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

再一次从噩梦中惊醒，我浑身汗水，睁开恐惧氤氲的双眼，迅速望了望四周。

我在火车上。

对面趴着鼾声起伏的是我的母亲。

窗外，是夜色中，刷刷后退的漆黑山峦树影。

我赶紧从衣兜里掏出这么些年一直陪着我的一角硬币，在手心里紧紧握住它。

我攥着它，默念道：子君，都过去了，都过去了，都过去了，都过去了…

我和母亲坐了一夜的绿皮儿车，听列车员播报偃师到了，洛阳似乎也不远了。

是的，是我去大学报道的日子。对面趴着释放疲劳的，是帮我连夜收拾行李、一路风尘仆仆、却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长的，我的亲生母亲。

为了在洛阳不再花冤枉钱，我们从村里凑了足够多的行李：四季换洗的旧衣服、初中语文老师送的条纹被单、外婆去世时留下的被褥、高中一直在用的搪瓷碗和陪伴了我好几个年头的勺子，诸如此类。

还有高中这几年积攒下来的厚厚的书。

还有最值钱的，捂在母亲那最里层内裤兜儿里的一沓学费。

带着这些行囊上路，我们母女用尽了各种姿态：扛、提、拖、拉、拽，这一路我们心惊胆战，从村里搭坐牛车赶往乡里，乡里趁拉沙的斗车去镇里，从镇里花钱买票去坐汽车赶往县里，从县里坐班车赶往市中心火车站。

我们不睡、不吃，四处趁水接水，连求带问，撑了整整一天一夜，最终成功排队检票坐上了开往西北的绿皮儿车。

我俩耗尽最后残余的力气，摆放好行李货架。屁股一沾着座位，就不愿再起身，但终抗不过饥饿在腹部撕扯，我起身掏出捡来的矿泉水瓶子，去接厕所水龙头里的冷水，从被撑出裂缝的书包里掏出两个压变了形状的火烧，递给母亲，开始默默咀嚼。

让食物和着水，顺着喉管导入，去填塞因空洞而发疼的胃。

毕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出更远的门。

我上学一直都很争气，品学兼优远不够，一直是第一名。

只有一直不变的第一，才会让父母觉得他们世代贫农，竟然能生下个上学的材料。

只有把第二名远远地抛下，才会被学校的老师们记住，才能又机会不会让贫困轻易掐断我奢侈的念书机会。

还有，也只有拼命学习，才能让我忘掉那个深埋在我13岁记忆深处的脓包毒瘤，让我有活下去勇气。

我从小学、初中、高中，一直都是班级第一年级第一，从无例外，却在终点出了个最大的例外。

为了高考能上户口，我曾经被要求离开外婆，被接回到远在二十里外的第二个家。

    这个家在世俗人伦的眼里才是我的本家。

与仅有外婆和我的那个两口之家不同的是：吃饭的嘴变多了，有了所谓的父亲母亲，还增加了每天必有一架大打出手的姐姐和弟弟。

唯一不变的是：依旧穿大人改过的带有补丁的衣服，不变的是：饥饿和贫穷，不变的是：上学的山路依旧崎岖不平。

第二个家所在的那个村子最北头有个姓谢的孤鳏老头，整日神神叨叨，张口就是一阵没有板儿伴奏的天津快板。

曾经无数次，他只要看到我，就会怪笑，自带旋律，说唱就唱：老刘家呀烧了高香，他家黑妞呀可真棒，从小没奶水可尝，生的赛凤仙儿般漂亮，年年第一挂红榜，清华大学能考上。

虽然看似在村里夸我，但我打心里抵触他。

远远看到他，还不待听到他的怪唱声，我就会提前掉头绕道儿，去走村外一条包围村庄的泥泞的田埂小道。虽然那条路会路过村里屠户家门口，会遇见那条狂吠不止、连麻绳都挣不脱的、被栓牢在一颗桃树下的脏兮兮的看桃黄狗，它无比忠诚地死守着他家门口独有的一棵桃树上零星的几颗桃子。

谢老头口中的黑妞儿，在那个年代，不是讲女孩儿肤色黑。

而是由于我们这些女孩儿是计划生育之外偷生的，所谓的黑户。

所谓黑妞，是生下来就见不得天日的。

记忆中的童年，是每当外婆村里有书记、支书、队长等大人物要进村考察时，我就会被姥姥塞到床肚底下，被要求不准出声。

在那原本漆黑的床底下，我竟然能夜视，我能看见黢黑的小动物，看见蜘蛛从头顶的床梁掉下，慢慢地攀着丝，钻进我的脖子里。

看见蜈蚣在地面上爬，爬过我的手掌面，然后不知去向。

我不敢出声，紧咬着嘴唇，恐惧着，哆嗦着，任由它们在我的幼小的身体上钻来爬去，爬进我的身体、钻进我的灵魂，让灵魂越来越怯懦，越来越怕死，越来越渴望能活着…

当年我被生下来时，外婆没让父母把我掐死，毅然决然地把我抱走，近七十岁高龄，她亲自养活我。我能活着，就要好好听外婆的话，就要好好地活。

继续说在第二个家的日子。那正是高考住校的日子，还好，能住校，我回村子撞见谢老头的次数并不多，但清华却是一个魔咒，一直紧紧箍着我。

可，命运似乎是个喜怒无常的男人，他肆意地捉弄着我这么一个无知的女子。

我从不例外的考试第一名，在高考那次却例外了。

高考前几个夜晚，我们被要求去县城里住宿。我们全部参加高考的同学都去县城里住在离我们正式考场不远的一所中学。

县城，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出远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