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时世》共分三卷：“播种”“收割”和“归仓”，这里作者引用了《圣经》的典故。《圣经·新约·加拉太书》有云“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艰难时世》中的这位播种者的名字是格雷戈林，一个专讲实际的会议员和理论家。
格雷戈林就是故事发生地科克敦的功利主义者，事实主义的践行者。他说不上是小说的绝对主角，但小说的全部情节都是为了驳斥他那一套事实至上的理论而设置的。他原先是一个五金批发商，后做了国会议员。他遵循这样一条原则“二加二等于四，而不是更多”，口袋里经常装着一把尺子，一台天平秤和一张乘法表，随时都准备算一算，量一量人性的任何部分。他冥顽不灵的脑袋只装着两个字“事实”，信念、仁爱、希望和娱乐等都被他置之度外。
这位极端的功利主义者不仅自己信奉事实至上的原则，还用这一理论教育下一代。他首先“播种”在自己孩子身上。他扼杀天真，排斥幻想，让小格雷戈林刚学会走路就进了学堂，所以他们记得的第一件事就是黑板，用粉笔写满了古怪的数字。他们没有在月亮里看见过人脸，他们没有学过童谣，他们没有对星星产生过好奇，他们不曾把田野的牛与儿歌里的牛联系在一起……他们有的只是分门别类的科学标本陈列柜，像贝壳标本柜，金属标本柜，矿物标本柜等，让每个小格雷戈林五岁时就能像欧文教授般学识丰富。（注：欧文教授（1804-1892）当时著名的生理学解剖学教授。）
格雷戈林为了把事实至上的理论“播种”到家庭以外的土壤，还创办了一所学校，有意把别人家的孩子培养成自己的孩子那样。他要他们背诵马的定义，准确地说出马是四足草食动物，有二十四颗臼齿，四颗犬齿，十二颗门牙。他告诉他们：没有人见过四足动物在墙壁上行走，因此不能用四足动物的壁纸糊墙。就如小说开篇就说的一段话：
记住，我需要的是事实。除了事实，不要教给这些男女孩子任何东西。生活中唯一需要的是事实。别栽培其他任何事物，把别的一切都清除干净。你只能用事实去构建有理性的动物的大脑，其他一切都用不上。这是我培养我自己的孩子的原则，也是我培养这些孩子的原则。坚持事实，先生。
格雷戈林的这套用事实造就理性大脑的哲学在实践中是失败的。
在父亲严格的管教下，格雷戈林的女儿路易莎和儿子汤姆成了精神上的畸形人。路易莎年纪轻轻就有厌生的想法，经常呆坐在炉火前，看着掉落的火星，思考着生命的短暂与虚无。对生活也失去兴致，所以父亲要求她嫁给比她大三十岁，比父亲小两岁的庞德贝时，只淡淡地说了句：“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说路易莎厌世以及对生活毫无兴致是自我的一种伤害，那么汤姆就是祸害他人、祸害社会了。因为和庞德贝先生的亲戚关系，在银行谋得一份十分轻松的工作，认识了许多不三不四而所谓志同道合的朋友，出没于赌场，变成寡廉鲜耻的人，最后还走上犯罪的道路。
格雷戈林创办的已事实为理论依据的学校也没有开出多漂亮的花朵。那个能准确背诵马定义的模范生比泽成了阴险狡诈的密探。当汤姆行径败露后，取代汤姆在银行的位置，为了讨好庞德贝，千方百计将昔日恩师的儿子捉拿归案。
这就是格雷戈林用“播种”功利主义所得到的收获。
当路易莎面对花花公子哈特豪斯的诱惑，终于无法忍受不幸婚姻带来的痛苦时，说：“父亲，你救救我吧，是你把我变成了这个样子。”当格雷戈林责问汤姆时，他只是回敬了一句父亲经常安慰别人的话“那么多人受雇于人……他们中总有许多人不诚实”。当格雷戈林不顾长者尊严，苦苦哀求比泽放了汤姆时，比泽只是淡淡地回：“我相信，整个社会的法则就是一个个人利益的问题。你必然孜孜以求的就是个人利益。这是你唯一的支柱。人性本来就是如此。我从小就受这一法则的教育，先生，你是知道的。”
种豆得豆，种瓜得瓜，这就是所谓的自食其果吧！“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