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在《会饮篇》中借阿里斯托芬讲了一个故事：“最初的人是两人一体的：男男、女女、男女。神为了使人弱小，屈服于神灵，增加祭祀，将人一劈为二。分开后的人彼此间十分思念，相互寻找另一半儿。”尽管这个故事可能是杜撰的，但是这很好地描绘了爱情的本质特征。在一段恋爱中，双方是彼此需要的。对于相恋的人来说，对方就是另一个自己，一个无法分开、时刻思念的“精神必需品”。爱情就是同一个灵魂居住在两具不同的躯体中。

在《斐德罗篇》中，柏拉图对相爱之人有着更加精彩的描述：“当灵魂凝视那少年的美貌时，它就接受到从那个美射出的一股流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说‘情欲之波’的原因——灵魂因此得到温暖和滋润，苦痛全消，感到非常快乐。但若离开那个爱人，灵魂就失去了滋润，毛根干枯，把向外生发的幼毛塞住，无法生长。这些窒塞住的幼毛和情欲之流交汇在一起，就像脉搏一样跳动，每一根幼毛都刺它的塞口，因此灵魂遍体受刺，疼得发狂;然而在这种时候，只要灵魂回忆起那爱人的美，它就可以转悲为喜。痛苦和欢乐这两种感觉的混合使灵魂处于一种奇异的状态下，它感到彷徨不知所措，又深恨无法解脱，于是就陷入迷狂，夜不能寐，日不能坐，带着焦急的神情在那美的处所周围徘徊，渴望能见到那美。因此，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气质选择所爱的对象，那被选择的对象仿佛就是他的神，就像一尊雕饰的神像，供他尊敬和崇拜。”柏拉图在这里谈到了在恋爱关系最为常见的两种情绪：一种是当灵魂见到和回忆起爱人的美貌时的快乐；还有一种是见不到爱人的美貌时的痛苦。所以爱情必然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同时伴随着痛苦和快乐。张国荣演唱的歌曲《当爱已成为往事》中歌词就有“只要有爱就有痛”这样一句。当然，我们不必严格遵照柏拉图的说法，灵魂不一定非要看到或者回忆起爱人的“美貌”。对于出于恋爱关系中的人来说，对方的容貌不一定是“美”的，可能也就是普普通通的相貌。而且在这个极度信息化的时代，“人”不仅由生理躯体所承载，还由包括个人的电话信息、微信信息、qq信息、微博信息等媒体所标识，总之，就是关于这个“人”的一切。因此，渴望见到也就不仅仅是见到本人的容貌，可能一条来自对方的消息就能满足这个需求。

一段正常的恋爱关系就是这样的：对方相互需求的，分开后彼此思念。但究竟是什么会使得一段恋爱关系走向破碎呢？这个破碎我们可以理解为“分手”亦或是最为极端的“毁灭”（一方自杀或者双方自杀）。最为司空见惯的分手原因就是两个人不爱了，就是彼此之间不能射出柏拉图所说的那种“流射”了，或者干脆就是俗语所说的“两个人不来电了”。爱情的逝去在这里像汤显祖所说的“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的爱情缘起一样没有理由。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像灵异事件一样，或者我们就信从佛家所说的“缘”那样，任由它起任由它灭就得了。

另一个对于爱情关系来说就是毒药的东西是“猜疑”。劳伦斯曾说：“猜疑是爱情之树上的一把斧头”。在莎士比亚的悲剧《冬天的故事》中，西西里的国王莱昂特斯因为王后很轻易就说服波西米亚国王波利克塞尼斯多留几天，因此便怀疑他们通奸，从而处死了王后和自己的孩子，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猜疑是一种极其可怕的心理，它会把各种看似相关细节联系到一起，从而得出令人咋舌的结论。在三国的故事中，曹操以为吕伯奢磨刀是为了杀他领赏，从而先下手为强错杀了好友。莱昂特斯和曹操都有几个共同的特征：都是社会上的有一定地位的人，有一定的权威；都没有安全感。

在北大学生牟林翰和包丽的这段关系中，牟林翰是学生会副主席。对于包丽来说，他是学长，是权威，是她心中的“刘昊然”。因此，包丽才对其言听计从。牟林翰多次指导包丽如何和学生会的干部“打交道”以便在学生会的竞选中获得更高的职位。这些指导一方面确立了牟林翰在包丽心中的“权威”形象，另一方面使得他们的关系逐渐呈现为“教导—服从”的结构。这是一种双方并不对等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牟林翰是主导者，是“主人”；而包丽则是服从者，是“狗”。这种关系仍然是相互满足的。对于包丽来说，她需要一个“主人”，一个依赖，一个强者，来寻求建议和保护。而对于牟林翰来说，他是一个“主人”，他需要一个服从者来展示他的强力，同时他是一个控制者，他要实现完全地没有缝隙地对包丽的“占有”。

这种恋爱结构或者说关系结构并非不是稳定的，相反，这种结构反而因为其彼此强烈需要而获得一般恋爱关系没有的坚固性。（当然，这种坚固反而摧毁了包丽。）但是，在包丽—牟林翰这组结构中，存在一个缝隙。这个缝隙就是“包丽并非一个处女”。

我们必须抛弃在这组关系中关于传统与当代对立的种种谬论。实际上，使得牟林翰“嫌弃”包丽的原因，并非是他认为“人最美好的是她的第一次”，尽管他是这样说的。但真实的原因是在牟林翰的内心底，他怀有极大的不安全感，他怕失去包丽，因此才表现出对包丽极强的控制。“包丽失去第一次”对牟林翰来说，并不是丧失掉了恋爱关系中的某种美好，而是这件事彰显了一种可能性，一种“第一次很珍贵，剩下的都很随便的”的可能性，一种包丽会离开他的可能性。这种可能的离去对于牟林翰还意味着一种嘲讽，一种羞辱。对牟林翰来说，他自然要想方设法避免这种结果。（当然，我们不是站在美化牟林翰的角度上，说他对包丽的需要是一种爱情的需要。这毋宁说是一种社会学的需要，一种心理的需要。）这种可能性最终在牟林翰那里变成了一种猜疑，一种强烈的不安感。这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使得牟林翰对包丽的需要变成了一种恐怖的控制，最终演化成一种怨恨。这种怨恨使得包丽痛苦不堪，使得她要“以死明志”或者“以死明情”，最终以悲剧匆匆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