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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吕思勉《隋唐五代史》至83%。

昭宗自凤翔回京，运祚之迁移，已成必然之势，然唐室仍能再三与梁相抗者，则昭宗能用人之效也。是时在凤翔所命相苏检、卢光启皆见杀，韦贻范前卒。处事和平如陆扆，虽参机密而不肯为相如韩偓者，亦遭贬斥，大权尽归崔胤矣。时则神策两军及内外镇兵，悉属六军，胤兼判六军、十二卫事。《新书·胤传》云：胤自凤翔还，揣全忠将篡夺，顾己宰相，恐一日及祸，欲握兵自固。谬谓全忠曰：“京师迫茂贞，不可无备，须募兵以守。”今左右龙武、羽林、神策，播幸之余无见兵，请军置四步将，将二百五十人，一骑将，将百人，使番休递侍。以京兆尹郑元规为六军诸卫副使，陈班为威远军使，募卒于市。全忠知其意，阳相然许。胤乃毁浮图取铜铁为兵仗。全忠阴令汴人数百应募。以其子友伦入宿卫。案友伦为全忠次兄存之子。会为球戏，坠马死。全忠疑胤阴计，大怒。时传胤将挟帝幸荆襄，而全忠方谋胁乘舆都洛，惧其异议，密表胤专权乱国，请诛之。即罢为太子少傅。全忠之诛胤，盖实以其幸荆襄之谋，其如何泄露，则不可知耳。唐之不能自立，此时势已显然。即微全忠，茂贞、克用，亦岂不足亡唐？全忠欲亡唐，亦何待胤之召？以唐之亡，由胤导全忠卖社稷，盖长安惮迁者之辞，于朝事实无所知，而史遂据为实录，入胤于《奸臣传》，世尚有真是非哉？

既弑昭宗，立其子辉王祚，更名祝，是为哀帝。时年十三。哀帝与德王，并何后所生，见《旧书》本传。《旧纪》：天祐二年二月，社日，枢密使蒋玄晖宴德王裕已下九王于九曲池，既醉，皆绞杀之，竟不知其瘗所。《诸子传》昭宗十子，哀帝外为德王裕、棣王祤、虔王禊、沂王禋、遂王祎、景王秘、祁王祺、雅王禛、琼王祥，盖即所谓九王，《新书》别有端王祯、丰王祁、和王福、登王禧、嘉王祐、颖王禔、蔡王祐，则其幼未见杀者也。《旧纪》云莫知瘗所，而《诸子传》云投尸九曲池，则其事亦传闻不审。是时昭宗新丧，诸王可否燕集，事亦可疑。欲杀之，其道多矣，何必邀燕，行之于众见之地？此事真相，恐已不传，为玄晖所为以否，更无以言之矣。

梁太祖既即位，升汴州为开封府，建为东都，以唐东都为西都，改西都为雍州大安府。开平三年正月，迁于西都。以养子博王友文为东都留守。唐末，梁祖已席莫强之势，然即位之后，兵威转挫者，则丁会之降敌实为之。盖其时欲逼晋阳，莫捷于泽潞一路也。故梁祖于开平元年五月，即使康怀英以兵八万，合魏博之兵攻潞。晋将李嗣昭坚守，晋亦以倾国之师援之，怀英久攻不克，帝代以李思安。七月。于潞州城下，更筑重城，内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谓之夹寨。二年正月，李克用死，子存勖嗣。克用假子甚多，齿皆长于存勖，存勖时年二十四。各绾强兵，不服。北狄真子假子，区别不严。

梁祖之为人，不惟韬略，即以政事论，亦远胜于李克用。试观梁祖所用者：赵犨、张全义，皆颇能恤民，而克用则庇一李罕之，任其纵兵剽掠，至于河内之地，烟火断绝可知。秦宗权灭后，赵犨即休兵课农。陈、许流亡之民，襁负归业，犨皆设法招抚。张全义在河南，初穷民不满百户，数年后编户五六万。罕之在泽州，日以兵钞怀、孟、晋、绛、河内。百姓相结屯寨，或出樵汲，即为俘。甚至奇峰绝磴，梯危架险，亦为其部众所攻取。数州之民，屠啖殆尽。荆棘蔽野，烟火断绝者十余年。皆见新旧《史》本传。梁祖固亦不免淫暴，然《旧史·陈元传》：言克用性刚暴，乐杀人，无敢言者。康君立，初起时疏附之臣也，以一言不合而赐酖；其残忍为何如？李克修以供帐不丰而遭笞辱，事已见前。《盖寓传》：言寓家珍膳，穷极海陆，精于府馔，武皇非寓家所献不食，每幸寓第，其往如归。寓之侈如此，克用可知。《传》又言寓自武皇镇抚太原，最推亲信。中外将吏，无不景附。朝廷藩邻，信使结托，先及武皇，次入寓门，此盖其致富之由？然其人实无所建白，不过嬖幸之流。或拟诸敬翔、李振，非其伦矣。《宋史·张永德传》言：克用镇太原，急于用度。严选富家子掌帑库，或调度不给，即坐诛，没入赀财，其剥民以自奉如此。《旧史·武皇纪》云：亲军万众，皆边部人，动违纪律，人甚苦之。左右或以为言。武皇曰：“比年以来，国藏空竭。诸军之家，卖马自给。今四方诸侯，皆悬重赏以募勇士。吾若束之以法，急则弃吾，吾安能独保此乎？”天复三年。此等语史家以为美谈，实则皆无耻之臣，为之文饰。核其实，则纵兵虐民耳。存勖立后，存璋为河东马步都虞候。《传》云：初，武皇稍宠军士，藩部人多干扰廛市，肆其豪夺，法司不能禁。庄宗嗣位，锐于求理，存璋得行其志，抑强扶弱，诛其豪首。期月之间，纪纲大振。存勖岂真能求治者？而史犹云如此，克用之纵兵虐民，不愈可见哉？梁、晋之成败，实缘存勖年少敢行险，而其部下起自北方，群思南下，颇有剽锐之气。而梁则末帝柔弱，将帅又多偃赛不用命，上下乖迕，遂至日蹙百里，坐待危亡耳，综观兵事始末可知。然其原，亦未尝不自梁祖开之。盖梁祖之篡唐也太速。使其大诛宦官之后，身入长安，挟天子以令诸侯，则邠、岐旦夕可平，专力河东，不虞牵制，蒲津、上党，两路会师，沙陀真将无穴矣。《旧史·李存孝传》：昭宗讨河东之役，汴人攻泽州，呼李罕之曰：“相公常恃太原，轻绝大国。今张相公围太原，葛司空已入潞府，旬日之内，沙陀无穴自处，相公何路求生邪？”存孝闻其言不逊，选精骑五百，绕汴营呼曰：“我沙陀求穴者，俟尔肉馔军，可令肥者出斗。”乌乎！一时则志得意满矣！他日坐困孤城，卒遭维絷，车裂以徇者，不知沙陀之披其穴邪？抑汉儿为之也。不此之图，而急于谋篡，遂至两面牵制，不得大举扫荡，抑且备多力分，盛衰转烛之机，伏于此矣。尝谓梁祖之入关而不能留，与宋武帝之平姚秦而急于南归绝相似，皆所谓一日纵敌，数世之患者也。孟子论浩然之气曰：“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岂特圣贤之学？虽豪杰之建树，亦何独不然？人之功业，必如其所豫期，所期者远，而格于事势，志不克就者，则有之矣。所求者小，而所就者大，未之前闻。宋、梁二祖之所求，惟止于身登九五，故及其可取而代。遂乃志得意满，而于后事不暇深虑矣。岂独其身然？其后先奔走之士，盖亦莫不然？故其帷幄之臣，止于刘穆之、敬翔辈，真自任以天下之重者无有也。其将率亦然。愿止于攀龙鳞、附凤翼，所愿既遂，则不可复用矣。当其盛时，兵力可谓横绝一世，逮于胡马饮江，夹河而战，南朝诸将，遂五合六聚而不能救，职此之由。即以政事论，其纪纲之废弛，或亦不如“夷狄之有君”。凡一新朝或一军阙之兴，其初纲纪必颇整饬，而后或纵恣淫泆，则必至于败亡，因果相寻，从无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