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中秋双节假期已过大半。假日里，人们充分地享受节日的盛宴，游山玩水，领略异域风情，享受美味佳肴！朋友圈里，微友们晒美景，远的已到了北欧，他国景色被他们尽收眼底，近的也到了城外，农村的旖旎风光，让人留连忘返；晒美食，各地的美食，奇趣生香，让人眼花瞭乱，垂涎三尺、过足了瘾。

此时此刻，全国上下，普天同庆，一片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快乐的心情，幸福的生活写在每一个人的脸上，体现在他们的旅途里！

宅在家里的我，每日与书为伴，增长了知识，消磨了时光，充盈了内心。长假，真好！

偶尔，我也放下书本，让思绪悄悄流淌，流到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光里！

我70年代生人，所有印在脑海里的记忆由当下往前追溯，可追溯到到80年代初，再往前，已没有一点印象，一片空白，毕竟那时太小。所以，80、90年代我们老家桂西北一个小村庄的生活场景，还是记忆犹新的，时不时跃入我的眼帘。

东西借出去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老家那儿已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受“一大二公”、“大锅饭”之苦的农民，分到土地后生产积极性高涨，一心一意种植庄稼，但由于生产力低下，土地贫瘠，加上人多地少，只有少部分家庭勉强能解决温饱问题，大部分的家庭挣扎在贫困线上。

我们家的条件稍好一点，我父亲是镇上中学老师，每个月有固定的薪水，虽然不多，但省吃俭用足够家里开支；我母亲在村里务农，侍弄几亩田地，庄稼被她打理的茁壮成长，年年丰收。

印象中，来我们家借东西次数最多的是邻村一个远房亲戚，我称之为堂哥，他在一个村级小学任代课老师，妻子在家务农，育有两个小孩，家里一贫如洗，连一辆自行车都买不起。他每次到十几公里外的县城办事，都会到我家来找我父亲借自行车。我父亲是个热心人，只要他当天不用，二话不说就借出去。

我们村里有一户人家，和我们家没有亲戚关系。户主与我父亲是发小，两家来往较为密切，我称之为大伯。大伯妻子生孩子没多久就去世了，他一个人把小孩带大，同时他又是一个劳动能力低下的人，种的庄稼连年收成不好，生活过的非常艰难，经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面黄肌瘦。为此，他三天两头往我们家跑，有时候是中午，有时候是晚上，每次都是瞅准机会在我们家开饭前十几分钟过来窜门。来了，我父亲自然很热情请他坐下，聊一聊。

但坐不了多久，看到我们家端菜盛饭、准备用餐，他就起身告辞，向门口走去，每当这个时候，我父亲都是大步上前，热情挽留。每一次，他都是装着推辞一下，然后半推半就坐下，和我们家人一起用餐。

有一天，在吃饭当中，那位大伯向我父亲提出了一个请求：

“家里穷的实在揭不开锅了，我干农活又不行。我打算到镇上开一个缝纫店，但没有缝纫机，你看，能不能把你们家的缝纫机借给我用一下，等我把钱赚够了，买了机子，就还给你们！”

“没问题！借给你！”父亲不假思索地说到。

父亲的这个回答，立即遭到了母亲的白眼。他没经过母亲的同意，也没和母亲商量就借了出去。要知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是三件宝啊！

那个年代，流行“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个说法，家人衣服好多都是打了补丁的。没了机子，母亲拿什么来给我们做新衣服、拿什么来给我们补衣裳。但父亲已做决定了，母亲虽有不悦，但也没说什么。

那位大伯把我们家的机子借了过去，在镇上租了一小间房，开了一个小小的缝纫店，机子一借就是两年时间。那两年，我母亲用针线给我们一家人补衣裳。

上个世纪80年代，在农村，牛既是劳动工具，也是宝贵的财产。但在我们那个小村子里，并不是每家每户都有一头牛，更谈不上机械化作业了。拥有一头牛，成了好多家庭的愿望。我们村里有水田、旱地，开垦、翻地都需要牛来耕作。我父母乐善好施，每一次，有村里父老乡亲过来借我们家的牛，父母都慷慨应允。但这可苦了我家的那头大水牛，它干了两倍甚至三倍的活。

村里有一对夫妻，年长我父母10来岁，但智商不高，接近于弱智那种。他俩育有两个男孩，都遗传了他俩的基因。一家四口，劳动力虽多，但不会经营，每年的收成都很少。

每年青黄不接的那几个月，总有那么几个晚上，7、8点钟的光景，那家的女主妇，就轻轻地敲我家的大门。母亲走过去，打开门，看到是她，就热情地请她进来。而她每次都坚持站在门外，不进屋，轻轻地和我母亲说话，每当此刻，我就知道，她肯定是又有了困难。果然，我母亲和她轻轻地说了几句话之后，点点头，作了一个让她稍等的手势，然后，母亲转向厨房，盛了几斤米走过去，把米倒进她的布袋里。有时，我母亲也会给她盛几斤面条。

这些东西，我母亲从来不当回事，我母亲相信，如果她有能力，她肯定会还。如果她没有能力，我母亲不会再过问，就当作接济。

有一天晚上，村里有一中年妇女急匆匆地赶到我们家里，神色惊慌地对我父亲说，她三岁的小孩病了，我父亲急忙地问她得的什么病。她说，当天在镇上医院看不出什么结果，医生建议她明天到县医院去看看。

一想到县医院看病，肯定要花很多钱，这可让她急坏了。情急之下，只好跑到我们家来，向父亲借钱。

父亲问他：“要多少？”

“50元！”

好的，你稍等一下。父亲二话没说，返回卧室，拿出50元钱交给了她，她连声说谢谢。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晚上她又来了。

“小孩怎么样了？”我父亲急切地问。

“医生检查过了，说没什么大问题，开了一点药。今天去看病，也没花什么大钱，你们家的钱我没动。今天晚上，特意来还给你。”

“不急，不急，你留着先用！”

“要是留在家里，可能就会花完了，花完了，那我就没钱还你了。”

“哦，这样啊！”父亲接过了她递过来的钱。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东西借进来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是中学生的我，开始有了自己的个性追求，有了娱乐的倾向。虽说，我们家的条件好一点，但平时的开销主要集中在一家人的衣食住行上，尤其是吃饱穿暖上，至于与娱乐有关的开支基本上没有了，父母几乎不给我零花钱。

娱乐的工具没有，娱乐的经费没有，但又抑制不住内心对娱乐的向往，那怎么办？那只能硬着头皮向别人借，明知向别人借东西不好，但为了满足内心的娱乐需求，我还是开口向别人借了。

记忆中，我借过很多东西，汽枪、录音机、磁带、影碟机、光盘、捕鼠器、书籍、照相机，等等。有时，为了装扮自己，连朋友的衣裳也借过来了，我借过上衣、裤子、鞋子、帽子，除了内裤没有借之外，身上穿的东西都借过了。

有的东西借的时间短，有的借的时间长，比如邻居家的汽枪，我前后加起来借用了好几年；有的借了一次，有的来回借了好几次，如亲戚家的录音机，我借了好几回；有的东西还回去的时候完好无整，但有的东西还回去的时候残缺不全，比如亲戚家的录音机被我搞坏过两台，也因此受到物主的埋怨和责骂！

1992年，我带着一帮同学到我们老家春游，准备在野地里野炊，临时向就近的一亲戚家借切菜板。但野炊结束的时候，切菜板找不到了。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亲戚说明了原因，却遭到一顿咒骂。之后，我父亲找了个菜板给他们送了过去，此事才得以平息！

因为借东西，差点借出人命的。有一次我向村里一户人家借一个电子捕鼠器，老鼠没装到几只，却因操作不当，被捕鼠器电着了，着点把我电死。

我还多次借过钱。如1991年暑假，我和一个发小想到城里去玩。手头上没钱，但又不敢向父母要。于是我打起了隔壁家一位婆婆的主意，向她借钱，打算到开学的时候再还给她。到了开学我就有钱了，当然这些钱都是我住校的伙食费，我要从牙缝中节省。

婆婆人好心肠软，看到我向她借钱，虽怀疑我的偿还能力，但还是借给了我10元钱。但此事后来还是被母亲知道了，母亲带着我，当着我的面，把钱还给了她。

再也不用借东西了

今年元旦，我再一次回到阔别两年的村庄，只见家家户户建起了小洋楼，超过一半的家庭有私家车，只有一小半的家庭有摩托车；父老乡亲穿着时尚，用着几千元钱的手机，上着wifi，进行着网购；还听父老乡亲们说，每年都要到外地去旅游一次，这样看来，虽然说父老乡亲住在农村，但与大都市生活没有多少区别了。

看到这些场景，我由衷地感觉到，那个物质贫乏、入不敷出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短短的三十多年时间，中国大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就以我们家而言，生活用品已是极大丰富了，家里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清理一下，把不用的东西扔掉，要不然就装不下了。

小孩的用品用具，包括书籍、玩具，一应俱全。因为不到两个星期，我就在网上下单给他们买新的。他们学的东西，用的玩具，哪里还需要借啊？

要说借，现在唯一借的就是向银行借钱了，2013年，我在城里买了一套房，只付了三层首付，余下的分期付款，到现在我的房贷还没有还清呢！这或许影响到生活的质量，但凭着我的收入，每月还一笔房贷也不是个大问题。

这变化也太大了，回到三十年前，简直不敢想象。那么，这巨大的变化来自于国家改革开放的好政策，这个好政策它让老百姓的生活富起来，国家强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