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春秋》《史记》及诸史所载，尧年方十六，便显露其治国之能，及至八十六，因年迈体衰，故集众举贤推能以继，舜倚众拥而承之。尧许二女娥皇、女英嫁与之，以便查其品貌。舜果为品高德佳兼有能者，故以国权交与之，且退居其后。
“尧舜禅让”乃妇孺皆知之古政之说，然史始记已及至春秋战国。然时隔千年，其实当为众疑，且历言不一。
而以之为绌者多有三。
一，畏劳说。
多以尧禅让非为高洁，仅因其无意操劳，欲寻承继者。于此，韩非予以精辟之见：时尧在位，食宿俱陋，屋茅参差，椽梁无饰，食粗粮，咽野菜，冬裹兽皮，夏披葛布，不若常人。
一如禹即任，亦未因帝王之尊而养尊处优，且常躬自劳作，而致大腿无成块肌肉，小腿无汗毛。故以禅让仅为当权者不欲承如奴之苦，操劳一世，更何言留任子孙后代？
据《庄子》《高士传》诸史所记，尧曾禅让然未成。任许由为“九州长”，“让天下”于州支父子诸如此类者亦不鲜，然均为之所拒。舜禅让于善卷，善卷谢之，后入深林无寻影踪。诸君均无欲受此禅让，由此可知，“禅让”其事当不若儒家所言诸般高洁。
然据史所记，“畏劳说”不足以立，尤以尧舜之事。《史记》及诸史有言，尧初欲传子丹朱，下异故而作罢。
二，拥戴说。荀子、孟子诸君乃此论拥者，天子之位何其之高，其权何其之大？尧何甘空予之？然，舜何从得天下？
荀子言，此乃道高德尚而得人心；孟子道，此乃上天之予及民众之拥。亦即，尧禅让与否，实不足为虑。民众诸侯共拥之，天下即为其囊中之物，后世亦仅臆测附会罢了。且其后禹复现舜之所为。此说信者众。
可自思之，舜之孝行，使其得上下拥立。而后三年摄政，更使其广聚人心。其时尧实已无权，故舜继位乃顺理成章之事。此番无阻“拥戴”，与时隔千年，赵匡胤黄袍加身，几近如出一辙。
三，篡夺说。此说信者更众，乃“拥戴说”之续，诸君皆以，舜直逼东宫，夺权于尧，实无禅让一说。
《史记》有言：及至舜继任，为固其位，行诸般政事变革：起用未得尧重用者——“八恺”、“八元”，史称“举十六相”，此即为扶植亲信。
与此同时，驱尧重用且信之者——姒鲧、共工、三苗、驩兜，史称“去四凶”。舜冠“四凶”以丑恶绰号及罪状：
姒鲧——梼杌（罪状：治水无功）
共工——穷奇（罪状：淫辟）
三苗——饕餮（罪状：不遵王命）
驩兜——混沌（罪状于史无载）
梼杌、穷奇、饕餮、混沌俱皆古时名兽，多喻恶者。
此间之事实已明了，罪名不值一提，仅为舜排除异己所立莫须有之罪。政事变革既成，尧又何言实权？其终亦可想而知。
此说亦有尧之终为之佐证。
及至尧让权，本当安享天年，勿言其他，尧亦为舜之妻父。然，舜并未足于此，竟予以流放（史载为出巡），尧终殁于徙。
然，此亦不失为其幸，《竹书纪年》诸史有言，尧并非殁于徙，实为舜逐至尧城（山东鄄城西北七公里故偃朱城）所囚，隔其子，且殁于尧城。其后，舜流放尧之子于丹水。
故《韩非子-说疑》有此叹：“古之所谓圣君明王，皆不过为构党羽，聚巷族，逼上弑君，以求其利也。”人问其因由，其言道：“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皆人臣弑君之典例。
于此，“逼”之一字，尽道尧舜禅让之实。若“篡夺说”足以立，尧便当则为古史首位为乱臣贼子所谋之者，且沉冤千古。
于文后且附一事，只可言道，舜之终比及尧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史载，舜禅位于禹，后起程南巡，其时舜已近百高龄，终殁于苍梧之野，葬九嶷山。舜之终道来与尧如出一辙，却不经推敲。
试思，其时苍梧人稀烟轻乃蛮荒地，既非富庶之所，也非文雅之地，亦无强邻劲敌，舜已移权，实无南巡之理。再者，舜建都蒲坂，乃今山西永济县，距苍梧数千里，倚其时行具，几载方得往返一遭。于一近百龄者而言，便纵有心视察亦已无力为之。故此，舜南巡便只此一说，亦即身不由己，不得不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