，下课的时候我给大家讲童话故事，可突然有人不屑地说：

      “童话净瞎编！鲁滨孙才好看呢！”

      另外有些孩子读过鲁滨孙的，也都说好。他们瞧不起外婆的童话，这让我很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本书弄到手，读了以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那简直是胡说八道！

      第二天我带了一本《创世记》、两本破旧的安徒生童话、三磅白面包和一磅香肠去了学校。

      在弗拉基米尔教堂附近的一个角落里，有个昏暗的小书店，我在那儿看到过鲁滨孙这本书，又小又薄，黄颜色的封面。第一页上画着个头戴尖顶兽皮帽，身上也裹着兽皮，胡子拉碴的男人，我一点也不喜欢他这副样子，还不如那两本破破烂烂的安徒生童话呢。

      课间大休的时候，我把面包和香肠分给大家吃。接着，我们一起读《夜莺》，这真是一个美妙的童话，开头就把大家深深地吸引住了。

      “在中国，所有的人都是中国人，连皇帝也是中国人。”

      这句话让我记忆犹新，我被它质朴的幽默和轻快的韵律逗乐了，它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真好。

      我没能在学校里读完《夜莺》，因为时间不够。回到家里，母亲正捏着锅柄在煎鸡蛋，她很小声地问我：“你拿了一个卢布了？”

      “嗯，用来买书了……”

      她抡起锅柄就朝我狠狠地打过来，还没收了我的书，我后来一直没找到，这比打我一顿难受多了。

      我好几天没去上学了。肯定是继父把我的事情告诉了他的同事，同事又说给自己的孩子听，同学们就把它传到了学校，我下次再去的时候，迎接我的是一个新绰号——小偷。

      虽然简单、干脆，可我是冤枉的。我并没有隐瞒拿走卢布的事实，但没有人肯相信我，不管我怎样费力地去解释。

      所以，我只好回到家，对母亲说再也不去学校了。

      她又怀孕了，正坐在窗前，给小弟弟萨沙喂奶。她抬起灰白的面孔，眼神痛苦万分地望着我，嘴巴张得像鱼一样。

      “你撒谎，”她低声说，“不可能有人知道你拿了卢布。”

      “那你去问好了。”

      “一定是你自己说漏了嘴。老实说，你有没有提过？不要撒谎，我明天就去学校，我会查出到底是谁说的！”

      我报出了那个学生的名字。她大惊失色，顿时泪眼汪汪。我去了厨房，躺在自己的床上，那只不过是搭在炉子后面的几口旧箱子罢了。隔壁房间传来母亲的呜咽声：“天哪，我的天哪……”

      热乎乎的油抹布发出阵阵令人恶心的气味，我实在躺不住了，只好起床去了院子里。

      母亲大声叫住我：“你上哪儿去？过来！”

      我俩坐在地上，萨沙躺在她的膝盖上，抓着她衣服上的纽扣，不住地点头说：“豆豆。”其实他想说“扣扣”。

      我依偎在母亲怀里，她搂住我，说：“我们没钱，每一个戈比，每一个戈比……”

      她说不下去了，用滚烫的手臂箍紧我。

      “这个畜生……畜生！”她突然恨恨地说，这是我第二次听她说这句话了。

      萨沙也跟着模仿：“‘去’生。”

      他长得很怪，笨手笨脚的，脑袋特别大，一双漂亮的蓝眼睛笑盈盈地朝周围看看，像是在等待什么。他很早就开始咿呀学语了，从来也不哭，日子过得怡然自乐。他身体虚弱，还不怎么会爬，可是一见到我，就格外高兴，伸出小手让我抱他，用软软的小手摸我的耳朵，不知什么原因，手指上总有一股紫罗兰的香味。

      他没有生病，却突然夭折了。那天早晨还跟平常一样，乐乐呵呵的，到了傍晚，教堂敲晚祷钟的时候，已经躺在桌上了。这事发生在第二个小孩尼古拉出生后没多久。

      母亲果然说话算话，她去学校解释了我的事情，我可以重新上学了。但是，又得跟外公一起住了。

      一天喝晚茶的时候，我从院子里来到厨房，听到母亲几乎绝望地大声叫喊：“叶夫根尼，别走，我求求你了！”

      “滚开！”继父说。

      “我知道你要去找她！”

      “没错，去又怎样？”

      两人都不说话，过了一会儿，母亲一边咳嗽，一边断断续续地说：“你这个卑鄙无耻的畜生！”

      我听见继父重重地打了她一下，我冲进房间，看到母亲跪倒在地，背和手肘撑在椅子上，头往后仰着，眼里闪着愤恨的光。继父穿了一身新制服，衣冠楚楚，他的细长腿正在猛踹母亲的胸口。

      我抓起桌上一把银柄的面包刀——这是父亲唯一留下来的东西，使出全身力气，朝继父的腰上刺去。

      幸亏母亲一把推开了他，刀子只把衣服撕了个大口子，还划破了一点皮。

      他呻吟了一下，捂着腰逃出了房间。

      母亲抓起我，尖叫着把我往地上一摔，继父从院子里跑回来，把我拉开了。

      天已经很晚了，他还是出去了。我躺在炉子后面，母亲来看我。她轻轻地抱起我，亲吻我，哭着说：“原谅我，亲爱的，是我不对，可你怎么能这样呢？那可是刀子！”

      我冷静地告诉她，我要杀了继父，然后再自杀。

      我想我能做到，至少我要试试。

      直到现在，那条细长腿还不时地在我眼前晃动，穿着镶有亮边的裤子，正在猛踢女人的胸口。

      每当我回想起俄国人令人憎恶的野蛮生活，不禁扪心自问，这种丑行值得一提吗？深思熟虑后，我坚信必须要提，因为它们是根深蒂固的丑恶的真实。时至今日，这种丑恶仍在苟延残喘。我们一定要对这种真实追根溯源，才能将它从狰狞可耻的生活中，从我们的心灵和记忆的最深处连根铲除。

      促使我描写这些丑恶的另一个积极的原因是：尽管它们令人痛恨，把无数美好的灵魂摧残压迫，但俄国人的心灵依然不屈不挠，蓬勃向上。他们正在与苦难搏斗，最后的胜利非他们莫属。

      我们的生活令人惊讶，不仅因为它有滋生败类的沃土，更因为它还哺育了一个个鲜亮、健康、富有创造力的新生命。人类固有的善良在不断地生根发芽，这让我们深信不疑，美好光明的新生活必定会向我们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