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中，曾祖父八十多岁，精神矍铄，银白色胡须，总是头戴一顶深色瓜皮薄帽，身穿衬垫着厚厚的白色羊毛的深色长袍，手执一根带着铜弯头烟斗、比我的身高还长的红褐色竹制烟杆。因排行老二，大家都称他“二公公”。
曾祖父的父亲，也就是我的高祖父，读了将近二十年书，也没考中秀才，把家里读穷了。高祖父去世以后，曾祖父大概在五六十岁的时候，独自一人，从深山老林的家里来到交通比较便利的青石板大道（其地位相当于现在的县际公路）边，新修建了两层共十二间木房，带着他最喜爱的年幼的长孙（我的伯父）作伴，售卖猪肉，开设火铺（客栈），接待过往客人，家境逐渐变得殷实。我伯父回忆说，解放后划分阶级成分，家里被划为富裕中农。好在解放早，假如解放得再晚一点，一定就发展为富农了。
曾祖父为人豪爽，极其好客。但凡有南来北往路过的行人，到家里歇脚休息，一概热情接待，让座看茶，再手抓一把切得细细的旱烟丝递上，不厌其烦地陪着聊天。如果天色已晚，客人还要赶路，曾祖父就拿出早已烘干收藏的竹篾片，扎成一把，点燃送给客人照明，不收分文。所以曾祖父结交广泛，方圆几十里都知道他的名声。当时天下不太平，时有强盗土匪出没，如果情况紧急，只要曾祖父到附近乡镇一走，不久就有朋友骑马坐轿带人前来增援。
曾祖父教育子侄非常严格。他有一位侄儿年轻时喜欢打牌赌钱，曾祖父看到了，马上将他反绑在屋前的木柱上，用竹枝抽打，而且不接受旁人求情。后辈们都对他又敬又怕。
曾祖父没有上过几年学，但讲起话来，总是声音洪亮，口齿清楚，有条不紊，句句在理，令人信服，曾经被推举为甲长（村长），远近有什么乡邻扯皮打架、夫妻不和等纠纷，都托人来请“二公公”评理调解。父亲常说，如果上学到高中水平，曾祖父一定会是一位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最令我难忘的是曾祖父讲故事。《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陶澍访南京》，一个个英雄传奇，从他口里娓娓道来，无不绘声绘色。我当时才几岁，和一班孩子，整天缠着让他讲故事。当时没有电视，电影也几个月才放映一次，曾祖父讲的故事，如同现在的电视连续剧，曲折离奇，悬念不断，是最吸引我们的娱乐活动。讲得久了，老人就要午睡片刻，我们就在附近眼巴巴地等待，如同不得不看电视连续剧集与集之间无聊的商业广告。
我经常好奇曾祖父似乎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是从何而来的。终于有一天，趁着老人家不在家的时候，我拿着一根杆子，把他卧室里墙面上一块高高的书架似的木板上放置的东西全部挑下来。结果令我大失所望，只有几本线装的似乎还有空页的册子。这其实是曾祖父珍藏的族谱。但我当时显然没有看懂，把这些册子练习了书法。曾祖父很快发现了我干的坏事，气得发抖，拿着烟杆一直把我追出了半里地。这是曾祖父唯一一次对我发脾气。
当时，曾祖父卧室的角落里放着一根碗口粗细的黑色齐眉木棍，还有一把开始生锈的短剑。于是，我常常猜想，曾祖父一定也像他讲的故事里的主人公一样会武术。不知这个猜想是否属实，但曾祖父年轻时确实是一个猎人，与他的亲家一家经常在一起打猎。多年以后，家里墙上还总是挂着两把打猎用的铳。那个年代，山高林密，常常有老虎、野猪等猛兽出没。
曾祖父在他九十岁那年无疾而终，与世长辞，留给我们永远的回忆，还有无穷的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