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拐点：广东全面超过江苏
随着4月份渐近尾声，各省市第一季度成绩单相继出炉。同样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的在转型升级的道路上，已见成效，开始拥抱经济新常态的红利；有的却还在转型升级的道路上，继续徘徊，在旧动能失速与新动能稚嫩的双重冲击下，出现了经济发展的空档期。
作为全国经济发展的优等生，广东和江苏的彼此对位与竞争，特别是最近十年来，江苏一直在经济增速上领先于广东，并在经济规模上不断缩小与广东的差距，以至于江苏能否赶超、何时赶超广东，重返千余年来的榜首地位，年复一年地成为区域经济竞争比较中的一个热点话题与观察重点。继2016年广东再次拉大与江苏的差距，让江苏的追赶之路暂时性受挫后，两省一季度的经济运行情况显示，双方正在沿着迥异的方向前行：一方面，广东经济发展成功触底，开始了漂亮的V型反转；另一方面，江苏却在下行的通道上继续探底。
从一季度经济运行数据看，两省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一是增速上广东开始实现对江苏的反超。此前数年，率先进行深度转型的广东，在经济发展速度上一直被江苏压制，这也是江苏自2009年起逐年缩小与广东差距的关键所在。但是，自去年起，广东开始发力，以7.5%的增速，仅落后江苏0.3个百分点。然而，今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广东增速为7.8%，而江苏仅为7.1%。两省在增长态势上出现交叉与易势：近10年来，广东首次在增速上超越江苏，且这一态势有望继续得到巩固与确认。
二是第二产业增速反超江苏。一季度，广东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为6.4%，而江苏为6.1%。传统上，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实体经济一直是江苏的优势所在。然而，一季度数据显示，这一优势或者势头已经被广东反超。昔日自己的优势，成为今日他人的优势。
三是服务业增速反超江苏。一季度，广东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为9.3%，而江苏为增长8.4%。这表明，广东在自己的优势项目上，继续对江苏保持明显优势。
四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超过江苏。一季度，广东固定资产投资5679.23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9%，而江苏全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178.2亿元，同比增长6.5%。这表明，投资在拉动江苏发展的贡献上减弱了。
五是在内需增速上超过江苏。一季度，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053.38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0.5%，而江苏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07.6亿元，同比增长10.3%。
六是在居民收入上超过江苏。根据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一季度广东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191元，同比名义增长8.8%，而江苏全省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33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4%。
七是在物价上也比江苏更稳定。一季度，广东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5%，而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8%。
关于广东和江苏一季度经济运行数据的比较，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揭示了苏粤两省竞争格局的根本性转向，然而，要相对苏粤两省进行更为客观的比较，还需要更为全面的数据。大致来说，江苏的优势在于有“深度”，而广东的优势在于有“高度”。下面本文基于2016年的相关数据对两省展开比较性分析。
2、高度vs深度：城市竞争力比较的视角
在城市格局上，江苏和广东有明显的差异：江苏只有一个苏州跻身全国前十，而广东则有两个，分别是广州和深圳。2016年深圳GDP为19492.6亿，位居全国第4；而广州GDP则为19610.94亿，位居全国第三。广州和深圳共同构成了广东经济发展的“双子星”，甚至比肩北京、上海，双双跻身中国一线城市行列，成为引领广东经济前行的两大动力源。
反观江苏，当全省龙头苏州在与深圳的竞争中不断落败后，再无其他重量级城市挺身而出，对冲苏州暂时性困难带来的负面影响。省内排名第二的南京，去年经济总量为10503.02亿，仅相当于广州的53.56%。
与广州、深圳星光闪耀的广东相比，以苏州和南京为雏形的江苏城市“双子星”格局让人唏嘘不已。一是星光黯淡。作为省会、坐拥各种资源的南京，勉为其难地成为1.5线城市，而苏州只能成为二线城市。二是格局畸形。去年苏州GDP位居江苏第一，全国第七，但在行政级别上仅仅是个普通的地级市。南京是个副省级省会城市，是长三角唯一特大城市，但是经济体量却只有苏州的67.87%，在某种程度上“徒有其名”，无法为江苏经济发展提供亟需的重大动力源。
事物都是辩证的。“高度”是广东的优势，也是它的劣势。去年深圳与广州合计39103.54亿，相当于广东全省的49.18%，而剩下的19个地市GDP之和才相当于深圳和广州。仅次于广州、深圳的佛山和东莞，分别为8630亿和6827.67亿，勉强担当起广东城市经济的第二梯级。在此之后，城市梯级出现断崖式跳水。排名第五的惠州仅为3412.17亿，还有4个地市GDP总量低于1000亿元，其中，云浮仅为778.28亿。
与之相比，“深度”则是江苏城市的优势。2016年GDP超过10000亿的城市有两个，分别为苏州和南京；5000-10000亿之间的有4个，分别为无锡、南通、常州和徐州；4000-5000亿的有3个，分别为盐城、扬州和泰州；3000-4000亿的有2个，分别为镇江和淮安；3000亿以下的有2个，分别为连云港和宿迁。其中，排名倒数第一的宿迁，GDP总量为2351.12亿。如果放在广东，可以排到第10位。更为可喜的是，宿迁自建市以来一直展现出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GDP从1996年的128.88亿起步，20年间增长到了18.24倍，以几近每4年翻番的速度在高速成长。
此外，县域经济进一步夯实了江苏城市的“深度”。“2016年县域经济100强”榜单中，江苏有17个县跻身百强，包揽了百强县的前4名，前10名中的六个席位，昆山位居第一。与之相比，广东仅有1家入围。李强书记明确指出，江苏发展有今天这样一个好的局面，县一级挑了大梁；江苏在全国有今天这样一个地位，县一级做出了很大贡献。可以预期，在新一届领导层的关心和呵护下，江苏县域经济有望迎来竞相勃发、良性竞争的新局面。
3、高度vs深度：企业竞争力比较的视角
企业是市场微观活动的主体，将最终奠定了苏粤两省GDP的含金量成色，影响着未来两省发展的动能与前景。与城市层面的比较有类似之处，总体表现为江苏有“深度”，广东有“高度”。
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例，截止2017年3月1日，江苏共有上市公司332家，其中，沪市129家，深市203家，创业板公司76家。广东市共有上市公司259家，其中，沪市46家，深市213家，创业板公司72家。从总市值看，当日江苏超过1000亿元的上市公司有4家，分别为洋河股份、江苏银行、恒瑞医药和苏宁云商，沪市和深市各有两家，其中总市值最高的洋河股份为1241.91亿元。广东超过1000亿元的上司公司则有7家，分别为美的集团、格力电器、温氏股份、保利地产、广汽集团、分众传媒和广发证券，涵盖了沪市、深市和创业板，其中美的集团以2049.55亿元的总市值位居广东上市公司第一。广东上市公司的数量只有江苏的78%，但是总市值超千亿公司却相当于江苏175%。
民营企业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力量。“201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显示，江苏有94家企业上榜，仅次于浙江的134家，超过了广东的50家，从数量上看，江苏民营经济大幅领先广东。但是，从质量上看又有不同的发现：江苏共有三家民营企业进入前十，分别是苏宁控股集团（第二）、恒力集团有限公司（第八）和沙钢集团有限公司（第九）。广东同样有三家企业跻身前十，分别是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第一）、正成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第五）和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在最优秀企业的竞争中，江苏依然处于劣势。
“民营企业500强”榜单采用的口径是“营业收入”，导致很多非传统型知名企业无法入围。如，在香港上市的互联网巨头腾讯控股有限公司市值已经超过万亿、而基因测序巨头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的估值也超过千亿。“独角兽”型企业数量是观察各地区新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窗口。去年7月，艾瑞咨询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估值榜上，广东入围企业33家，仅次于北京、上海，而江苏仅有10家入围。
此外，广东能够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一直压制江苏，占据全国榜首地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拥有大量巨头型国有企业。据统计，广东在中国企业500强（含国企）中，排名仅次于央企聚集地北京，以47家的入选数量高于华东诸省，如现在的招商系、华侨城、中兴通讯等巨头，流淌的都是央企的血液。
地域文化属性对苏粤经济行为的影响不容小觑。重文、守信、乡土情结重是苏商非常显著的文化特质，也塑造了苏商的行动偏好，即，聚焦于制造业。在“实业报国”的理想与信念下，苏商创建了近代中国第一批民族工商业。改革开放后，再次拥抱制造业，奠定了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实体经济格局。与之相比，在生存压力远大于江苏的广东，“走出去”成为人们改变命运的主动选择。改革开放后当年走出去的人，又以华侨的新身份，成为广东吸引外资的重要渠道与依托。与之相比，“安土重迁”让江苏缺少全球范围内的大企业家，甚至也影响了苏商的视野与格局。
4、江苏和广东主要经济指标的多维度比较
在苏粤两省的榜首之争中，江苏与广东各有优势与特色，无论是在城市层面还是在公司层面，广东的优势在于有“高度”，即坐拥四大一线城市中的“两个”，占据了一线城市的半边天，同时，在企业层面涌现了像腾讯、华为、华大基因等为代表的行业巨头。江苏的优势在于有“深度”。在城市层面，江苏几乎没有短板，即使排名垫底的宿迁，如果放到广东也相当于其中游城市水平；在公司层面，尽管缺乏巨头，但是一批专注于行业内细分市场的隐形冠军却层出不穷。就像篮球比赛，广东走的是巨星路线，而江苏坚持的是团队路线，通过队员之间的配合与协同来与巨星争雄。尽管广东的巨星带动作用非常明显，但是江苏的整体实力非常强劲，特别是板凳深度，放眼国内，无人能出其右。为了更好地检视两省各自的优势与短板，以为取长补短、相互镜鉴提供可能的行动方案，本文采集了更多的事实性数据来对两省进行更为全面的对照性比较。
维度1：人均GDP。去年（如无特殊说明，下面数据都是为2016年）广东和江苏的人均GDP分别为达到了73290元和95394元，折算为美元分别为11034和14361元。这表明，在人均GDP上，广东和江苏双双超过1万美元大关，达到了上中等国家水平，但是江苏更胜一筹。
维度2：居民人均收入。去年广东和江苏的人均收入分别为30296元和32070元。在全国省市自治区中的排名中分别为第六位和第五位，而两省在人均GDP上的排名分别为第八位和第四位。表明，与人均GDP相比，两省在居民人均收入上都相对滞后，但广东滞后幅度更大。即，相对江苏来说，广东的人均GDP转化为居民人均收入的效率更低。
维度3：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去年江苏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40152元和17606元，城乡收入比为2.28；广东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37684.3元和14512.2元，城乡收入比为2.6。表明，在城乡居民收入结构上，江苏优于广东，城乡差距更小，发展的均衡性更好。
维度4：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城镇化率。去年江苏的城镇化率为66.5%，而2015年广东城镇化率为68.71%，双双高于57.35%的全国平均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是反映城市化质量与效益的指标。贵州省统计局在《对当前贵州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对比分析》文章中指出，2014年江苏的户籍城镇化率为60,14%，广东的户籍城镇化率大概在54%左右。表明，江苏城镇化的质量与效益更好。
维度5：三次产业结构。去年江苏的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为5.4∶44.5∶50.1，而广东的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为4.6：43.2；52.1。表明，两者相差不大，都进入了服务业主导阶段。
维度6：经济增长动能。去年消费需求对江苏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4.2%，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1%，民营经济增加值比重提高到55.2%，而民营经济增加值则占广东全省GDP的比重为53.6%。技进步贡献率和民营经济贡献度，是江苏的优势。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连续八年位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则以微弱优势领先广东1.6个百分点。
维度7：进出口总额。去年江苏全年进出口总额33634.8亿元，比上年下降0.7%。其中，出口总额21063.2亿元，比上年增长0.2%；进口总额12571.6亿元，下降2.2%。广东全年进出口总额为63029.5亿元，同比下降0.8%；其中，出口39455.1亿元，下降1.3%，占全国的28.5%，提高0.2个百分点；进口23574.4亿元，增长0.01%。表明，广东经济总量上的对外开放度与依赖度更高。
维度8：投资。去年江苏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9370.9亿元，比上年增长7.5%。其中，民间投资34233.7亿元，增长6.8%，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69.3%。分结构看，第一产业投资293.1亿元，比上年增长26.2%；第二产业投资24673.8亿元，增长7.8%；第三产业投资24403.9亿元，增长7.1%。广东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3008.86亿元，增长10.0%。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5.7%，铁路运输、航道整治和扩能升级项目建设迅猛，完成投资分别增长40.7%和36.8%。房地产开发投资达到10307.80亿元，总量居全国第一位，增长20.7%。表明，两省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相近。江苏投资重点聚焦于制造业，而广东发力铁路运输、航道整治和扩能升级项目，以及房地产业。
维度9：区域发展协调性。苏中和苏北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45.3%，沿海地区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18.4%。2006年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大板块在全省GDP中的占比分别为62%、18%和20%。到了去年苏南、苏中和苏北占比分别为57%、20%和23%。广东地区间的差异则在加大。去年粤东西北GDP增速比珠三角低0.9个百分点；粤东西北投资增长7.1%，比珠三角低4.2个百分点；粤东西北财政收入状况不理想，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增长0.4%。
维度10：轨道交通。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截止去年底，江苏已建成的轨道交通里程为348.28公里，其中，南京224.35公里，苏州67.73公里和无锡56.16公里。已批复待建的轨道交通里程为779.94公里，涵括了全省6个城市，徐州、南通和常州也将上马地铁项目。其中，南京待建里程为401.93公里，在全国范围内仅次于杭州的416.67公里，位居第二。广东已建成的轨道交通里程为631.29公里，涵盖了广州、深圳、东莞和佛山四个城市，其中，广州和深圳占据了大头，两者合计达到了572.03公里。已批复待建轨道交通里程为644.13公里，依然集中在上述4个城市中。表明，相较于广东，江苏在轨道交通上正在快速追赶。特别是，江苏的轨道交通的覆盖面更广，几乎涵纳了全省一半城市，而广东却只能在既有的城市中强化轨道交通密度与强度。
5、走出下行探底的江苏前景
广东和江苏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的相关数据表明，近10年来江苏在GDP上对广东保持的迫近势头已经被按下了暂停键。江苏赶超广东的现代化之路，极可能进入新拐点，即，江苏不仅无法缩小与广东在经济总量上的绝对差距，而且相对于广东的经济增速的优势也宣告结束。
对于江苏来说，尽管在经济运行上有自身的优势，即，有“深度”，但是，一季度经济运行数据透露出来的新信号是，光靠“深度”优势已经无法保持对广东的赶超态势。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当下江苏面临的核心问题，已经不是追赶广东，重返榜首的问题，而是能否控制下跌态势，把与广东的差距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的问题。
按照木桶理论，江苏能够装的更多的水，关键就是要在继续抬高底部、补齐短板的同时，重中之重就是向“有高度”冲刺，培育出一批在全国叫得响、打得开的江苏巨头。如果能够在做强的同时，成功做大，做出一批巨头来，那么江苏才能成为广东的合规对手，才能为自身的远景赢得更好的可能。具体来说，可以考虑：
一是在城市层面，重启“省会战略”，全力提高南京的首位度。在今年全省首批重大项目中，南京累计投资金额达到2716亿元，相当于全省投资额的20.39%，超过了苏中三市之和，相当于苏北五市投资额的84.9%。南京单个项目平均投资额为22.633亿元，是全省平均项目投资额9.77亿元的2.32倍。受“省会战略”的推动，南京城市发展进入了项目数量多、规模大、质量高的新阶段。此外，借助于国家级江北新区的机遇，南京正在大规模引入以集成电路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并全力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的提档升级。加上已经建成的224公里，未来南京的轨道交通里程将达到630公里，超过了当前上海（617.64公里）、北京（573.84公里）的轨道交通水平。
二是对标广东，在构建城市“双子星”格局的部署中，省委省政府应设法做强做大苏州。作为省内GDP的老大，在遭遇转型升级之困境时，来自省里的温暖并不够，力度也不大。苏南自主示范区的盘子太大，相关政策倾斜略显空洞。多次冲击国家自由贸易区也未果，也挫伤苏州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当前苏州是江苏进位征程中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短板。如果无法冻结甚至缩小与深圳的绝对差距，那么其他12个地市的努力都会被抵消。振兴苏州，需要省委省政府出实招、出真造、出大招。
三是在公司层面，培养类似于腾讯、华为、华大基因这样有“高度”的巨头。对于省委省政府来说，政策扶持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创造一个适合巨头孵化、发育、成长、壮大的环境。实事求是地讲，江苏的商业环境，规范性有余，但宽容性不足。这一特色，符合儒商文化的属性，但是却导致了狼性与野性的匮乏，“企业家”精神无法得到最充分的释放与施展。在培育有“高度”的企业巨头上，江苏需要走的路还很长。
“策以经世，论以明理”。面向时代、面向问题、面向未来的策论，始终是历代知识分子家国情怀中的核心关切。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当代中国，更是为策论工作者提供了极为开阔的舞台。本公号秉持中国立场，基于个人兴趣与能力，从策论角度，诊断时代问题，剖析中国利益，呈现中国温度。
原创不易，欢迎转发，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