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在心中默念苏东坡的名字，都像像我一样的穷人丢了大钱包，又突然被人送到手里。我总能想起苏东坡，是我念念不忘于他在不识时务中展现的风骨，现在叫政治操守。王安石变法躁动神动之时，政治大咖纷纷归隐，跳梁小丑蜂拥而至，苏东坡每每直贬变法之弊，不畏风云雷动的喝斥。变法被废，又是群起而攻，这次遭攻讦的是王安石和他的变法，苏东坡又挺身而出，为变法中的个别有益章节明言正身，一片哗然，一顿指责，他依然坚守。
苏东坡的坚守，犹如花之形，影存在我的大脑。而苏东坡之诗词，犹以苏东坡成为苏东坡之后的诗词，像深入很多人的骨髓一样深入我的骨髓。
王安石和苏东坡同为唐宋八家。对于王安石，起初我是因小学时学习的《泊船瓜舟》和零星的关于王安石变法的知识，后来因为苏轼，我一点点地了解这个有着政治抱负，有将之实践，虽告失败，却也在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然，他在文学上的造诣这比不了苏东坡。
苏东坡的乐观豁达在苦难的人生中，成就了苏东坡。他在苦难中沉静沉淀，形成了自己的人生哲学。被雨淋成落汤鸡时，他高唱“竹枝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王安石令人佩服的是，他对自己的政治目标的清醒与坚持。从二十一岁及第进士，本来在外地放一任地方官，就可以进入京城部委，高高在上。他硬是要留在地方，一待就是二十多年。直至四十多岁，才进京。进京时，还发出“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返”的感慨。不愿前往京城，他是实实在在地想做事，可是官名很好，能力又足，朝廷便召其入京。
苏轼其初不讨厌王安石，尽管父亲苏洵在《辨奸论》里骂王安石“”：“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苏轼和很多人一样，都觉得骂得太很。但是，这与王安石本人有关，当学生勤勉有加，做地方官勤政爱民，但他不好相处，不通世故。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写道“王安石是个怪人，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我想老苏骂他，不在乎王安石不讲究个人形象、饮食，而在于无处人之术。王安石变法之时，老苏已魂归故里。
在王安石进京之时，苏东坡还不是苏东坡，他的文学才情也没有真正展露，他的铁粉还没有王安石的多。苏东坡偶尔还会去拜会王安石。苏东坡真正在王安石的对立面应是王安石变法之后，深切感受王安石变法给人们带来的疾苦。
苏东坡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有时悲伤讥刺，苛酷批评，坦白直率，逾乎寻常；有时论辩是非，引证经史，以畅其义。为文工巧而真诚，言出足以动人，深情隐忧，因事而现。（引林语堂《苏东坡传》）这是苏东坡在形势日下，许多大臣业已去职。当然有些是隐退，有些是因王安石排除异已革职。惹怒王安石，或被革职，或被贬黜，这是苏东坡在伸开万言书的纸张时便可预见的，苏东坡还是写了，洋洋洒洒，才情也许又一次迷倒神宗这位粉丝，但不影响结果。
数年之后，苏东坡名副其实，不是只写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还写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与其弟苏辙前往汝州，特意绕道江宁去看望王安石。王安石闻听，骑着毛驴，穿着和当地农夫无法分辨的衣装，苏东坡也是未及冠戴。
曾经的对手，相视执手，茶舍叙怀。我想他们或许不谈变法和贬黜。但他们会谈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赤壁赋》，还可能会谈及“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登飞来峰》。
世事变迁，王安石两年后因惊吓而去，苏东坡却又走向更加坎坷的贬黜之途，用乐观豁达的胸怀，谱写伟人的壮歌。每每思于此处，我心中便少了驽马鲜衣的热烈奔放，而多了陌上花开的恬淡雅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