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务院出台了一项新政策，规定今后的幼儿园不允许再上市，上市公司也不允许购买幼儿园作为运营资产，等于是把幼儿园跟资本结合的可能，以及把它和赚钱的目标隔离开了。并提出到2020年，全国普惠性幼儿园（包括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的覆盖率要达到80%。很有可能，下一步要严格审批、提高开办幼儿园的门槛，以大幅度地减少营利性幼儿园的规模和比重。
这一系列政策，很显然是对过去一两年幼儿园出现了很多恶性事件的反应。在类似的新闻中，幼儿园出现了老师打学生耳光、小朋友被针扎，甚至传言中对小孩子的性侵等现象，其中以民办幼儿园居多。出事以后家长非常痛心，公众反应强烈，政府当然不能袖手旁观，它得想办法改变这种状况。
政策制定者可能认为，幼儿园是一个教育、呵护儿童成长的地方，你用它来赚钱，出发点就错了。为了赚钱，它肯定会想方设法降低成本、扩大规模、降低招聘老师的门槛，这样一来，幼儿园的服务质量就埋下了隐患。除非把幼儿园的资本属性去掉，不让它以赚钱为目标，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普通人的通常想法。
正因为如此，政府出台的这项政策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一个人如果没有读过经济学历史、缺乏经济学的常识概念的话，这个弯不容易转过来。下面我们来分析，为什么这样的政策不一定能达到它的目的，甚至会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以及民营经济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
一
首先我们想想看，以前的幼儿园是什么样子，为什么最近十几年来民办幼儿园发展得如此迅速？很显然，最根本的原因是公立幼儿园的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导致上幼儿园成为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我们都看过很多报道，生活中也有体验，大多数公立幼儿园的开学日期是不敢提前公布的，只能是悄悄的进行。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编制不够，规模不够，容纳不了那么多孩子上学。所以每到幼儿园开学的时候，就有很多孩子的父母、长辈辛辛苦苦排队，甚至通宵达旦排队报名上幼儿园，可以说非常可怜。
除了排队，就是托各种关系，打招呼、递条子，再不行就再加一些赞助费、择校费之类的条件，甚至通过私下送钱送礼的手段，把大部分需要上幼儿园的家庭排除在外，挑取一部分有特殊背景的家庭来上公立幼儿园。
正是因为这种状况，民办幼儿园才应运而生。换句话说，民办幼儿园能赚到钱，能够蓬勃发展，是因为过去的公立幼儿园有问题，不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反过来，如果现在压制民办幼儿园，只依靠公办幼儿园，结果就是排队、送礼、“走后门”这样的事情又多起来。
当然不可否认，公办幼儿园相对民办幼儿园有一些优势。比如它对师资的要求比较严格，教师队伍比较稳定，它的环境设施、管理责任跟民办幼儿园不一样，这是公办幼儿园的长处。但是如果我们拉长视野从制度变革的角度看，完全把民办幼儿园排除在外，只发展公办幼儿园，就违背了整个中国改革的逻辑与方向。
大家知道，中国改革的基本逻辑，是从过去的全面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慢慢发展到有民营资本的参与，有民间力量的加入，才逐渐地使得整个经济环境产生了变化。按现在有些人的想法，民办幼儿园出了事，就去找公办的，那么民办的餐馆、民办的酒店也有出事的，是不是就该恢复到过去的国营餐馆、国营旅社呢？肯定不行的。
过去不光是幼儿园，包括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是公办的，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公办事业本身肯定存在着质量上的缺陷，这个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短缺，计划经济长期处于商品供不应求的状况，抢都抢不到，所以你不会去挑剔商品的质量。只有在民营条件下产品供应扩大了，人们的选择余地大了，才会去挑剔质量问题。
道理是什么呢？简单地说是在公有制经济下，价格信号有问题，利润机制失去了作用。因为价格跟利润它不能发挥作用，社会的资源就不能达到合理的配置，也不能有效地激发每个人的工作积极性。所以如果我们对民营企业的无端恐惧或者偏见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后果会比我们现在看到的民办企业体现出的弊端还要严重得多。
在改革开放之前，与公有制经济伴随的不是人们最初想象的良好的秩序、丰富的产品，而是大量的匮乏，长期的贫困，甚至严重的时候还会饿死人。这是为什么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所有的计划经济国家都在改革，像苏联、东欧基本上实现了私有化。中国虽然保留一部分国有企业，但是整个经济运行的基础或者说主导观念已经偏向市场经济，承认了民办企业的合法性和重要性。
二
不过直到现在，中国的民营经济发展还面临很大障碍，包括公有制崇拜和私有制歧视。私有制和公有制这两种经济模式的对立，有深厚的哲学基础，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所以在历史和现实中经常出现政策反复。这种对立如果不经过深入的辩析，就会让人走极端，或者迷失判断，无所适从。
从普通人的直觉来说，私有制因为和“私”字相连，就带上了罪恶的烙印。因为我们经常看到社会上很多违法犯罪或是丑恶现象，都是由私心引起的，是为了满足某种私欲而做出来的，所以就会有意无意地把“私”和“坏”联系起来，而把“公”和“共”跟好的品德、好的秩序划上等号。
事实上不仅是普通人，有很多思想家、哲学家也是这么考虑的。所以在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里，都把大公无私看作道德高尚的要求，把自私自利视为品质低劣的表现。结果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社会，都对商人这个职业抱有很大的敌意，因为他们言必称利，是自私自利的典型代表。
这种状况一直到18世纪，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之后，才有一个重大的改观。亚当·斯密有这么高的历史地位，《国富论》被看作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就是因为亚当斯密在这本书里面提出一个开天辟地的观点，把过去将人的私心看作一件坏事这个看法给它扭转过来了。
《国富论》中有一段论述，大意是说我们社会中各种职业的人，比如面包师、理发师什么的，要去为别人服务，向他人提供产品，并不是为了公众利益考虑，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人在追求自利的过程中，不仅不会给社会带来坏处，反而能够促进社会福利的增加。
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承认私心对社会有好处，而只会滋生坏人坏事，那就必然会要求对商业活动进行约束；如果我们承认人的私欲有正当性，并相信它会造福于社会，就会支持鼓励商业自由发展。亚当斯密正是通过论证这一点，为市场经济建立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所以历史学家汤恩比评价说，“《国富论》和蒸汽机毁灭了旧世界，建立了新世界。”
这个道理其实不难理解。今天我们也能看到，社会上各个行业的人，只有通过劳动向他人提供产品和服务，才能换来货币，再用货币去购买自己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更好地服务于他人，赚到更多的钱，才能更好地满足自己的利益。这个逻辑框架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努力为别人服务就达成了一致。
当然，亚当·斯密的观点隐含着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处在一个法治的市场环境中。在这个环境中烧杀抢掠、坑蒙拐骗等犯罪必须受到惩处，每个人拥有平等、自由的权利，没有谁可以胁迫他人作出选择；否则，还是会有人想通过犯罪或特权而不是通过自愿的交易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另外现代经济学理论也指出，即便是在自愿交易、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因为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偏好不合理等原因，市场也可能出现“囚徒困境”，偏离社会最优福利状况。这时候就需要政府与其他非企业组织介入，通过管制或其他社会手段进行纠偏。
但无论如何，在亚当斯密之后，已经不会有任何市场经济社会把私心和坏事划等号，否定人的赚钱动机了。因为一旦这么做，就会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就像在历史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它暴露出一些弊端，比如工人待遇恶劣、社会贫富分化、周期性经济危机等等，导致了另一种极端的世界观。它认为私有制只会导致社会贫富分化，资本的逐利行为会带来经济的无序与混乱，那么解决的办法就是实行全面的公有制经济，结果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了，造成了严重的匮乏与巨大的灾难。
三
就像这次看到的幼儿园新政策一样。有些幼儿园出事了，出事的幼儿园包括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目的是为了赚钱，那怎么办？那就不让幼儿园再上市，打消人们通过幼儿园赚钱的念头，把民办幼儿园改成公办幼儿园，似乎就解决问题了。这样的做法，如果不是因噎废食，也可以说是简单粗暴。
我们说民办幼儿园也好，公办幼儿园也好，都可能有自身的问题。发现问题当然要正视和解决，首先要通过技术、经济、法律等手段来监督和引导企业，但绝不是像倒掉脏水和孩子一样将它们否定掉，更不应该按照所有制类别或是赚钱与否作为判断企业意义的标准。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思路去看待更多的经济现象，就会产生更严重的后果。
你比如说前两天酒店还出了问题，有很多五星级酒店的服务不规范、不卫生，那么是不是这些酒店也应该改成国营的呢？还有餐饮，我们发现有些外卖小作坊，甚至一些知名品牌的饭店，用过期原料或是不卫生条件来提供食品，那是不是就要把民营的餐馆给消灭掉，干脆改成国营餐馆呢？肯定不对的。
全面的公有制经济曾经给中国造成深重的灾难，现在我们似乎不会走得这么远了，所以感觉不到它的危险。但是世界上还有很多活生生的例子，像津巴布韦、委内瑞拉这些国家，本来先天条件很好，经济禀赋不错，但就是因为实行打击资本、没收私人财产、扩大国有化的经济政策，导致经济水平急剧下降，人民生活严重恶化，成为近年来失败国家的典型。这些教训是一定不能忘记的。
根据过去的经验教训和经济学的理论指导，一旦限制民办幼儿园的发展，仅仅依靠公办幼儿园，在幼教行业中短缺、排队、腐败这些现象会卷土重来，愈演愈烈。所以对这次政府出台的幼教新政策，我们有必要深入探讨，不断反思，甚至作出修正。如果不进行反思，而是按照这样的思路继续走下去，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特别是在当下，我们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国际关系处在贸易冲突的不利条件下，中央提出要稳定民营企业的信心，给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此时出台对民营幼儿园的资本禁令，很显然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反复出现，我们还得回到最初的哲学观念上来，从根本上破除对公有制的崇拜和对私有制的歧视。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私心固然会产生一些不好的现象，但它实际上也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合作、互相帮助的重要出发点，就像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指出的那样：
“每个人都想利用好自己的资本，使它能实现最大的价值。一般来说，他既不打算增加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能够增进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安全和私利。但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领他去实现一个意想不到的目标。由于追求自己的利益，他实际上增加了社会的利益，甚至要比他专门想去增进社会利益时产生的效果还更大。”
作者：岑科（人文经济学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