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有人走的路》day6 第二部分 爱（3）
死亡的风险
我说过爱是行动，爱需要与懒惰对抗，与恐惧较量。现在，让我们从“爱的行动”转向“爱的勇气”。爱，意味着自我完善，即让自我进入陌生领域，塑造出不同的、崭新的自我。在此过程中，我们接触的是从未接触过的事物，并由此获得改变。不熟悉的环境、不同的规章制度、陌生的人、事物和活动，都可能使我们面对痛苦，并由此而产生畏惧。人人都有对抗畏惧的方式，我们宁可拒绝改变，也不愿忍受改变带来的痛苦，此时，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勇气。勇气，不意味着永不恐惧，而是面对恐惧也能坦然行动，克服畏缩心理，大步走向未知的未来。在某种意义上，心智的成熟（也即爱的实质）需要勇气，也需要冒险。
如果你定期上某个教堂做礼拜，或许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女人：她将近50岁，每个周末上午，在礼拜仪式开始前五分钟，她都会准时来到教堂，坐在教堂后面靠边的椅子上。礼拜仪式刚结束，她就悄然、快步地走向门口。主持礼拜的牧师来到教堂门口，跟每一个人打招呼和寒暄，她却像幽灵一样，迅速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你主动接近她，并邀请她喝咖啡、聊天，她会神情紧张地表示感谢，尽可能避免和你四目相对。她会歉意地告诉你：她另有重要约会，接着便一溜烟跑掉了。假如你跟在她身后，想看看她究竟有什么重要约会，最终，你会惊奇地发现，原来她径直快步回到家中。这个女人的住处，是一座小型公寓，通常是门窗紧闭。她刚刚走进家门，就迅速把门锁好，直到下一个礼拜，才再次出现在教堂里。经过深入的调查，你得知她在一家大公司里，做打字员之类的基础工作。她听从上司的一切安排，很少发表意见。她在公司里默默无闻，工作也极少出现差错。就连吃午餐时，她也不会离开座位与旁边的人进行交流。她几乎没有任何朋友，总是一个人步行回家。途径超市，她会进去购买一些日用品和食品，然后回到家里，再次紧闭门窗，直到次日上班时，才会再次出门。到了周末下午，她可能独自去电影院。她的家里有台电视机，却连一部电话也没有。她也很少和别人通信。如果你有机会亲口告诉她，说她看上去孤独而寂寞，她会明确地回答你：她喜欢当前的状态。你问起她是否养过宠物，她会伤感地告诉你：她曾养过一条狗，她非常爱那条狗，不幸的是，她的狗八年前死了，此后她再也没有养过狗。她还会补充说：那只狗在她心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
这个女人究竟是谁呢？我们无法知晓她的秘密。我们只知她尽力避免与人接触，不想冒险与别人打交道，也从未想过自我完善。她宁可让形象越来越小，哪怕像影子一样。她希望不被打扰、不为人知。除了上教堂做礼拜，她没有精神贯注的对象。精神贯注不等于真正的爱，但贯注毕竟是爱的起点。给予某种事物以精神贯注，可能面临拒绝或遭受损失；接近某个人，就可能经受失去对方的危险，让你再次回到寂寞、孤独的状态。如果对方是某种有生命的事物，不管是人、宠物还是盆栽，它们都有可能突然死亡。如果信任或依赖某个人，就有可能因为对方的亡故，让自己受到莫大的伤害。精神贯注的代价之一，似乎是或早或晚你都要因为贯注对象的死亡或离去，让自己饱受痛苦的折磨。如果不想经受个中痛苦，就必须放弃生活中许多事物，包括子女、婚姻、性爱、晋升、友谊，但惟有这些事物，才能够使人生丰富多彩。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除了痛苦和悲伤，你同样可以收获快乐和幸福。完整意义的人生，势必伴随着痛苦，其中最大的痛苦之一，就是面对心爱之人或心爱之物的死亡。如果你想避免其中的痛苦，那你恐怕只有完全脱离现实，去过一种没有任何意义的生活。
生命的本质，就是不断改变、成长和衰退的过程。选择了生活与成长，也就选择了面对死亡的可能性。前面提到的那位女士，一直活在狭隘的圈子里，可能是因为经受过一连串死亡的打击———朋友和亲人相继离世，让她备感痛苦，宁可放弃真正的生活，也不想再次面对不幸。她不想经受任何痛苦，由此放弃了心灵的成长，哪怕活得如同行尸走肉。但是，因害怕打击而逃避，只会导致心理疾病。大多数有心理疾病的人，都不能清醒而客观地面对死亡。我们应该坦然接受死亡，不妨把它当成“永远的伴侣”，想象它始终与我们并肩而行。我们甚至应该像唐璜那样，把死亡当成“最忠实的朋友”。也许这听上去有些可怕，却可以丰富心灵，让我们变得更加睿智、理性和现实。在“死亡”的指引下，我们会清醒地意识到：人生短暂，爱的时间有限，我们应该好好珍惜和把握。不敢正视死亡，就无法获得人生的真谛，无法理解什么是爱，什么是生活。万物永远处在变化中，死亡是一种正常现象，不肯接受这一事实，我们就永远无法体味生命宏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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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风险(1)
人生就是一种冒险。你投入的爱越多，经受的风险也就越大。我们一生要经历数以千计乃至百万计的风险，而最大的风险就是自我成长，也就是走出童年的朦胧和混沌状态，迈向成年的理智和清醒。这是了不起的人生跨越，它相当于跃向前方的奋力一跳，而不是随意迈出的一小步。很多人一生都未实现这种跨越，他们貌似成人，有时也小有成就，但直到寿终正寝之际，其心理仍远未成熟，甚至从未摆脱父母的影响，从未获得真正的独立。我是幸运的———即将满十五岁时，我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当时，我隐约体会到成长的本质，以及与之有关的风险，它带给我的体验，我至今难以忘怀。我不知道当时的举动，其实就是自我成长的体现，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大步向前，迈向了未知的崭新天地。
十三岁时，我在离家很远的菲利普斯·艾斯特中学就读，这是一所很有名气的男生预科中学（我的哥哥也在这所学校里上学），也是公认的明星中学。学校毕业生大多都会考入常春藤名校，毕业后如愿步入社会精英阶层。拥有这所明星中学的教育背景，人生之路可谓光明。我的家境还算富裕，父母有财力让我接受最好的私立教育，这使我充满了安全感。奇怪的是，我刚刚进入中学，就觉得与那里格格不入。那里的老师、同学、课程、校园、社交乃至整个环境，都让我难以适应。似乎除了努力学习，以便开拓美好的未来，我没有任何选择。经过两年半的努力，我益发觉得生活失去了意义，情绪也更加消沉。最后一年，我几乎整天睡觉，仿佛只有睡觉，才会感觉舒适和自由。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整天昏睡，可能恰恰是我在潜意识中，为即将到来的跨越做出准备。
在三年级春假，我一回到家，就郑重地向父母宣布：“我不打算再回那所学校了。”
父亲说：“你不能半途而废。我为你花了那么多钱，让你接受那么好的教育，你不明白放弃的是什么吗？”
“我也知道，那是一所好学校。”我回答说，“可是，我不打算回去了。”
“你为什么不想法去适应它呢？为什么不再试一次呢？”我的父母问。
“我不知道，”我沮丧地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讨厌它。我只知道，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
“既然这样，那你告诉我们，你到底打算怎么办？你好像没把将来当一回事。你有什么样的个人计划呢？”
我依旧沮丧地说：“我不知道。反正我再也不想去上学了。”
父母大为惊慌，只好带我去看心理医生。医生说我患了轻度忧郁症，建议我住院治疗一个月。他们给了我一天时间，让我自行做出决定。那天晚上，我痛苦不堪，第一次有了轻生的念头。既然医生说我患有轻度忧郁症，那么住进精神病院，就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事。但我哥哥在那所学校很适应，为什么我却不行呢？我清楚我无法适应学校，完全是我自己的责任，我顿时觉得自己是低能儿。更糟糕的是，我觉得自己和疯子没有两样。父亲也说过，只有疯子才会放弃这么好的教育机会。回到艾斯特中学，就是回到安全、正常的环境，回到被社会认可、对个人前途有益无害的王国。可是，我的内心却告诉我，那不是适合我的道路。就眼下看来，我的未来非常迷茫，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放弃上学，势必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压力，我该怎么办呢？我执意离开理想的教育环境，是不是果真精神失常了呢？我感到害怕。就在沮丧的时刻，仿佛神谕一般，我听到一种声音，一种来自潜意识深处的声音：“人生惟一的安全感，来自于充分体验人生的不安全感。”这声音给了我莫大的启示，尽管我的想法和行为，与社会公认的规范不相吻合，甚至使我看上去像个疯子，但我应该选择自己的路，于是，我终于安然睡去。第二天一早，我就去见心理医生，告诉他我决定不再回艾斯特中学，我愿意住进精神病院。就这样，我纵身一跃，进入了未知的天地，开始了我的独立人生，自行掌握我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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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风险(2)
成长的过程极为缓慢，除了大步跳跃以外，还包括进入未知天地的无数次小规模跨越———例如，八岁的孩子第一次独自骑车到遥远的郊区商店购物；十七八岁的孩子第一次与异性约会等。如果认为这些经历算不上冒险，那你显然是忘记了当初有类似经历时，心中强烈的紧张感和焦虑感。即使是心理最健康的孩子，他们初次步入成人世界，除了兴奋和激动，想必也不乏迟疑而胆怯。他们不时想回到熟悉、安全的环境中，想做回当初那个凡事依赖别人的幼儿。成年人也会经历类似的矛盾心理，年龄越大，越难以摆脱久已熟悉的事物。我记得十四岁以后，每天都要经历不同的变化：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件、不同的感觉，对于心灵而言，这都是极好的滋养。心智的成熟不可能一蹴而就，我经历过各种小步跳跃，偶尔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大步跳跃。我离开艾斯特中学，无疑是告别传统模式的价值观。很多人从未有过大规模跳跃，也就无法实现真正意义的成长。尽管他们看上去像个成年人，心理上却仍对父母有很大的依赖性。他们沿袭上一代的价值标准，做任何事都要得到父母的“批准”，即使父母早已离开人世，他们心理上仍旧难以摆脱依赖的情结。他们从来不能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
人生最大幅度的跳跃，大都出现在青春期时代，但实际上，这种跳跃可以在任何年龄进行。有一位35岁的女士，她有三个孩子。她的丈夫独断专行，以自我为中心，生活在这种阴影下，经历过长时期的痛苦，她终于意识到由于对丈夫和婚姻过于依赖，使她被褫夺了一切人生乐趣。她曾想通过努力，让婚姻变得正常，但其努力最终化为泡影。她鼓起勇气，和丈夫办了离婚手续，忍受着丈夫的指责、邻居的批评，带着孩子离开了家门。她冒着风险，走向不可预知的未来———恰恰从这一刻起，她有生第一次成为她自己。还有一位52岁的企业家，他经历过严重的心脏病发作，情绪极为消沉。他回顾追名逐利的一生，觉得那一切毫无意义。他意识到长期以来，他不是为自己而活着。他所做的一切，无不是为取悦他的母亲———他的既专制又挑剔的母亲。他一生拼命苦干，只为得到母亲的认可，按照母亲的标准塑造自己。经过深思熟虑，他第一次抗拒母亲的心意，也不顾妻子和儿女的反对，到乡下开了专营老式家具的小店。到了他这样的年龄和地位，进行如此翻天覆地的改变，心里的压力和痛苦可想而知。可是，他还是表现出超人的勇气，实现了年轻时的夙愿，当然，这也得益于他能接受心理医生的帮助。接受心理治疗，未必就会降低成长的风险，心理治疗的价值，在于它能提供恰当的激励，给予病人足够的勇气，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心智的成熟，除了爱和自我完善，除了突破自我界限，并将自我延伸到新的领域，还需要什么条件呢？我在上面谈到的所有事例，都涉及了这一因素：自尊自爱。原因是：首先，敢于追求独立自主，本身就是自尊自爱的体现。我尊重自己，才不愿得过且过，去维持在艾斯特中学的可怜状态。我不想忍受不适合我的成长环境。同样，家庭主妇珍爱自己，才结束了限制自由、压抑人性的婚姻。商人懂得关心自己，才不再如过去那样，凡事只为满足母亲的要求。这样一来，他才没有精神崩溃乃至选择自杀。其次，心智的成熟，除了自我完善的意愿，还需要强烈的安全感。以我本人为例，父母很早就传达给我这一信息：“不管什么时候，你都是有价值的人。”他们告诉我：“你是我们所爱的孩子，你是可爱的人。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只要你努力而且敢于冒险，我们始终都会支持你、爱你。”父母的爱，给了我安全感，教我懂得什么是自尊自爱。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就没有勇气自主选择前途，就会漠视需要，抹煞个性，一味被动地接受他们安排的生活模式。一个人必须大踏步前进，实现完整的自我，获得心灵的独立。尊重自我的个性和愿望，敢于冒险进入未知领域，才能够活得自由自在，且使心智不断成熟，体验到爱的至高境界。我们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绝非仅仅为了满足他人的愿望。放弃真正的自我，我们就无法进入爱的至高境界。至高境界的爱，必然是自由状态下的自主选择，而不是亦步亦趋、墨守成规，不是被动而消极地抗拒心灵的呼唤。
承诺的风险(1)
做出承诺，是真正的爱的基石之一。具体而深刻的承诺，即便不能保证情感关系一帆风顺，也会起到很大作用。一个人将精神贯注于某种事物之初，其感情投入可能非常有限，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她）就应该投入更多的感情，不然，情感关系迟早会走向瓦解，或始终处于肤浅、脆弱的状态。还是以我为例，我在结婚典礼之前，没有任何异样的感觉，表现一直很镇定。渐渐地，我感觉紧张乃至有些发抖，甚至不记得婚礼的过程，以及随后发生的任何事。经过一段时间，我慢慢适应了这一人生变化，把更多的情感投入到家庭上，终于走出坠入情网的状态，找到了真爱的原动力。通常说来，生儿育女之后，我们只要投入更多的情感，便可从生物学上传宗接代的本能阶段，成长为有爱心、有责任感的父母。对于以爱为基础的情感关系，全身心地付出，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只有持久的情感关系，才能使心智不断成熟。假如我们生来就缺乏安全感，不仅时刻担心遭到遗弃，而且感觉前途渺茫，心智永远都不可能成熟。夫妻面对依赖和独立、操纵和顺从、自由和忠贞等问题，如果没有解决方案，甚至将问题扩大化，整天生活在猜疑、恐惧的阴影中，就无法平心静气地找到出路，最终会使情感关系归于毁灭。
做出承诺，可以给一个人带来安全感。但是，大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都难以做出承诺。让病人做出承诺，通常是至关重要的环节。不知道如何实现“精神贯注”，也不愿意做出任何承诺，就很容易造成心理失调。消极性人格失调者不愿承诺，甚至丧失了承诺的能力，他们并不是害怕承诺的风险，而是可能完全不知道如何做出承诺。他们可能在童年时，就未曾从父母那里得到过爱，也没有得到过父母爱的承诺，所以直到他们长大成人，也从未有过承诺的体验。
神经官能失调患者能够了解承诺的意义，但极度的紧张和恐惧，使他们失去了做出承诺的动力。在他们的童年时代，父母大多具有爱心，能够让他们感受到承诺带来的安全感，不过后来因为出现死亡、被遗弃或其他原因，这种安全感宣告终止，使其承诺无法得到回应，并成为痛苦的记忆，他们由此害怕做出新的承诺。患者一旦经受过心灵的创伤，除非建立起理想的情感关系，不然伤口就难以愈合。有时候，作为心理医生，我每想到要接待需要长期治疗的患者，心中就忐忑不安。毕竟，想使治疗顺利进行，心理医生就必须跟病人建立良好关系，像富有爱心的父母对待子女一样，全心全意地去关心病人，而且不可半途而废，这样才能打开病人的心扉，对症下药。
27岁的雷切尔小姐患有严重的性冷淡，而且性格内向，言行过于拘谨。她有过短暂的婚姻，离婚后就来找我治疗。她告诉我，由于无法接受她的性冷淡，丈夫马克和她分道扬镳。雷切尔说：“我知道我的问题。我原本以为，和马克结婚是件好事。我希望他温暖我的心灵，让我有所改变，但我想错了。这也不是马克的问题。和哪个男人在一起，都无法让我体验到性的乐趣，我也不想从性爱方面找到乐趣。尽管我有时也认为应该做出改变，像正常人那样生活，但是很不幸，我习惯了当前的状态。尽管马克时常提醒我，让我尽量放松下来，可是，即便我能够做到，也不想改变当前的状态。”
治疗进行到第三个月时，我就提醒雷切尔：她每次前来就诊，还没坐到座位上，就起码要说上两次“谢谢”———第一次“谢谢”，是我们在候诊室刚见面时；第二次“谢谢”，是在她刚走进我的办公室的时候。
雷切尔问：“这有什么不好吗？”
“没什么不好。”我回答说，“不过，你这样多礼没有必要。从你的表现看，就像是个缺乏自信、以为自己不受欢迎的客人。”
“可我本来就是客人，这里毕竟是你的诊所。”
“说得对，”我说，“可是别忘了，你已经为治疗付了钱。这段时间和这个空间属于你，你有自己的权利，你不是客人。办公室、候诊室，还有我们共处的时间，这些都是属于你的。你付费买下了它们，它们就是属于你的，为什么要为属于你的东西向我道谢呢？”
承诺的风险(2)
“我没想到，你真的会这么想。”雷切尔惊讶地说。
“要是我没猜错，你一定还认为，我随时都会把你赶走，对吗？”我说，“你认为我有一天可能这样对你说：‘雷切尔，为你治病实在是无聊，我不想再给你治疗了。你赶快走吧，祝你好运。’”
“你说得没错，”雷切尔说，“这正是我的感觉。我不觉得我有权利去要求别人。你的意思是说，你永远不会赶我走吗？”
“哦，那种可能也未必没有，任何心理医生都可能那么做。但是，我不会那么做，永远都不会。那么做有悖心理医生的职业道德。听我说，雷切尔，”我说，“我接待了像你这样的长期患者，就是向你和你的病情做了承诺。我要尽力帮助你治疗，只要需要，我会一直同你合作，不管是五年还是十年，直到把问题解决，或到你决定终止治疗为止。总而言之，决定权在你手中。除非我不在人世，不然，只要你需要我的服务，我是绝不会拒绝的。”
雷切尔的病因不难了解。治疗伊始，马克就告诉我：“我想，对于雷切尔的状况，她母亲要承担很大责任。她是一家知名企业的管理人员，却不是个好母亲。”原来，雷切尔的母亲对子女要求过分严格，雷切尔活在母亲的阴影下，在家中没有安全感。母亲对待她，就像对待普通雇员一样。除非雷切尔照她的话，达到她希望的一切标准，否则她在家中的地位几乎没有任何保障。她在家里都没有安全感，和我这样的陌生人相处，又怎么可能感觉安全呢？
父母没有给雷切尔足够的爱，对她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仅依靠简单的口头安慰，伤口永远不可能愈合。治疗进行了一年，我和雷切尔讨论起她当着我的面，从来都不流泪的情形，这是她不能释放自己的证据。有一天，她不停地唠叨，说她应该提高警惕，防备别人给她带来伤害。这时我感觉到，只要给她一点点鼓励，眼泪就可能夺眶而出。我伸出手，轻轻抚摸她的头发，柔声地说：“雷切尔，你真的很可怜，真的很可怜啊。”但是很遗憾，这种一反常规的治疗模式并未成功，雷切尔依旧没有流下一滴眼泪，连她自己也感到灰心：“我办不到！我哭不出来！我没办法释放自己！”下一次治疗时，雷切尔刚刚走进我的办公室，就大声对我说：“好了，现在你得说实话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奇怪地问。
“告诉我，我的问题究竟在哪里？”
我迷惑不解：“我还是不懂你的意思。”
“我想，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治疗了。你要把我的问题做个总结。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想再为我治疗了？”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这下轮到雷切尔迷惑了，“上一次，你不是要让我哭出来吗？”她说，“你一直想让我哭出来，上次还尽可能帮助我哭，可我哭不出来。我想，你一定不想给我治疗了，因为我不能按你的话去做。所以，今天就是我们最后一次治疗了，对吗？”
“你真以为我会放弃治疗吗，雷切尔？”
“是啊，任何人都会这么做的。”
“不，雷切尔，你说错了，不是任何人。你母亲或许有可能那样做，可我不是她。不是所有人都像你母亲一样。你不是我的雇员，你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去做我要你做的事，而是做你自己要做的事，这段时间属于你。为了治疗，我会给予你某种启示或敦促，可是我没有任何权利强迫你非要做到什么程度。还有，你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找我，治疗多长时间都可以。”
如果童年时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爱，就会产生极大的不安全感，到了成年时，就会出现一种特殊的心理疾病———我们总是先发制人地“抛弃”对方，即采取“在你抛弃我之前，我得先抛弃你”的模式。这种疾病有多种表现形式，雷切尔小姐的性冷淡，就是其中之一，她无疑是向丈夫以及以前的男友宣告：“我不会把自己彻底交给你。我知道，你早晚会把我抛弃。”对于雷切尔而言，在性爱以及其他方面让自己放松下来，就意味着做出承诺，意味着情感的投入，而过去的经验显示：这样做不会给她带来回报，所以她绝不愿“重蹈覆辙”。
承诺的风险(3)
雷切尔跟别人的关系越亲近，就越担心遭到抛弃，这是“在你抛弃我之前，我得先抛弃你”的模式在起作用。经过一年的治疗（每周治疗两次），雷切尔突然告诉我，她无法继续接受治疗了，因为她无力承担每周80美元的治疗费用。她说和丈夫离婚后，她就很拮据，如果继续治疗，每周顶多可以治疗一次。我知道她是在撒谎。她继承了一笔五万美元的遗产，还拥有稳定的工作。另外，她出身古老而富裕的家族，经济上不存在任何问题。
通常情况下，我本可以直接指出，和其他病人相比，她更有能力支付不算高昂的治疗费。她以财力不足作借口而放弃治疗，其实是避免同我过多接近。还有一个原因是：那笔遗产对雷切尔有着特殊的意义。她认为，只有遗产才不会抛弃她，永远属于她自己。在这个让她缺乏安全感的世界里，那笔遗产是她最大的心理保障。尽管让她从遗产中拿出微不足道的部分来支付治疗费是合情合理的，不过，我还是担心她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如果我坚持让她每周治疗两次，她可能就此中断治疗，并且再也不会露面。她对我说，每周只能负担50美元治疗费，因此每周只能就诊一次。于是我就告诉她，我可以把治疗费减为每次25美元，每周照样可以接受两次治疗。她的目光夹杂着怀疑、忐忑和惊喜，“你说的是真的吗？”她问。我点点头。雷切尔沉默许久，终于流下了眼泪，她说：“因为我家境富有，镇上和我打交道的人，都想从我这里赚更多的钱，你却给我打了这么大的折扣，我很感动，以前没人这样对待过我。”
接下来的一年，我一直对雷切尔悉心治疗。雷切尔却始终处于挣扎状态，难以自我放松，甚至多次试图放弃治疗。我用了一两周时间进行劝说和鼓励，既写信又打电话，才使她将治疗坚持下来。第二年的治疗取得了很大进展，我们能够推心置腹地彼此交流。雷切尔说她喜欢写诗，我就请求拜读她的作品，她起初拒绝，后来答应了我。随后几周，她却总说忘记把诗稿带来。我告诉她，她不想让我看到她的作品，这是不信任我的表现，这和她不愿配合马克以及其他男人在性爱上过于亲近如出一辙。我也不禁反思如下问题：她为什么认为让我欣赏她的作品，代表着承诺和感情的投入呢？她为什么觉得与丈夫体验性爱，就意味着放弃自己呢？如果我对其作品没有任何反应，在她的心目中，是否意味着我对她不屑一顾、乃至完全排斥呢？难道我会因为她的诗写得不好，就终止我们的友谊吗？她为什么没有想过，让我分享她的作品，更能加深我们的友谊呢？难道她真的是害怕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吗？
到了第三年，雷切尔才真正意识到，我对她的治疗，在情感上是完全投入的，她的心理防线开始撤退，而且让我看了她写的诗。她开始说说笑笑，有时甚至还和我开玩笑。我们的关系，第一次变得自然而愉快。她说：“我以前从不知道，和别人相处是怎么回事。我第一次有了安全感。”以此为起点，她也学会了与别人自如地交往，有了更为广泛的人际关系。她终于明白，性爱未必是没有回报的单方面付出。性爱过程是自我释放，是肉体的体验、精神的探索、情感的宣泄。她知道我是可以信赖的，她遇到挫折、受到伤害，我都会倾听她的委屈、解决她的烦恼。在某种意义上，我就像是她不曾有过的称职的母亲。她也清楚地意识到，她没必要过分压抑性爱需求，而是应该听从身体的呼唤。她的性冷淡完全消失了。第四年结束治疗时，她变得活泼而开朗、热情而乐观，充分享受到良好的人际关系带来的快乐。
作为心理医生，我是幸运的，因为我不仅向雷切尔做出承诺，而且真正履行了承诺。在整个童年时期，她一直缺少这种承诺，由此才导致了身心疾病。当然，我也并非总是这样幸运，前面提到的“移情”的电脑技术员，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对承诺的需求过于强烈，以致我不能、也不愿去满足他的要求。心理医生的承诺是有限的，如果不能适应情感关系的复杂变化，那么连基本的治疗都不可能进行。假如心理医生的承诺是充分的，病人迟早也会做出承诺———对心理医生和治疗本身的承诺，这也常常是治疗的转折点。雷切尔让我看她的诗歌，意味着这个转折点的最终出现。奇怪的是，有些病人每周治疗两三个小时，而且坚持了几年，却从来无法做出承诺，而有的病人可能在治疗最初几个月，就会走到这一步。要顺利完成治疗，医生必须使病人做出承诺，而且是发自内心的承诺，彼时彼刻，对于心理医生来说，不啻是莫大的幸运和快乐，因为病人做出承诺，意味着敢于承担承诺的风险，他们的心理治疗就更容易成功。
承诺的风险(4)
心理医生对治疗做出承诺，其风险不仅在于承诺本身，也在于可能经历意想不到的挑战，甚至要对以往的认识做大幅度修正。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包括移情的心理现象)，通常面临诸多困难。要实现自我完善，享受良好的人际关系带来的快乐，进而使真正的爱成为人生的重心，就必须无所畏惧，敢于做出改变，而不是墨守成规。当然，任何有别于以往的调整，都可能要经受极大的风险。譬如说，一个有同性恋倾向的男子，决心要过正常的生活，他第一次同一个女子约会时，心里的压力可想而知。还有，对任何人都缺乏信任的患者，第一次躺在心理医生诊室的病榻上，也需要付出足够的勇气。其他的例子还包括：过于依赖丈夫的家庭主妇，有一天对丈夫宣称，她在外面找到了工作，不管丈夫是否同意，她都想步入社会生活，获得真正的独立；一个人在55岁之前，一直对母亲的话言听计从，终于有一天，他严肃而坚决地告诉母亲，从现在开始，她绝不可以再叫自己的乳名，因为那既幼稚又可笑；一个不苟言笑、貌似硬汉的男子，某一天终于在大庭广众之下，流下了充满真情的热泪；还包括雷切尔———她有一天终于放松下来，在我的诊室里号啕大哭……此类改变，使当事人承担的风险之大，甚至不亚于战场上深陷险情的士兵。如果士兵被敌人的枪口顶住后背，就没有逃生的可能。同样，一个追求心智成熟的人，思想和情感随时都可能恢复到过去的状态，恢复到以前熟悉而又狭隘的方式。
心理医生也要拥有同病人一样的勇气和智慧，而且要承担自我改变的风险。我本人就是如此。在多年治疗中，我经常根据不同情况，打破常规治疗模式。遵循过去的治疗原则，可能承担的风险更小，但为了病人顺利康复，我需要冒险实践，有时宁可违背传统和常规的做法，拒绝因循守旧，更不会敷衍了事。回顾过去，每一次成功的治疗，都有冒险尝试的痕迹，而且每每让我经历了更多的痛苦。治疗者只有承担必要的痛苦，才更可能取得意外的成效。有时候，让病人了解医生艰难的选择，对于他们也是深刻的震动、强大的激励，促使他们更好地配合医生治疗。治疗者和被治疗者心灵相通、彼此鼓励，才更可能使治疗立竿见影。
家长的角色和心理医生相似。聆听子女的心声，满足他们的需要，有助于家长实现自身完善，而不是盲目坚守权威，颐指气使。恰如其分地做出改变，使人格和心灵不断完善，才能担负起做父母的职责。家长在对子女的教育和自我完善过程中，也会跟着一并走向成熟，对于双方都是大有益处。不少父母在子女处于青春期以前，尚算得上尽职尽责，渐渐地，其思维却变得落后和迟钝起来，无法适应子女的成长与改变。他们不思进取，放弃了自我完善的进程。有的人认为，父母为子女经受痛苦与牺牲，是一种殉难行为，甚至是自我毁灭，这完全是危言耸听。实际上，父母的收获可能远远大于子女。父母进行自我调整，适应子女的变化，就不会与时代脱节，对其晚年人生也大有益处。遗憾的是，很多人漠视这一点，白白错过了自我成熟的机遇。
冲突的风险(1)
爱的最大风险之一，是以谦逊的态度行使权利，这种行为最普遍的结果就是爱的冲突。当我们和某人发生冲突，我们实质上是告诉对方：“你是错的，我是对的。”譬如，父亲批评儿子说：“你最近怎么鬼鬼祟祟的？”其实，父亲的潜台词是：“你不应该鬼鬼祟祟的，你这样是不对的。我有权批评你，因为我就从来都不鬼鬼祟祟的，我是正确的。”丈夫批评妻子的性冷淡，就会说：“你是个性冷淡的女人。你对我的性要求没有反应，所以你是错的。我在性方面是正常的，在其他方面也是正常的。”妻子认为丈夫没花时间陪伴自己和孩子，就会批评丈夫说：“你把这么多时间用到工作上，你实在很过分，你这么做是错误的。尽管我没尝试过你的工作，可我看得很清楚。你应该把精力用在其他方面。”指出别人的缺点，即告诉对方“你是错的，我是对的，你应该做出改变”，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批评他人很容易，不仅父母和配偶，人人都可能把批评当成家常便饭，可是，大多数批评只是出于一时的冲动、不满和愤怒，不但没有启发和教育意义，反而使局面更加混乱。
真正具有爱的人，绝不会随意批评别人或与对方发生冲突，他们竭力避免给对方造成傲慢的印象。动辄与所爱的人发生冲突，多半是以为自己在见识或道德上高人一等。真心爱别人，就会承认对方是与自己不同的、完全独立的个体。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会轻易地对心爱的人说：“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比你更清楚怎么做更合理，知道什么对你更有好处。”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有的旁观者的确比当事人更清楚，知道怎么做才合乎逻辑。旁观者也可能拥有更高的道德或判断力，这时候，他们有义务指出问题的症结。因此，富有爱心的人，经常处于两难境地———既要尊重对方的独立性，又渴望给予对方爱的指导。
勤于自省，才能走出这种境地。如果你具有爱心，而且想帮助对方，首先必须进行自我反省，确认自己的观点是否有价值。“我看清了问题的本质吗？”“我的动机是为对方着想吗？”“我发现了问题的症结，还是出于模模糊糊的假想？”“我是否真正了解我所爱的人？”“他的选择是否可能是正确的，我却因经验有限才觉得他的选择不够明智呢？”“我想给所爱的人提供指导，是否出自一己的、自私的目的？”真正以爱为出发点的人，应该经常反思上述问题。
自我反省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诚实和谦逊的态度，正如14世纪一个英国僧侣所说：“诚实和谦虚，意味着有自知之明。善于自我反省的人，才会表现得诚实和谦虚。”
对别人提出批评，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仅凭直觉就坚定自己是正确的；另一种是经过反省，确认自己有可能正确。前一种方式，给人高高在上的感觉，而父母、配偶或者教师，常常以这种方式教育他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招致不满和怨恨，而没有给对方的成长带来帮助，甚至只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消极后果。第二种方式，给人谦逊而谨慎的印象，它需要批评者首先自我完善，由此让很多人知难而退。但与第一种方式相比，这种方式更有可能带来成功，而且，根据我的经验，它通常不会产生破坏性的后果。
也有相当多的人宁可压抑批评他人的冲动，对他人的问题视而不见。他们过于谦逊，总是三缄其口，从不给所爱的人指导和建议。这种人不具备真正的爱。我接待过一个病人，她长期患有压抑性神经官能症。她父亲是个过于谦逊的牧师，母亲则是一家之主，性格暴躁，甚至当着女儿的面殴打丈夫。她的牧师父亲从不还手，甚至还劝告女儿要遵从耶稣教诲，一面脸颊挨打了，要主动把另一面脸颊送过去。总而言之，牧师面对折磨和虐待，总是保持着绝对的顺从。这位女士接受治疗之初，对父亲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她不久后就意识到，父亲的虔诚和谦逊，实质上只是软弱和无能。父亲的消极和被动，与母亲的专横和霸道，其实没有任何区别，所以父亲不配做她的榜样。另外，她的父亲不曾付出过努力，使她免受伤害。他任凭妻子惩罚女儿，却不敢和她有任何冲突。而且，这位女士一直误以为，她父亲虚假的谦虚、母亲骄横的态度，都是为人父母者的正常表现。实际上，作为孩子的父亲，该挺身而出时却自动退缩，该给予批评时却缄口不言，该帮助孩子成长时却逃之夭夭，这些完全不是爱的表现，它和没有原则、缺乏理智的批评，本质上没有任何不同。
冲突的风险(2)
父母爱他们的子女，必须指出孩子的错误，而且要采取谨慎、积极的态度。他们也要允许子女指出自己的错误。同样，夫妻双方要成就幸福美满的婚姻，也要敢于直面冲突和矛盾，彼此成为最好的批评者和建议者。这种原则，对于友谊同样适用。传统观念认为：友谊意味着永不冲突，甚至意味着吹捧和奉承，而不是将对方的缺点一语道破，只有没有冲突的友谊，才能天长地久。但是，以这种原则对待友谊，表面上牢不可破的友谊，实则弱不禁风，它也不配称之为友谊。所幸人们对于友谊的实质，如今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友谊须以爱为出发点，适当地指责和批评，是必不可少的润滑剂，这样，才能成功构建持久的人际关系，否则，友谊就势必带有“失败”、“脆弱”、“浅薄”的典型特征。
冲突或者批评，是人际关系中特殊的控制权，如果恰当地运用，就可以改进人际关系进程，继而改变所爱的人的一生。假如它遭到滥用，就会产生消极的结果。适当地提出建议，恰当地运用赏罚，适时地提出质疑，果断地予以拒绝，这些都可以有效地中和冲突或批评的副作用。更重要的是，只有以爱为出发点，投入全部的情感，做出真挚的承诺，才能更好地滋养对方的心灵。例如，父母首先应该自我检讨，认清自己的价值观，才能采取正确的方式，才能恰当地教育孩子。父母也要了解孩子的个性与能力，对症下药地予以教育，否则就可能和子女长期不和。想让别人听你的话，就要采用对方能理解的语言；想让别人满足你的要求，你的要求就不要超过对方承受的限度；想让对方有所进步，首先就要进行自我完善，这样才能找到沟通的最佳契机和方式。
行使爱的权力，不是一朝一夕的努力，甚至要冒很大的风险。你的爱越深，就会越加谦逊，而不是自私和傲慢。你也会不时进行自我反省：“要改变当前的局面，我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我要凭借什么样的个人影响？我如何断定我采取的方式，对孩子、配偶、集体、国家乃至人类有益无害？我凭什么认为我的想法正确，可以把意愿强加到别人身上？我是否有足够的勇气改变对方？我应该怎样扮演支持者的角色？”所有这些，都可能使你面临风险。事实上，不少父母、老师或上司做决定时，并未考虑到自身完善的状况。尽管他们能够行使批评的权力，却不具备真正的智慧，也没有足够的爱心，所以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甚至导致消极的后果。真正以爱为出发点的人，总是致力于自我完善，让自己具备起码的道德和智慧，然后才会行使批评权。他们深知肩负的责任。爱，使他们勇气倍增，敢于面对任何考验。相应地，强大的责任感，会使人更加谨慎而沉稳。也可以这样说，惟有真爱带来的谦逊和诚实，才能使我们勇气倍增，使我们行使权力时游刃有余，也更加接近我们心中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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