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张可敏的回忆

日前，在网上看到了抗战老兵张可敏的回忆，感触颇多，就想在博客上写几句。

姚警尘在陕南投笔从戎之后，先后在赵寿山的部队任中校、上校，进入军队后就一直有卫士（现在叫警卫员）跟随，张可敏是其中一个。他是河南巩县（现在的巩义市）人，文化程度不高。随着日寇入侵，抗战爆发后，他在河南家乡应征入伍。入伍后，在抗日烽火的岁月里，跟随在姚警尘身旁，姚警尘在多年的军旅生涯中，期间也不知换了几个卫士（建国后是警卫员），但卫士张可敏可以说是跟姚警尘时间最长的，这段时间是三十八军在豫中条山抗战期间。抗战结束后，他跟随姚警尘，陪同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将军参与了第六战区武汉的受降日寇的仪式，可以说这是他印象最重要和最深刻的一次宝贵的人生经历。后来因姚警尘离开第四集团军，姚随赵寿山将军秘密进入解放区，姚张两人才彻底分开。从张可敏的回忆来看，他是很不愿意离开自己尊敬的长官，但姚警尘也是万般无奈，在国民党军统白色恐怖的残酷环境下，高度的警惕性，以及多年地下工作的纪律要求，只能选择悄悄地默默离开。张可敏也因此和他敬爱的长官长久分离。这次分离，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才慢慢恢复了联系方式。而这时候的姚警尘已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委情报部的工作人员，姚的身边的警卫员换做他人，已经不是张可敏了，张可敏这时候也已经离开了军队，历经曲折，最后来到湖南湘潭机器厂，参加了工作。

张可敏是抗战期间在河南应征入伍的一个老兵，他当时参加的三十八军，就是赵寿山任军长的军队。抗战结束后，他随姚警尘在武汉参与了第四集团军孙蔚如接受日本投降的受降仪式。当时他在第四集团军司令部，为总司令的秘书主任姚警尘做警卫工作。

随着岁月的推移，现在健在的抗战老兵已经很少了，作为一个老兵，张可敏依靠不是很高的文化程度，凭借他的真实宝贵的记忆，写出了字数不多的回忆录，他是以一个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娓娓道来，叙说了在三十八军的抗战经历，可信度是很高的。他在回忆录中称姚警尘是他生命中的“贵人”，足见姚警尘对其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影响之深刻。可喜的是，张可敏老人现在依然健在，已是89岁高龄的老人了，作为幸存不多的抗战老兵，他的回忆录显得非常宝贵。随着抗战老兵渐渐辞别人世，今后再想看到这些老兵的回忆，就会很难了。

写到这里颇有些伤感。

以下是《转载》张可敏回忆录

抗战期间我在第四集团军司令部的回忆录

作者：张可敏

张可敏：1929年8月27日生于河南省巩义市石灰务村。 1942年春经地下党员姚文发展为地下交通员，1942年冬随姚文参加第四集团军第38军为通讯兵；1944年姚警尘调第四集团司令部任孙蔚如总司令的机要秘书，张可敏为姚警尘的警卫员，随调第四集团军司令部。1945年孙蔚如将军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张任孙蔚如身边警卫员。同年9月18日，孙将军作为汉口受降区受降主官，接受日军冈部直三郎大将签降。张亲历了这一伟大的庄严时刻。1946年经姚警尘批准退役、同年转入汜水地区地下党组织活动、协助刘纯儒管理电台；1948年进武昌三十兵工厂，后随厂转迁柳州、汉阳、湘潭等地；历任写字工、统计员、计划员、生产调度员等：1949年在柳州加入地下共青团、1950年被团组织推荐为；柳州日报驻厂特邀通讯员。1980年退休。

（按）只将张可敏前辈手写的回忆资料整理如下：

回顾往事、引领我步入革命道路上有两位贵人，一位就是我敬爱的老师姚文。姚文是我在巩县遗爱小学读书时遇到的一位女老师（曾用名姚佩群、姚静之、笔名君羊）抗日时她年约三十左右、高度近视，但人很精神；姚文当年担负中共兵运工作、为了便于工作她选定我这个出身贫寒诚实的孩子替她做事、做了地下交通员。当时驻扎在和义沟的军队是第四集团军司令部。姚老师常派我去驻军与姚警尘先生接头、我送去姚文交给的秘密信件、然后带回新旧《新华日报》（当时为禁读刊物）。我小心翼翼从未出现过差错，姚老师很满意。1942年冬，姚文征得我父母地同意，带我一起参加了孙蔚如部第38军，当时军长是赵寿山，他与姚文彼此很熟悉，非常器重姚文入伍，就委派姚文为军部教官，我就做了姚文老师的通讯员。姚文名义上是军部的教官，但她在暗地里联络部队中高层进步军官，为我党抓牢枪杆子。比如原35师师长孔从洲就是姚文工作的对象。我曾多次陪姚老师约见孔从洲，姚老师对孔做思想转化与形势解读，姚向孔指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光明道路……。后来孔在巩县带领部队起义回归到革命大家庭，奉命在邯郸组建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这一伟绩与姚文地不懈努力分不开，抗战中姚文搞统战工作功不可没！

我遇到的第二个贵人是姚警尘。

1944年春姚文奉命回解放区，就把我介绍（调到）给姚警尘首长。姚时任孙蔚如总司令的机要秘书。我当即升为上士警卫员跟随姚警尘。而姚警尘当时身兼任务就是在部队做高层统战工作、并出版[军声]进步刊物。姚的行动早就引起国民党当局地注意。上峰多次电告孙蔚如姚有异党嫌疑。而孙将军反而将姚调自己身边加以保护。正是有了孙将军地保护，姚警尘才利用合法身份对部队地下党组织予以关照。比如当亲蒋官员张耀明到38军就任军长后大肆清党，限制官兵两月不得离开驻地，否则按共党论处。姚及时向孙蔚如将军反映这一情况，使暴露了身份的党员及时撤离，部队地下党免遭破坏。稳定了军心使部队的混乱局面得到控制。

在这里我着重强调一点，现在回过头来看：杨虎城部无论是在17路军时、以及后面三十八军、第四集团军时，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什么长期存在，并且在部队发挥巨大影响作用，是与孙蔚如将军政治开明分不开的，孙将军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孙蔚如将军是儒将，他是军事家、书法家、诗人，他常提笔挥墨，他常写的“誓雪国耻”名扬军内外，他的诗句“待到斩尽楼兰日，痛饮黄龙奏大勋”气吞山河鼓舞士气；他在中条山帅杨虎城部抗敌有功、留下中条山铁柱子美誉。

1945年春夏之交孙蔚如荣升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由中将升为上将。赴任之初孙携随同千余人先行（后续部队待命计划向宜昌日军发起围攻），先头部队分三路开拔。被选调成员在西安四集团办事处集结，换上新军装向湖北恩施六战区总部进发：（1）有孙长官、八大处负责人、姚警尘、随从副官等人乘专机飞行;（2）从西安乘火车---宝鸡换乘军车----汉中---重庆乘江轮----巴东恩施（我就是走这一线路到恩施）;（3）由警卫营扩编的警卫团长途急行军开往恩施。各路部队按期到达六战区。

孙将军治军有方：（1）保护部队地下党、地下党又统战高官。孙先生曾透漏：“我对中共认识由形远神离到形近神追”（2）忠孝不能两全、抗战是尽忠，家中之事为小；待到胜利了，咱们一起解甲归田孝敬父母（3）军中不用女兵，以免贻误战事、兵在神速呀！（4）不打内战、不上台湾。退居异地。迎接解放，应邀赴毛泽东家宴，参加政协。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孙长官命令前线部队向日军驻地进攻包围；同时六战区总部急速向武汉进军，总部由恩施-----巴东乘江轮经----三峡----宜昌----沙市----武汉，沿途我们不断排除江面日军布置水雷险障、偶尔还有日军巡逻艇盘查，我们给以坚决回击。日行夜泊三日抵达汉口，入城时民众欢欣鼓舞夹道欢迎大军入城。司令部设在上智中学，我等随从随孙将军驻杨森公寓。受降主官孙蔚如刻意把受降时间定在9月18日国耻日。1945年9月18日在汉口中山公园受降，孙蔚如将军身着笔挺上将戎装带80位受降官员走进受降大厅、入席落坐，此刻日军第六方面军冈部直三郎携同僚打着白旗、低头弯腰、手捧指挥刀，在我军的弹压下步入受降大厅，冈部直三郎让随从递上他的军刀、聆听孙将军宣读签降命令。从即日起武汉日军二十一万驻军及九万皇协军无条件接受投降！中国军队全面解除华中区日军武装，收缴武器、弹药，物资仓库360处。至今汉口中山公园受降堂及文物每天向游人开放、使后人铭记历史。

不忘初心，牢记历史。关于姚文，姚警尘两位首长是我一生的牵挂。姚文解放后随军进疆，历任自治区妇联主任，区总工会主席，卫生厅副厅长。病危时孔从洲曾去乌鲁木齐看望当年战友。1980年7月去世时姚文治丧委员会来电，我即去参加了追悼会，送骨灰安放在乌市烈士陵园；我的老首长姚警尘1982年平反昭雪。孔从洲参加了追悼会。事后中央军委给我寄来姚警尘平反的通知文件。他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在对待二姚的问题上孔从洲与二姚的阶级情谊令人称道。1964年毛泽东在接见孔从洲时说你们三十八军是我党统战工作的一个典范。这也是对姚文、姚警尘的功劳给予肯定。

（本文由原第四集团司令部老兵张可敏撰写、由17路军后裔臧兆林编辑，张成斌、杨武江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