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六月末的一个傍晚，十多年前一个夏日夜晚的来临。设想一所中学学堂一栋楼房的天台。天台上最宜人之处是一个隐蔽的转角。转角处依偎着一把用秃了的长扫帚和一根齐人高的竹竿，竹竿尽头不知挂着谁的帽子，象清瘦的老人眺望深遂的宇宙。就是从那天开始，老人垂下了孤独的头颅。
转角这头站着一个男孩，头发剪得很短，脚上一双人字拖，夏天的白背心外罩了件短袖黑白格衬衫。他劲头十足，像匹行将驰骋的野马。不过，因为长期不正确坐姿，肩背变成令人遗憾的微驼。他的脸有点特别，有点像张国荣，像他的一样清灵，而且染了与生俱来的感伤，可同时又有点不羁；眼睛是珍珠奶茶的黑，眼神晶亮。“哦。”他欢快地喊道，声音低沉沙哑，“马上就放暑假了。”
他这句话是冲着我说的。那时我十四岁，他十五岁。我们是同学，在一个班。我们一直是同学，从我上幼儿园起就是。和他一样与我升学的人还有几个。他们有他们的朋友，结成一个个圈子。我们呢，也结成圈子。我们是彼此最要好的朋友。他叫我小炯，这个名字是我父母取的小名。如今他们早已直呼我名，只有他，还在叫我小炯。
“我早就盼着这一天。”他说，一屁股坐到转角栏杆，眼神喜悦而果决。下课的铃声又急又脆，听得到学生喧闹，他们都在期盼回到温暖的家。“哦，小炯，别再往嘴里塞口香糖了，去找我们的钓鱼竿，帮我找顶帽子，今年夏天我们要钓到三十条草鱼。”
总是这样：悠长烦热的暑假来临，我朋友开启久压抑已久的顽性，想象力也因之欢腾，似乎是为了给即将到来的暑假致以正式的欢迎辞，他大声宣布说：“属于我们的日子到了！去找我们的钓鱼竿，帮我找顶帽子来。”就这样，竹竿尽头的帽子被取了下来。
那是一个浅顶宽檐的大草帽，周边毛毛喳喳垂下细小边须，是一个爱干净的清洁工以前用过的。于是，暑假后的第一天，我们骑上车子，戴好帽子，扛着钓鱼竿，去到一个水塘边。车子是我的，五年前爸爸买给我的生日礼物。上海牌子，如今骑起来某个零件会有节奏的呻吟，像得了痛风的老太太。不过，它一直很管用。春天我们骑着它去树林，摘些野花，捉个虫子，好送给或吓唬某个女孩；秋天我们带上野餐的行头，骑至平滑如镜的水库边；冬天它也自有用场，作为货车把妈妈厂里发的福利运到家里，作为多多的健身器械。多多是我们从路边捡回来的流浪猫，她挺过了一场大病和两次黄鼠狼的攻击，现在一路小跑跟在自行车旁。
过后我们回到了家里，开始给那五条草鱼蓄水。我们坐得屁股都疼了，只钓上五条鱼，不过这是我们的最好成绩，更何况我们还得时刻担心养鱼人的咆哮。嘣哧，嘣哧，一条条肥美的草鱼从水面上一跃而起，欢快的卟嗵声像是一首乐曲的和奏。接下来，那五条草鱼便在水桶里灵巧游动。多多过来讨吃，我朋友把对我们来说太小的鱼给她吃，可是坚持我们自己不能吃。“小炯，我们不要一下子全吃掉，要钓足三十条鱼再来吃。”院子里暗了下来。夕阳把窗玻璃变成一面镜子：我们在准备第二天的行头，而我们的影子和初升的月亮交融在一起。最后，月亮升得老高了，我们还呆在水桶边不肯离去。
我照旧留在朋友家吃晚饭，边讨论明天的事情。明天要做的事情是我最喜欢做的：做鱼食。白面、白糖、玉米渣、高梁面，哦，还有绿豆面，玉米面，哦，我们需要记在本子才记得买这么多东西。
但去买之前，还得解决钱的问题。我们俩谁都没有。除去家里的人偶尔给的一点零钱，还有就是我们自己捣鼓各种营生赚来的：卖旧货，卖草药、发宣传单、还为大姑妈照顾婴儿。有一次我们一人出一元钱买彩票，得了十元钱，并不是因为我们想撞大运，只是彩票店的老板没有零钱找。那时我们的希望集中在为一个房地产楼盘取名的三千元大奖上，我们提议叫书香门，因为我朋友害怕这样会没有竞争力，所以一番犹豫之后，才给出名字：嘉世苑。说实话，我们真正赚钱的生意是两年前的夏天在公园门口开设的钓鱼游戏。从网上买来装备后，我们一有时间就出来摆摊，那一次我们足足赚了二百元。为什么不做了呢？因为我和我的朋友一致认为，这种生意太费时间。我们更愿意做一锤子买卖。
我们把赚来的钱都花在吃喝玩乐上。有时候我们去看电影。我们都喜欢看科幻悬疑类的电影。我的朋友比较聪明，他总是能在电影开场之后三十分钟猜到结局，幸好他是个守口如瓶的人，不然我会扁他一百次都不嫌够。我们还会去二手书店淘书，一淘就是半天。如果最后找到一本又便宜又喜欢的书，接下来的一整天我们心情都是上等的。大多数时候我们一无所获，但又不愿意空手而归，就会到巷子口吃麻辣烫，以阻止灰色情绪蔓延。
鱼食里最难找的是高梁面，因为我们在南方。但我们知道养鱼人那里有。第二天，在采购完那些较平常的原料后，我们出发去养鱼人住处，那是山脚下的一座棚屋，一眼看去简陋至极，又肮脏得要命。我们偷偷在养鱼人的水塘边钓鱼，现在居然要求养鱼人给我们一些高梁面，这想法连我们自己听起来都不通情理。但朋友告诉我，非有高梁面不可，这是钓上三十条草鱼的唯一方法。我们远远地看过养鱼人，他是一个怪老头，总是阴沉着脸，仿佛上帝欠他人情。他的妻子倒和善，倦倦的脸上总伴着欣喜的表情。我们朝他的棚屋走去，脚步慢了下来。多多也黏在我们身边，不再喵喵直叫。
夏天的棚屋生机勃勃。如果不是难以言说的气味和成千上万的蚊虫，倒是个避暑好去处。我敲了敲门，多多喵了几声，我朋友喊道：“有人在吗？”
脚步声。门开了。我们的心都翻了个。那是养鱼人本人！他是个怪老头，阴沉着脸，不笑。他那恶鬼似的三角眼怒视着我们，大声发问：“你们有什么事？”
有一会儿我们吓得说不出话。然后我朋友终于出了点声，但也大不过耳语：“叔叔，我们想买点你的高梁面。”
他的三角眼更凶了。你能相信吗？养鱼人在咧嘴笑，又哈哈大笑。“你们不会拿我的高梁面去钓我的鱼吧。”
“我们是要钓鱼，但绝对不钓你家水塘的鱼。”
这让他放心了点，皱起眉头，说：“决不能去钓鱼，谁家的也不行。”不过他还是转身进了棚屋的阴影里，几秒钟以后又出现了，手中拿着半袋子高梁面。他在阳光下展示了它的成色，说：“两元。”
我们一分五分一角地数给他。突然，他把一手的硬币像摇色子那样摇得哗哗响，脸色缓和下来，说：“这样吧，”他把钱还给我们，最后建议道：“最后才放高梁面。”
“哦，”我朋友在回家的路上评价说，“真是个可爱的老头。我们不能再去他的水塘钓鱼了。”
鱼食和好了。甘美、挑逗味觉的香味钻进我们的鼻子，又随着微风飘向外面的世界。
暑假过半，我们已经钓到了三十条草鱼。水桶放不下，我们搬来了更多容器，连酒壶都被我们剪去盖子，用来装多余的鱼。接下来该干什么呢？我朋友说，我们拿去卖吧，卖来的钱作一次短途旅行。这个提议深得我心。我想，这也是和他，而不是和别人成为朋友的原因。
我们卖的钱并不多，只有一百五十元。因为我们只想尽快卖出去，有人问我们就卖。我们决定去省城。我们还没有去过省城，那是个大城市，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法带多多去，只能对它说抱歉。等我们到了省城，才知道我们也不该来。
事情是这样的。起初很顺利。我们一下客车，直奔ＷＤ广场，吃中饭。我们吃的是中餐。我想吃KFC来着，但我朋友坚持说吃西餐吃不饱，而且我们的钱要省着用。我思索片刻，同意了他的意见。和我朋友在一起，我总是听他的。这没有什么不好，我本来就懒得动脑筋。我们还喝了啤酒。老实说，我们都没喝过酒，但啤酒的气味和香槟色的外观，迷惑了我们。一开始我们相当胆怯。它的味道让我们龇牙咧嘴。但渐渐地，我们喝了五瓶，并且开始唱歌了，两个人同时唱着不同的调子。我们咯咯傻笑，就像有看不见的手在挠我们痒痒。
吃完饭，我们摇摇摆摆进了电影院。然后，难以控制地，在放映厅，睡着了。由于我们的呼噜声过于醒目，工作人员戴着白手套，摇醒我们。即使在黑暗中，我也能看到他苛责的眼神、灼人的话语。听听他在说的，那些随着愤怒的腔调滚滚而出的话：”太不象话！满嘴酒气！你们昏头了吗？把电影院当旅馆！”
弓腰，小跑，我们迅速离开电影院，把自己隐匿在熙攘的人群。我们谁都没有说话，只听到吵得要命的音乐和重重叠叠的话语。这一下，我们恢复了活力，决定去逛动物园。可是，时间来得及么。当然可以。朋友回答。他拍拍口袋，如果赶不上客车，还可以住旅馆。
我们去了动物园。天气太热。动物们要么躲在窝里不出来，要么一个个无精打彩，耷拉着眼睛。但我们还是去了每个展口。白昼拉得老长，等我们走出动物园，才发现末班车已过。朋友把钱掏出来，发现只剩回家的钱。我们要随便将就一下了。朋友说。
那是我度过的第一个不眠之夜。在那之后的许多年里，我有过许多不眠之夜，但没有哪一次如此让我记忆犹新。我们在客运站门口找到一张石椅，以便第二天一大早就可以乘车回家。夜晚，我们饿着肚子，看星星在头顶闪烁，不知谁家的孔明灯像天空之鱼一样在风中游动。凉风轻拂，我们拼命说话以此抵挡饥饿的袭击。除此之外，一切都还好。
“天，我好傻啊。”半夜，我朋友大叫起来，突然间警醒起来，就像一个主妇很迟才想起洗衣机里洗好的衣服。“你知道我找到了什么吗？”他眼含微笑，望着我，手里拿着一张二十元的钞票。我们讨论了会，决定继续装睡，省下钱来，明天吃早餐。
后来，我们终于不再一个班。这对我来说，是个迟早要接受的现实。我们看着对方慢慢长大，成熟，长出短短的胡须，硬硬的喉结，还有一窜就是十几厘米的个头。我们还会在一起钓鱼，打牌，淘书。但这个夏天的记忆，长久地占据我的内存，在某个时刻，浮出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