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时代

玄武门事变，李世民率军伏击李建成与李元吉，弑兄逼父而继位，开创太宗朝“贞观之治”。 李世民弑兄逼父，为后世所指责，但贞观的文字留存记录，没有对玄武门事变予以修饰与美化。毫不掩饰的文字叙述，显示对大一统国家皇位继承制度的无奈。

理论层面的皇位嫡长子继承制，实践层面并不存在操作的可行性。统治天下的皇位，从来不具备日本天皇万世一系的合法与崇高地位，而是降格为野心家肆意践踏与争夺的物品。

大一统王朝标签上有效期的关键因素在于王朝的瓶颈，瓶颈顺利通过与否，关乎王朝寿命。玄武门式事变，正是大一统王朝必经的瓶颈。“枪杆子出政权”的“得国最正”，使治理的法理依据服从于暴力机器。

玄武门式政变的结果，李建成或李世民成为皇帝，对普通民众毫无影响，事实上只对李建成的党羽与李世民的党羽有影响。但李世民与李建成在玄武门的厮杀，如果双方不分胜负，反而意味着没有顺利通过瓶颈，对双方党羽影响不大，但普通民众，也许将再次面对改朝换代式的人口灭绝战。 大一统王朝的顺民，本质上对玄武门式政变极其冷漠，不会在意赢家与输家的归属，只寄望于确定赢家与输家的归属，继续安全的成为顺民。

“君臣共治”的典范，是指唐贞观的李世民与魏征。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记载了唐太宗李世民多次在魏征“规劝”下，最后接受规劝的故事。

司马光的目的，是为了让宋神宗赵硕以及之后帝王，向李世民学习，学习其“虚怀纳谏”。

为什么选择魏征作为这部戏的主角，是因为魏征是李世民帝位竞争者、原太子李建成的部下，如果李世民接受的是房玄龄的规劝，就会因房玄龄一直是李世民的忠实党羽身份，而无法彰显其“千古明君”的形象。

至于“规劝”与“接受规劝”典范的流毒，只需看明代党争即可。一般而言，能晋升塔尖的官员，其智力商数都不会太低。明代官员，自然能洞察出李世民与魏征的故事的虚假性，而加以利用。明代党争，因为有李魏的历史故事情节，如君王诛杀进言的臣属，就等同于商纣诛杀比干。君王如妥协，臣属在捕获实际政治目标的同时，成为“魏征”，顺便让君王当“李世民”。

太宗世民，以“从谏如流”闻名后世。 鉴于李世民曾违规查阅史官的记录，李世民纳谏的记载，是否属于夸大与虚构，已难以定论。但是，文字留存的记录，明显存在刻意凸显太宗纳谏形象的意图，倒是可以定论。

文字记录，一般是士大夫阶层执笔。唐之后士大夫的地位，每况愈下，宋代士大夫已经无法与君王坐而论道，必须站立议事。清代士大夫在满族主子统治下，自称“奴才”。明代对士大夫的摧残最严酷，“刑不上大夫”直接进化为“廷杖”。 后世士大夫的艰难处境，使得士大夫阶层认为，需要抢占道德与舆论的制高点，在宋以前的君王中，塑造“君臣共治”的典范性君王形象（事实上并没有用，朱元璋式专制君王，根本不会在乎当世与后世如何评论）。

士大夫阶层悲哀的发现，除了东汉光武帝刘秀与唐太宗李世民，其他君王要实施任何美化工程，难度非常之大。 士大夫阶层将典范性君王塑造为“从谏如流”的形象，而偏偏刘秀是以土豪式班底及外戚完成开国与建国功业，不适合用”纳谏”予以包装。

因此，太宗与魏征等人的君臣共治、从谏如流，就占据贞观朝记录的大量篇幅，唯恐天下人不知。以致使后世读者产生错觉，认为李世民魏征等人，大量时间与精力是投入到“谏”与“纳谏”之中。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贞观名言，少年时代就在死人堆里摸爬滚打的太宗李世民，自然明白，载舟与覆舟的“水”，是“枪杆子”。
但文字宣传部门强调，太宗说的“水”，是指人民。

贞观，是不断上演的新朝换旧朝人口灭绝战之后的时期，是躯体疲惫虚弱到极点的时期，是把武器送到农民手里，也找不到杀戮对象的时期。因此，确切的说，应该称为“贞观年代”，而非“贞观之治”。

李世民是军事专家。“韬光养晦”与“乘人之危”，足以解决外部突厥威胁。关中基地的关陇军人集团为私人班底，足以控制全国。

贞观，是尚未觉察病毒入侵的躯体，因此，房玄龄式保健医生，是时代的宠儿。万事俱备，只欠宣传了。前朝的杨广，尚且务实的南下江都，与南方士人亲密接触。以杨广为反面教材的太宗，与士大夫阶层共处，又怎能没有建树与创新？

君臣和谐的“納谏”，不会因此覆舟。本来打算推行的事业，改编成“納谏”后推行，也不会有任何实质性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