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贝荻
条,老北京胡同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它通常比街短和窄,并按数字依次排列命名。
如头条、二条、三条……在这简单的数字排列之后，每条路,都有属于它自己的故事。
三条一瞥
北京儿童医院旁的贫民窟
2013年，我刚刚毕业两年，为了上班方便，租住了亲戚家一套旧房子，搬到了“南礼士路三条”，这个坐落在二环旁的小巷。
三条都是八十年代的旧房子，但因为在市中心，西城区，毗邻金融街，又紧挨着儿童医院西门，房价一直很景气。租房的也不少。
我清晰地记得走进三条时看到的场景：
本就狭窄的道路两旁，是各种小摊小贩，煎饼果子摊，油条摊，玩具摊，旧衣服鞋子摊；路边随意地分布着一些被人遗弃的旧家具，破旧皮沙发，旧椅子柜子，而这些沙发凳子上竟然还坐着人。
路面仿佛被油污裹了一层，散落着一次性筷子和饭盒；在小摊贩的再外一层，每隔五十米就立着个手写的广告牌，大多是租房的：“长租100每天，短租150每天”，与广告牌配套的，是四十来岁的妇女，站在牌子旁，见人就拉客：“租房吗，住宿吗？”
再往里进点儿，是一排一排停得密密麻麻的车，以至于把原本就是单行道的小巷道路占得更满了。感觉车能开进来都是个奇迹。
总之，这里并没有沾染半点金融街的所谓精英气质。像是个市中心的贫民窟。
不过为了上班近，我毫不犹豫地住下了。
很快，我发现，三条除了老旧，似乎有着与附近的二条、头条截然不同的气质。
路边的早餐摊，不管看起来多烂，都有很多人在买。人们似乎并不在意吃的怎样，个个行色匆匆。
路边的小超市店铺，也与外面的超市卖的东西不太一样。卖各种塑料玩具，卖轮椅……甚至还有一个看起来很不靠谱的破旧小店名叫专业治疗脑瘫。但看起来，真的不像是有正规医疗证件的。
不管什么时候，走在三条里，总会有各类形形色色的人，带着孩子。
有的抱着，有的推着，有的牵着。有的孩子剃着光头，有的孩子坐着轮椅，有的孩子瘦骨嶙峋，有的孩子一直在昏睡。
这些人，就长期租住在路边小广告牌里写了“住宿”的民宿里，甚至地下室里。他们都是外地带孩子来治病的。
路上都是抱孩子的人
是的，这里的一切商机、一切设施、一切情景，都是围绕着儿童医院，围绕着孩子衍生而来。
01
男人、孩子与水枪
家长们的脸上写满了愁绪，而孩子的脸还是那么天真。
通常一套70平米的两居室，能住下至少四家。客厅一家、两个次卧一家，原来的饭厅走道也能被改造成一家。很多还拿隔断隔了起来。这些家长孩子，大部分是从外地来的，孩子一般都是疑难杂症，或是绝症。一住就是好几个月。
从楼道里出出进进，遇到的家长们，互相讨论的话题，都是今天的指标怎么样，有没有进展。
一天吃完晚饭，我到楼下超市去买东西，超市里还有个男人，抱着一个3岁上下的小男孩。
小男孩的光头亮亮的，眼睛也特别亮。男人紧锁着眉头，一手抱着孩子，一手从货架上拿着方便面，矿泉水，匆匆地走到收银台前要结账。
而小男孩的眼睛却一直直勾勾地盯着收银台旁挂着的几个玩具水枪。男人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付完钱转身要走。
小男孩终于忍不住了，伸手去够水枪，男人这才发现。
他停住了脚步，什么也没问，掏了掏口袋，回头说：“老板，我要这个，这个，还有这个。”他似乎报复性地买下了收银台旁挂着的所有玩具。小男孩露出了笑脸。
男人也笑了，他捧着孩子和玩具，说：“走，明天我们回家。”
02
看车人
“ 停在大树旁的车位不好，夜里容易掉鸟屎。”
搬进三条的半年后，我结婚了，买车了。因为住的小区没有停车位，每天下班我都把车停在三条两边那一排排庞大的停车位里。
守车位分两班：白天一班，是个小伙子；晚上一班，是个老头。久而久之，便与守车人熟悉起来。
晚班的老头很实在，河南人。因为是邻居街坊，一个月收费也不贵，一个月120，说说好话还给打点折。
平时，他总是在夜色里沉默地抽着烟，坐在路边人们遗弃的旧凳子上，看着车位。冬天的夜里，他哈出的气和烟混在一起。每次我的车一开过来，还没入车位，他就开心地小步快跑过来，热情地过来指挥。他还常常善意提醒，“停在大树旁的车位不好，夜里容易掉鸟屎。”
有天停车，又到月初，我像往常一样掏出120。他突然办不好意思的提出，要涨价150：“我每个月车位的租金费是3500，他们收我收得太多太黑了。夜里停的车没有白天多，我能赚的其实并不多。”
他口里的“他们”是谁，我不得而知。但他口气里的无奈，却很真实。我没有再讨价还价。
白天的看车小伙精明很多。
因为白天看病的人很多。从早上八九点开始，停车位就陆续满了。
而我交的是晚上的停车费。如果一到8点，我的车没有准时走，小伙子就会立马上来要5块钱，收完钱还忍不住埋怨。
外来车辆大多数是带孩子来看病的，一停就是一两个小时，而停车位的收费是呈递增趋势，第一小时10块，第二小时15块。所以，当然是收这些看病人的钱要划算得多。
因为车位问题，还曾跟小伙子发生过几次冲突口角。
有一天，小伙子消失了。晚班老头告诉我，他老婆生孩子了，他回老家去陪产去了。
几个月后，小伙子回来了，也许是因为有了孩子，他似乎大气了很多，脸上笑容多了，不再因为停车多一分钟少一分钟跟人较劲。
再过几天，我注意到，他开始频繁出入我住的那栋楼。时不时还带大人孩子出入。
原来，他也做起了租房二房东。
03
西门乞讨
或许施舍，是为自己复杂的情绪找个出口。
大概在三条住了一年后，2014年，我怀孕了。
人在怀孕后，往往视角会发生变化，注意到以前不曾注意过的事物。
我忽然发现，在我365天如一日上班都必经的儿童医院西门口，每天都会有乞讨的人。
通常是一或两个大人，抱着孩子，跪在底上。孩子往往处于昏睡状态。而他们的面前，摆着一张手写的A4纸，上面的内容一般都类似：“我带孩子来看病，不慎将钱包丢失，无法回家，请好心人赏口饭吃，帮助我给孩子看病回家。” 诸如此类。
再仔细注意几天，发现不仅内容类似，连字体、排版，似乎都是类似的，但每天乞讨的人，包括大人、孩子，却都是不一样的。
有一次，我经过时，门口竟然跪着个孕妇。那个孕妇打扮得像个读书人的样子，戴个眼镜，穿着防辐射孕妇装，挺着大肚子，直挺挺地跪在地上。
那时我已经怀孕六个月了，看着这个同样大肚子的孕妇，我真是替她捏把汗。如果我是她，丢了钱包想回家，应该不会想出这么不靠谱的主意。
我还真的时不时能看到路人给他们钱。
有一次，走在我前面的一对夫妇，塞了一张五十块钱的大票子给乞讨的人。我真有一种冲动想走上去告诉这对夫妇，这些人每天都来，未必是真的。但我最终忍住了。
也许，这对夫妇心里什么都明白，他们只是通过施舍这种方式，来为自己复杂的情绪找一个出口。
不知道这些家长们捐的钱，有多少能去到他们该去的地方，又有多少真的能为迷途或看病的孩子和家长，找到回家的路。
04
城管来了
毕竟这里实在太脏太乱了。
一天，早上上班时，我突然发现巷门口来了一伙城管。
他们集结在门口，似乎在开会讨论。我经过时听了一耳朵：“一会，你负责路边的玩具摊，你负责早点铺，你负责贴违章条。”
平时最烦城管的我，内心涌出一丝高兴：寄希望于城管能让这里的小区环境得到改善。
那天下班回来，小巷果然变得清爽不少。摊位少了，地面也干净了。
可一个星期后，小巷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就在那一天，我突然萌生了搬家的想法。
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一出生，就生在这样一个全是流动人口，各种脏乱差，还担心孩子被各种幼儿疾病传染的环境里。也不想过早地给孩子解释，为什么其他孩子都戴着口罩，或者剃着光头。
05
搬家
这个决定，让我感觉终于松了口气。
2015年底，我的宝宝诞生了。
在三条里坐完月子后，我们决定搬家。当搬家公司的车装运着所有家当，慢慢开走时，我回头最后看了一眼这个生活了将近两年的三条：
地上的泡沫饭盒已经没有那么多了，摆摊卖玩具的也少了一些。但依旧狭窄的街道旁，还是立着一个个租房的广告牌，与牌子配套的，仍是拉客住宿的妇女和票贩子……
再见了，三条。
我似乎终于松了口气。
06
再回三条
这一刻，我忽然和这里的一切达成了和解。
2016年，宝宝发烧，我们全家清早来到了儿童医院。
住在三条时，我曾经信誓旦旦，以后自己有了孩子，去什么医院不好，不用来儿童医院凑热闹。但在去过一次社区医院，见识了医生的态度和水平后，我果断地决定，以后还是去儿童医院好了。
因为不好停车，我又回到三条，把车停到了那一排拥挤的停车位里。
看车人已经变了。我不再能跟看车小伙讨价还价，带孩子来看病的我也不得不接受一小时十块，第二小时十五的价格。
因为时间紧迫，我和家人分工合作，他们去排队，而我，也跑到三条里，在裹着一层油的煎饼摊前买了几个煎饼，几杯豆浆。
当我手忙脚乱地接过手上油乎乎的煎饼摊伙计手里的早餐时，我突然意识到，在这个早上，我变成了这两年来，在我上班路上，我一直冷眼旁观，令我唏嘘不已的那些路人。
这一刻，我忽然与过去两年多对三条环境的不满、困惑和感慨，达成了和解。
这一刻，这些租房广告牌、劣质玩具、昂贵的车位、乞讨的人们、……在我眼里，不再是第一次见到时简单的脏乱差的代表，而有了更丰富的色彩。
三条，本就是这个光鲜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另一面的放大镜。
三条，其实并不是异类，也不是贫民窟，它离我们如此之近。
它就是个必然产物。
能改变这里的，不是城管。
要变的，也不是三条。
从西门看完病，我从东门走出。穿过马路，对面就是金融街，这个城市最中心最繁华的街道之一。
而三条，隔着儿童医院，与对面的繁华遥遥相望，就像是一座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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