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黄仁宇先生的历史随笔集，他将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各个事件和人物用他的大历史观去审视，行笔轻松，如老者饭后漫谈，娓娓道来。只可惜讲到元朝就戛然而止，合上书罢，仍让人意犹未尽。

对于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看到有人总结，“是把历史当做一个整体系统，站在全局的角度去考察一个民族的起落浮沉，一个国家的兴衰荣辱。”与史学的传统不同，黄仁宇先生不同意用道德观念评述历史的功过，而是希望以大的视野来审视历史发展的趋势，寻找其中的因果和逻辑。正如他自述，“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

本文不是一篇系统性的读书笔记，也不是对本书的摘要介绍。我习惯于读书的时候摘抄一些感兴趣的内容，然后按自己的理解串联，形成笔记，也算是对读完一本书的交代。有的时候为了连贯性，可能会从别的地方摘抄内容来增补，或者自我发挥。由于是休闲读书，摘录时受到主观影响甚重，或因读书地点欠佳，譬如在拥挤地铁车厢，遗漏大篇重要篇幅也有之；或因情绪不高，草草扫过也有之，所以整篇也就是随性采撷拼凑之私家小菜罢了。

1. 周朝及政治制度的建立

提及中国文明史，必然以夏商周为起始，文明的萌芽是从黄河流域农耕地开始的。孕育中华文明的那片黄土地，位于黄河中流，土壤能够垂直地堆砌，内中保留着很多由下至上的细管，因之地下的水分能够向上浸淫，不待灌溉，加以土质疏松，在农业初兴的时候，即用最原始的工具，也能在这地区耕耘。在公元前1000多年，在这地区出现无数的初期农业部落。将他们予以有系统的组织者，乃是周朝创业之主的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的周公旦。

夏和商早于周，虽然也是天下共主，但整个统御模式仍然是相当松散的部落联盟，还未形成有效而稳定的一套统治体系，这一套体系由周朝创建，并会持续影响整个的中国历史进程，比如分封体系、宗法制度以及配套的礼乐制度。

周朝创造了中国的封建制度。它和欧洲中世纪的Feudal System以及日本迄至近世纪的“幕藩制“有若干相似的地方。原则上王室不直接编制全民，财政收入也按“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的间接交纳，层层节制，那土地当然不能买卖，要是土地易主，则根据遗传的金字塔，如“诸侯立家，大夫有二宗，士有隶，子弟”的组织，就会整个垮台了。 按照这个体系，中央政府所直接控制的领土方千里，是谓“王畿千里”。此外每五百里见方为一“服”，共有九服。各服内的诸侯因距王都的距离不同，他们向中央政府应尽的义务也有差别。

公元前六世纪以后，这种制度即无法维持，因为人口激增，货币通行，客卿活跃，战事动员波及全民，鲁国和郑国开始“履亩”、“作赋“，也就是逾越过去间接管制的办法，国君开始向全民抽税。郑国和晋国又颁布刑法，更是摒弃礼的成规，去普遍的管制全民。

这样的变革和趋势到秦国的“商鞅变法”遂成硕果，彻底打碎了周800年封建制度，建立了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以及郡县行政划分的文书管理新时代。这就是秦晖老师称的“秦制”，随后统治两千年中国历史，其影响至今未绝。

2. 与北方游牧族群的冲突

农耕地区与草原地区的碰撞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甚至成为了推进历史进程的主要原动力。钱穆先生曾经分析，代表农耕的华夏和代表草原的胡人的区分并非源于血统，而是生活方式的不同。农耕的生活方式就是华夏，游牧的生活方式就是胡人。最初也绝非是地处中原的华夏在被四周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所包围。

春秋时代，各个农耕民族的城邦国家星星点点分散在各处，形状如奶酪一般。农业技术的发展及农业人口的激增使得分散的农耕区逐渐连接到一起，直到由秦国一统天下。而中原的游牧民族则退居草原，形成了著名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也就是雨量达不到400毫米的地方由于无法耕种，成为游牧民族的放牧区域，这条线也就成了游牧和农耕区的分界线，历来冲突不断。

对于农耕民族，这条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是难于逾越的界限，但对于游牧民族，这条线是不存在的。一旦北方干旱或遭遇极端天气造成食物短缺，游牧民族便会大举南下，边患便成为中华帝国的最为紧急解决的问题。

当秦吞并各地诸侯建立大一统的国家的时候，分散的草原部落也出现了应对的走向，强大的匈奴突然崛起不能说与中原华夏的统一没有联系。当年与各诸侯国分散厮打的游牧民族，突然发现敌人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当秦国蒙恬带着几十万民夫修筑长城，马上民族体会到的也许是自身的渺小。

由此统合起来的匈奴发挥了前所未有的战斗力。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在白登山被匈奴围困整整七天，差一点提前上演靖康之耻。这一年匈奴调动的兵力据说有40万，这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难以想象的规模。

古代汉民族与游牧民族作战，往往耗资巨大又得不偿失。游牧民族不管是在平时还是战时都是骑兵，无须动员，天然地全民皆兵。 他们打赢了就大肆劫掠，打输了便换个地方，所失不大。御史成进说与匈奴作战，“从之如搏影”。

反观作为农耕民族的汉民族，要发动一场战争必须征兵、动员、组织，每次调动都是巨额耗费，加上因抽调劳力造成耕地荒废、经济凋零，其代价难以忍受。就算打败了游牧民族又如何呢？获利甚微！

汉朝之征匈奴，正式在这不利的条件下开展的，可谓倾一国之力。公元前119年，汉武帝迎来汉军的一大胜利，扬眉吐气一番。他也因这一丰功伟绩为后世称颂为与秦皇比肩的一代雄主。但他付出的代价却也让国家不堪忍受，汉朝由此迅速衰落。

《史记》记载：“（征伐匈奴）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

秦汉时代，1钟相当于6.4石，这句话的意思是送1斤粮食给前线的战士，路上要消耗掉64斤粮食。从这里可以窥见打一场征伐之战给朝廷带来的财政压力该有多大。有记载说出塞官私马十四万匹，辎重不计，入塞不满三万。

到武帝末年，“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千夫，征发之士益鲜”。也就是很多百姓早已出钱免役，到征兵时连下级军官军士级以下的人员都不容易凑数了。

于此形成对比的是东汉的班超。他筹划“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他由中土率领出塞的不过志愿军一千多人，后来接济他的也不过兵士八百人。但他竟然能“以夷制夷”，攻莎车时动用了2万5千的兵力，而在公元94年联合西域八国讨伐焉耆的时候，兵力甚至达到了7万人。

3. 汉朝衰落的转折点：巫蛊之祸

蛊，繁体写成“蠱”，三条虫在一个器皿中，形象表现了蛊的制作方法。根据民间传说，巫者将毒虫毒蛇，放在一个器皿之中，让它们互相吞并淘汰，最后一个硕果仅存的怪物，是为蛊。这是毒虫版的《大逃杀》，巫者操作的吃鸡游戏。

《隋书·地理志》谓：“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种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余一种存者留之， 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行以杀人，因食入人腹内，食其五脏，死则其产移入蛊主之家。”

蛊是做出来害人的，但后来发展出来的巫蛊之术却似乎与实际的毒虫关系不大。巫者用咒诅符箓削制木人埋于地下来谋害对手，受害者常常表现为生病。古代的医学知识匮乏，很多病症被认为是蛊虫咬噬，因此巫师用邪术让受害者生病被认为是施了蛊虫，遂称为巫蛊之术了。

公元前91年，汉武帝生病，左右传说宫中有巫蛊牵涉皇后及太子刘据。水衡都尉江充负责调查，矛头却直指太子。此时武帝在别宫养病，就算皇后皇太子也很难靠近。皇太子愤怒之余抓住江充将其处死，于是长安纷称太子谋反，两方召集军队在京城大战五日，“死者数万”。最终皇太子兵败自杀，皇后卫子夫也自杀。武帝后来悔悟，建“思子宫”，又作“归来望思之台”。

这一事件被视为汉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太子自杀，汉朝接班人计划出现问题，而受牵连大量朝中大臣被诛，为外戚专政和霍光专权铺平了道路。

4. 宦官，女后和外戚的操纵的政局

两汉政局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受宦官、后宫、外戚，极易发生均衡失控。西汉末年的王莽篡政，东汉末年的朝中大乱都是呈现这样的特点。这主要是因为大秦统一天下后二世而亡，汉朝继承下来的是一个早熟的政体，未能形成一个有效驾驭各方势力的体系。中央与地方的权限无从区划，一切都以在位者及摄政者随时摆布。而这种以道德的名义从上而下的施政方式，往往会让朝中官员感受到极大的不安全感，必要依附有权者获得庇护。

恰巧昭帝、成帝、哀帝、平帝都无嗣，要在皇室支裔里找继承人，便会有少则二三十人，多则四五十人的候选人，又不照出生顺序选长。结果就是通常会选取幼辈登基，以便于操纵皇权。这一整个过程凸显出了女主的重要性。因为按照汉朝的体制，皇后平日并无实权，也任由皇帝弃废，但只要皇帝一死，皇后升级为皇太后，收玺绶，对择嗣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这一安排使得外戚的地位突显，外戚再与寻求庇护的朝中大臣结合形成强大的势力，便成为了后宫的应援！

汉武帝看到了这样的隐患，于是在临终之前杀了太子之母“钩弋夫人”。但这存属个人的无奈之举，不能成制度，反遭了后世诟病，指责他所作所为颇为残忍无道了。

东汉也没有做任何变革，原班继承了西汉的体制，权力失衡依然持续。在东汉十三个皇帝，只有光武刘秀和明帝刘庄是成年人践祚，其他要不是弱冠登基，就是在襁褓孩提中拉来凑数。除了最后一个禅位于曹丕的献帝享年五十四岁之外，其他没有一个活到四十岁。桓帝去世时年三十六，灵帝三十四，也算得长寿。殇帝、少帝、冲帝、质帝都没有机会庆祝他们的十岁生辰。由此洛阳的政局如何可想而知。

5. 王莽新政

王莽的出现是一个插曲。汉朝建立200年后，行政税收赖以运行的小耕农经济基础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在太平天下的发展逻辑必然会出现财富的集中，豪族的兴起，而朝廷对此却无计应对。到西汉末年，汉初以来假设全民平等的赋税制度已经名不副实。“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土地的集中造成税收的减少，国库空虚，为此增重的赋税劳役又造成流民激增，而“豪民侵凌，分田劫假”激化了社会的矛盾，更是引起社会不稳。

为解决这个问题而进行改制的正是王莽。王莽篡权可算是外戚的力量膨胀到了巅峰，不满足于挟天子以令诸侯，要亲自统领一切。王莽可算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新政被称为“托古改制”，要完全按照儒家的理想改变整个国家制度。

他的新政涉及虽多，其要点不难缕列。

其一是称天下之田为王田，亦即土地国有，各家室占领的面积及使用奴隶人数都有限制，也不得自行买卖；

其二则为作“五均“、“六管”，也就是政府经商，也用金银布匹大钱五铢钱下至龟贝造成一个彼此能互相更换的货币制度。一为农业政策，一为商业政策，也符合传统所谓“食货”的范畴。

其理想则是农民都有田种，货物既流通，价格也公平，高利贷则绝迹。 这种理想，牵涉国家社会的根本，目标远大。可是当王莽改制时，新的朝廷由于财政困难，公卿以下月禄才得帛一匹，“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这时候还以为所要的改革可以一纸文书颁布，则天下怡然景从，也未免太乐观了。

6. 汉朝中兴

西汉与东汉之交，两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是政府管制力量降低，民间士族大姓兴起。二是官僚机构膨胀，据估计中央地方官吏逾十三万人。

东汉创建者光武帝刘秀是刘邦的九世孙，他的六世祖为长沙定王，是西汉景帝的十四个儿子封王者之一。但他这一支好像不太行，从侯爷到太守、县令一路下滑，到他已经沦为一介平民了。

王莽时代，刘秀也是怀揣着出仕入相的远大理想，远赴长安上学。他虽非出身贫苦人家，但手头却相当拮据，曾与同学们集资买驴，让仆从做快递员赚钱给自己贴补；他也出面给自己的叔父代理过官司；在灾荒的年代他更是出卖谷物赚钱，颇有商业头脑。人精于计算，按社会阶层上来讲应属于中下级的绅商。他何曾想到，有朝一日可以黄袍加身呢？

所以当他变身九五之尊，便要急需解决合法性的问题。

刘秀是汉文景帝之苗裔。他将国都定为洛阳，重建太庙，先帝只奉祀到汉元帝为止。因为按辈分，汉元帝是刘秀的父辈，而汉成帝则是平辈，汉哀帝是侄子一辈，汉平帝更是侄孙一辈了。所以汉元帝之后的西汉诸君便失去了在太庙接受奉祀的资格了。他又将原太庙中的吕后灵位移除，理由是她不遵高祖遗嘱，引起诸吕之患，而代之以文帝生母薄太后的灵主。就这样他无论从父系还是母系都成了汉室名正言顺一脉相传的继承人。

虽说西汉都长安，承土运，一切都以黄色为尚，而东汉都洛阳，交火运，旌旗衣饰概以红色为主，但本质上还是同一个朝代。东汉袭前代过甚，只能继续充实一个原始型以小自耕农作基干的大帝国，不能替中国找开新局面。

所以刘秀在历史上称为“中兴之主”。

7. 党锢之祸

东汉之提倡学术，很有成效。洛阳的太学，有240房，1850室。至桓帝时太学生称三万人。而私人传授学业的，动辄聚集门徒数百或逾千。可是讲授的题材极为窄狭，通常既不出人文，而尤专重传统政治思想。在“学而优则仕”的条件下，这些学人除了当官之外，缺少发展抱负的门径。

有时读书也确是升官发财的梯阶，做得好的数代公卿，创立门第。只是这种机缘难得，有的则跌跺仕途，有的为人“宾客”，还有很多自负清高，在读圣贤书之余，养成一种仗义轻生的风气，不仅自己被窄狭的伦理观念所支配，还要强迫他人一体以个人道德代替社会秩序，这许多条件都构成党祸的根源。 

而民法之不能展开，也是汉代一个深重的弱点。汉法承秦法之后，条文复杂，内容简陋。尤其对于农村社会中层所集累的资本，始终无适当的处置，又怕小自耕农失田而为游民，因之视“兼并”为畏途。

很多人在乡间放债买田，通常以宾客行之。地方官若加干涉，则发觉这些人的后台老板都是朝中显要。而最有威权的，则是中常侍张让，他就是宦官头子。《后汉书》的宦者列传说：“宾客求谒让者，车恒数百千辆。”

李膺到任方十日，就抓着张家开刀。张让之弟张朔，也是野王县的县令，被控为“贪残无道”。李膺亲率吏卒在张让家里将他擒获，刚一讯问，立即处死。桓帝还责问他没有请求即行诛杀。李的辩护，不依照法律，完全根据经史，并且强调孔子作鲁司寇七日即诛少正卿，他任司隶校尉已十日，实在是行事愆迟。他这一辩因此脱身，以后也迭有浮沉，终于灵帝朝宦官与名士斗争时被拘入狱被拷死，他的门生千余，也受禁锢。事在公元169年。

对党锢之祸，历来的评价都是倾向于士人阶层，对宦官口诛笔伐，视为东汉乱世的元凶，但事实往往不是这么泾渭分明，非黑即白的。

《后汉书·党锢列传》里也提到很多名士对宦官实用性宾客集团的诛杀，甚至遇赦的也杀，老母也杀，而一次屠杀好几百人。当时的人还说“纪纲败废”，我们则只能强调这是社会进化之余法制却不能跟着调整，只好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结果。

吕思勉先生对党锢之祸也有简略的评述：此时的士大夫和贵族，都是好名的，都是好交结的。而当时的宦官，多有子弟亲戚，或在外面做官暴虐，或则居乡恃势骄横。用法律裁制，或者激动舆论反对他，正是立名的好机会。士大夫和宦官遂势成水火。京城里的大学正好成为这一班好名誉好交结的士大夫聚集的中心。结党以营谋进身，牵引同类，淆乱是非，本就是大忌。当时的士大夫，自不免有此嫌疑。而且用了这一个罪名，则一网可以打尽，这是多么便利，多么痛快的事!宦官遂指当时反对他们的名士为党人，劝桓帝加以禁锢。

8. 门阀豪族的崛起

东汉覆灭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土地兼并以及随之而来的门阀豪族的崛起。

汉乘秦法，条文复杂，但内容简陋。秦自商鞅起，就是以“弱民”为其政策核心，推行的是小家庭制度，防止一切对抗皇权的宗族势力的出现。因此，整个是以小自耕农为基础，官僚机构的统治简单雷同，以同一个模式拷贝复制推广到全国。

但一旦社会进步，社会资本积累，朝廷便不知所措了。汉朝经历了长期统一和平的年代，在没有外部干涉的前提下，社会财富的积累必然是导致土地的兼并。但兼并一行，失田的农民若不成为流民，即成为富家大室的“奴“、“客”。后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族便是如此而来，但地方官员对这样的豪族却没有办法应付。

土地兼并最大的问题，其一是朝廷财政的枯竭，其二是产生大量的“流民”，一遇饥荒，朝廷完全没有能力赈济，引起各地暴乱频起。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

9. 五胡乱华

五胡乱华往往被视为中华文明的一场灾难，不亚于日耳曼人攻陷西罗马帝国，让西方陷入长达千年的黑暗中世纪。但开局似乎相似，结局却截然不同。在西晋爆发八王之乱之后，五胡持续南下引起华中大乱，这整整持续了一百多年，史称五胡十六国。这一时期政权的更迭让人眼花缭乱，大小事件难找头绪，杂乱无章，给人的印象是狼入羊群，一片狼藉。

但这样的乱局并没有将中华文明拖入西方世界中世纪一样的黑暗时代。恰恰相反，五胡的冲击打碎了秦汉禁锢的社会格局，为中华文明最为辉煌的唐宋朝打下了基础。

究其原因，五胡南下不是来毁灭中华文明的，而是千方百计要融入这个文明的。

“五胡”一般指匈奴、鲜卑、羯、羌、氐这五个大部落，很多人固执地认为他们是茹毛饮血的野蛮人，但史书的记载却不是这样的。

例如建立汉赵的匈奴首领刘渊，他“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万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

汉赵末代皇帝刘曜则“善属文，工草隶”，又设立了太学及小学，“选朝贤宿儒明经实学以教之”。想一想这可是匈奴人建立的国家。

后赵开国皇帝羯族的石勒令僚属“典胡人出内，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他的侄子残暴的石虎也竟是“颇慕经学，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

前秦皇帝氐族的苻坚修建明堂，“亲耕藉田，妻苟氏亲蚕于近郊”。

这哪里像是胡人的君主！甚至他们讨论国计民生时都以经史诗书作脚注，就算全部由文臣缀饰而成，也不能算是“乱华”，反而是表现他们想利用传统办法，收拾残局。

可惜他们都未能成功，一切的努力要等到隋唐朝才能大放异彩了。

10. 北魏孝文帝的全面汉化

北魏孝文帝元宏的全盘汉化政策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举动，颇具理想主义色彩。

元宏原名拓跋宏，生于467年，4岁登基，他的亲生母亲和祖母都按照汉武帝“立其子杀其母”的办法“依旧例薨”。因此，抚养他的是“文成文明太皇太后”。她是汉人，家世可追溯到北燕冯家。冯太后在拓跋宏登基前二十年执掌朝政，深刻影响了拓跋宏的人格和思想的形成，让他完全变成了一个汉人。听到太后这个名称，映入脑海的应该是一位满脸威严的老太太，但其实冯太后临朝时还未满30岁，按现代的标准还是个小姑娘。

公元493年，亲政的孝文帝决意迁都洛阳，第二年颁诏施行了汉化政策。洛阳作为东汉的首都，历来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所在。孝文帝的迁都宣示着他要对鲜卑进行彻底汉化的决心。

他禁止鲜卑族穿胡服、说鲜卑语，如果哪个官员在朝廷说鲜卑语就当即免职。这与几百年前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形成了有趣的呼应。

他将自己的姓拓跋，改为元，又让其他鲜卑的姓氏如慕容、尉迟等也一律改为单音汉姓。他甚至以“绝同姓之娶”为名，令他的六位皇弟与朝中汉人显官联姻，其配偶也由皇帝御前指派，比如“次弟始平王勰，可娉廷尉卿陇西李冲女；季弟北海王详，可娉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

那这些皇弟们之前所娶的妻子怎么办？可怜了这些王妃们，一律降格为了妾媵。

孝文帝的改革其实是一场悲剧，融合农耕和草原的努力上，他走了另一个极端，导致对北方草原的失控。要知道鲜卑赖以入华的军事力量正是在那里。

11. 五胡十六国的统一

汉亡之后369年，中国无法统一。当日人口总是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移动，汉人的多数民族，不能与这自然所主持的力量抗衡。北方的少数民族虽擅长骑兵战术，却无法越渡淮水及汉水等处的水泽地区。并且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也不能作为统一中国的表率。秦汉型的大帝国以官僚机构统治大量小自耕农，但分裂期间汉人的巨家大室和夷狄的酋领都自起炉灶，妨碍政府向全民征兵抽税的职权。加上各民族语言之不同，更造成了统一的障碍。

公元396年以平城（山西大同）为国都，鲜卑拓跋氏又以征服者的姿态，“徙山东六州民及徙可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实京师。”有的书本也作36“署“。如将大量人民区分为署，则有国家的农奴的征象。这样的征服和改造，至五世纪初期未止。

直到424年，才在拓跋焘的称皇帝，他即位不久，即颁布了一千多个汉字，并称以前篆隶草楷并行，因之没有标准，这次所颁布的，则“永为楷球”。可见得新朝廷不仅注重文物，也开始以多民族的语言文字作统一的工具了。

拓跋焘统一了华北，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在多数民族的汉人地区，总是因为世族作祟，不容易被绝对皇权有效的掌握。公元428年，拓跋焘“以天下守令多行非法，精选忠良悉代之”，已有针对这问题彻底解决的模样。

四年以后又以“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俊之冑，冠冕州邦”，指名征调。名为慕才，实则强迫好几百人到平城无薪给地当差并兼人质。

450年又爆发了崔浩事件。司徒崔浩，作“国纪”，过于具实直书，对鲜卑民族和皇室有叙述得不妥当的地方，还把文字以石碑刊于郊坛。皇帝震怒，族灭崔浩，还及于崔之姻亲，包括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夷其族”。拓跋焘还不解恨，又多杀了好几千人，这无疑是给华北汉人巨家大室的一个重大打击。这中间的一个机妙则是皇帝统御千万军民，不容许另有民间机构作梗，世族华裔也和蛮夷酋领没有区别。

但豪族与皇权的博弈却远没有就这样了结，到了大唐盛世也依然延续，直到宋朝科举制度的全面铺开，士大夫阶层的崛起。

12. 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

从“大历史”的眼光看来，隋、唐、宋可称中国的“第二帝国“，以与秦汉之“第一帝国”区别。汉虽称中央集权，其郡县组织，到底还是由周朝的封建制度改组而成。隋唐所承袭的原始机构，则由北齐、北周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始于游牧民族的汉化，通过“三长制”及均田，可谓整个社会，在国家政令下人工孵育而成，以小自耕农为主体，注重低层机构的水平。

这里说的“三长制”是拓跋宏改革时推出的最重要制度之一，即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其职责是检查户口，监督耕作，征收租调，征发徭役和兵役。“三长制”配合均田制（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制度，部分土地在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部分土地在其死后还给官府），利于依附农民摆脱豪强大族控制，转变为国家编户，建立以小自耕农为基础的管理制度，保证了赋役来源，从而增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这成为“第二帝国”最为重要的制度基础。

秦汉的文书，普遍采用的是竹木，但到了隋唐之间不仅纸张已行使五百余年，木板印刷也于公元六百年前后出现。这些因素，使教育较前普遍，也使整个文官集团能向这小自耕农的社会看齐，彼此都能保持同一水平的淳朴。

秦汉到隋唐之间的乱世，虽然令万民涂炭，但从更宏观的历史角度来审视，则无疑为华夏第二次复兴提供了政治、思想、文化等多层次的基础。可以说五胡乱华是一次断层，更是一次凤凰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