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兽性
——电影《忠犬流浪记》观后感
众所周知，理性高于兽性，理性优于兽性，这是人对理性和兽性的一般认知。这没错，毕竟人类进化几十万年才具备的理性，是人区别与动物的最主要标志。然而，一部叫作《忠犬流浪记》的电影，改变了我对理性的认知。
电影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讲述了搜救犬“叮当”为寻找训导员杨奇，最终逃出疗养院成为了一只流浪犬，两年时间在杨奇曾经离开过的码头苦等主人回来的故事。
对于狗这种动物，我自小没有什么好感，甚至到现在还比较怕狗，属于见了狗躲着走的那种，所以我也不想对狗大加赞扬。对于消防战士杨奇（可能是化名），出生入死为人民，我只能充满敬意，绝无贬低的意思。只是根据电影的情节，谈一点自己对于人的理性和狗的兽性的再认识。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兽性亦有情，理性也丑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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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犬叮当是条狗，是动物，所以它只有兽性，应该不会有理性（训练的搜救机能应该不算是理性），但是，兽性往往有善良、忠诚、侠义的一面。电影的开始，消防战士杨奇到训犬基地挑选搜救犬，得知一条小狗（后来的叮当）因妈妈去世而不吃不喝几天了，顿生好感，试图喂小狗吃点东西，小狗竟然吃了。于是杨奇决定选这条小狗作搜救犬。一条小狗，因为妈妈去世而不吃不喝，这就是人定义的所谓“孝”。叮当成为流浪狗以后，每天在记忆中杨奇离开的码头苦等主人回来，一等就是一天，一等等了两年，风雨无阻；看到主人驾车远去，不顾一条腿受伤，顺着气味一路狂奔，找到主人，差点累死，这就是人定义的所谓“忠诚”。叮当成为流浪狗，饥寒交迫，居无定所，在人看来，甚是可怜，在这种处境下，看到一条巨犬袭击小女孩，搜救犬的本能使它主动出击，制止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这就是人定义的所谓“善良”“侠义”。兽性亦有情，兽性不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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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属于人根据概念进行推理、判断的认识过程，汉代徐干《中论·治学》中说，“怡情理性，圣人之上务也”。相对于感性，理性更为高大上，成为人人竞相追求的为人处世的最高境界。然而，理性和感性孰优孰劣，不能一概而论。电影中的消防战士杨奇是个英雄，有情有义的英雄。他对待叮当就像是自己的孩子，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关怀备至。在汶川大地震救援过程中受伤退役，与叮当依依惜别，人与狗，演绎了世间自有真情在的感人一幕。离开后也常常电话询问叮当的情况，感情至深。在得知叮当早已丢失成为流浪狗，为寻找自己在码头苦等两年，并且因义救小女孩被打成重伤的时候，感性的力量使他立即驱车前往码头寻找叮当。但叮当受伤后就不见了，找了一天也没找到叮当。这时接到妻子的电话，在询问是否找到叮当的同时，告诉杨奇孩子有点发烧，不过没有关系。此时的杨奇表现出了人理性的一面，告诉好心人他是叮当的主人，他找不到叮当了，而他的孩子还在发高烧，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在世俗的概念里，理性才是属于人性的，高尚的，相对于家庭和孩子，狗就是狗而已。而我也理性地在想，现代的医学条件下，孩子有点发烧应该不是啥大事，相对于受了重伤又下落不明的叮当，尽快找到狗可能才是最紧要的。但是，理性使他给了别人和自己最充分的离开的理由，一个多少有点虚假的理由，他把自己孩子有点发烧说成是发高烧，堂而皇之地把寻找苦苦等了自己两年的叮当的使命交给了好心人。在理性的作用下，杨奇表面上黯然神伤地离开了，内心深入他也算心安理得，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关键时刻，理性表现出了丑陋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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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表现理性丑陋的还有三个人、三件事。一件是杨奇的战友林枫，杨奇把叮当托付给了林枫，叮当走丢了，林枫竟然瞒了杨奇两年，这不是怕杨奇生气，分明是理性心理在作怪，不想承担责任，为了自己推卸责任，哪管叮当的死活，因为叮当毕竟是条狗。第二件事是养巨型犬的青年。叮当见义勇为，及时制止了年轻人的巨型犬差点伤人的事故发生，年轻人不仅不心存感激，反而抄起棍子将叮当打成重伤。年轻人的理性在于自私，巨型犬是“我的”，其他的狗都不是“我的”，“我的”执念就是自私，自私的理性诱发了人性的恶。年轻人爱的是“我的狗”，而不是“狗”。因为对“爱”这一概念的狭隘理解，才有了年轻人挥动大棍向叮当的“恶”。在这个事件中，还有围观的看客，一方面对年轻人的暴行予以低声谴责，另一方面却不敢上前制止，这是一种麻木的理性，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理性。第三件事是那个在大地震中被叮当救了的瘦子。因为被狗所救，按照“救命之恩涌泉相报”的理性观念，强令儿子将“孔二狗肉馆”改成“孔二鸡汤馆”，以后不准杀狗只准杀鸡，因此壮举瘦子得到爱狗人士的一致鼓掌肯定。此举本来无可厚非。按照人处于食物链最顶端的世俗观念，人吃狗肉喝鸡汤天经地义，但放在这个人为报“狗恩”放弃杀狗而去杀鸡的场景里，总是让我不舒服，有点“性本恶”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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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结尾的一段字幕很好，高度概括了电影的主题：你对它好一时，它却对你忠诚一世。也许它是你的一阵子，你却是它的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