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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吕思勉《隋唐五代史》至9%。

论史者率以汉、唐并称，其实非也，隋、唐、五代，与后汉至南北朝极相似，其于先汉，则了无似处，何以言之？先汉虽威加四夷，然夷狄之入居中国者绝鲜，后汉则南单于、乌丸、鲜卑、氐、羌，纷纷入居塞内或附塞之地，卒成五胡乱华之祸。而唐代亦然，沙陀入据中原，犹晋世之胡、羯也。蕃、浑、党项，纷纭西北，卒自立为西夏，犹晋世之氏、羌也。而契丹雄据东北，与北宋相终始，亦与晋、南北朝之拓跋魏极相似，一矣。汉有黄巾之起，而州郡据地自专，终裂而为三国，唐有黄巢之起，而长安之号令，不出国门，终裂而为五代十国，二矣。不特此也，汉世儒者，言井田，言限民名田，法家则欲行均输，管盐铁，初犹相争，《盐铁论》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之争是也。至新莽遂合为一，田为王田，兼行五均、六管是也。功虽不成，其欲一匡天下，措斯民于衽席之安，其意则皎然也。而自魏、晋以来，人竞趋于释、老，绝不求矫正社会，而惟务抑厌其本性，以求与之相安。本性终不可诬也，则并斯世而厌弃之，而求归于寂灭，为释、老者虽力自辩白，然以常识论之，岂不昭昭如此耶？常人论事，固无深远之识，亦鲜偏蔽而去实际太远之病，顺世外道之所由立也。夫举一世而欲归诸寂灭，是教社会以自杀也。教社会以自杀，终非社会所能听从，故至唐而辟佛之论渐盛，至宋而攘斥佛、老之理学兴焉。然宋儒之所主张者，则以古代社会之组织为天经地义，而强人以顺从古代之伦纪而已；人心之不能无慊于古道，犹其不能无慊于今日之社会也。而宋儒于此，亦惟使人强抑其所欲求，以期削足而适履，此与言佛、老者不求改革社会，而惟务抑厌人之本性者，又何以异？此又其若相反而实相类者也。世运岂真循环耶？非也。世无不变之事，亦无骤变物，因缘相类者，其所成就，亦不得不相类，理也。然则自后汉至于南北朝，与夫隋、唐、五代之世，其因缘之相类者，又何在也？

东周以降，仁人志士，日休目刿心，而思有以移易天下，盖由于此。然斯时之社会，其体段则既大矣，其情状则既隐曲而难明矣，而生其间者，利害又相龃龉而不可合，凡所措置，所收之效，悉出于豫期之外，而事变之来，又多不可捉摸，则安得不视社会为无可控制，不能以人力改造，其惟务抑压一己，以求与之相安，亦固其所。故新室与东汉之间，实为古今一大界。魏、晋以后之释、老，宋、明两代之理学，实改造社会之义既湮，人类再求所以自处，而再败绩焉者也。此又其所以若相反而实相类也。读隋、唐、五代之史者，其义当于此求之。

中国之史，非徒中国一国之史也，东方诸国之盛衰兴替，盖靡不苞焉，即世界大局之变动，亦皆息息相关，真知史事之因果者，必不以斯言为河汉也。此其故何哉？世界各民族，因其所处之境不同，而其开化遂有迟早之异，后起诸族，必资先进之族之牖启，故先进之国之动息，恒为世界大波浪之源泉焉。先进之国，在东方为中国，在西方则在地中海四围，此二文明者，与接为构，遂成今日之世界。其与接为构也，一由海而一由陆。泛海者自中国经印度洋以入波斯湾，遵陆者则由蒙古经西域以入东欧。泛海之道，贾客由之，虽物质文明，因之互相灌注，初无与于国家民族之盛衰兴替。遵陆之道，则东方之民族，自兹而西侵，西方之民族，亦自兹而东略，往往引起轩然大波焉。东西民族之动息，亦各有其时，月氏、匈奴，皆自东祖西者也，铁勒、突厥、回纥、沙陀、黠戛斯，则自西祖东者也。黠戛斯虽灭回纥，而未能移居其地，西方东略之力，至斯而顿，而东方之辽、金、元、清继起焉。辽之起，由其久居塞上，渐染中国之文明，金、元、清则中国之文明，先东北行而启发句骊，更折西北行以启发渤海，然后下启金源，伏流再发为满洲，余波又衍及蒙古者也。其波澜亦可谓壮阔矣。五胡乱华之后，隋、唐旋即盛强，而沙陀入据之后，则中国一阨于契丹，再阨于女真，三阨于蒙古，四阨于满洲，为北族所弱者几千年，则以铁勒、突厥等，皆自西来，至东方而其力已衰，而辽、金、元、清则故东方之族类也。东西民族动息之交替，实在唐世，读隋、唐、五代史者，于此义亦不可不知。

隋文帝何如主也？曰：贤主也。综帝生平，惟用刑失之严酷；其勤政爱民，则实出天性，俭德尤古今所无，故其时国计之富亦冠绝古今焉。其于四夷，则志在攘斥之以安民，而不欲致其朝贡以自夸功德。既非如汉文、景之苟安治患，亦非如汉武帝、唐太宗之劳民逞欲。虽无赫赫之功，求其志，实交邻待敌之正道也。帝平陈之明年，江南复乱，遍今浙东西、皖南、闽、赣之地，遣杨素讨平之。事见《素传》。又《陆知命传》：晋王广时镇江都，召令讽谕反者，知命说下十七城，得其渠帅三百余人，亦可见乱事蔓延之广也。江都，隋郡，今江苏江都县。《通鉴》述致乱之原曰：“自东晋以来，刑法疏缓，世族陵驾寒门。平陈之后，牧民者尽更变之。苏威复作《五教》，使民无长幼悉诵之。士民嗟怨。民间复讹言隋欲尽徙之入关，远近惊骇。”盖南北隔绝既久，民情不免猜疑，丧其利权者，乃从而鼓动之也。此等变乱，究非民欲，故不旋踵而冰消瓦解矣。

隋初外患，莫如突厥。文帝之于突厥也，勤兵力甚少，而收安攘之效极宏，虽突厥内乱，有以启之，然帝与其贤臣长孙晟运筹帷幄之功，不可没也。

隋末丧乱，盖起于征辽之役。《纪》于大业七年书云：“辽东战士及馈运者，填咽于道，昼夜不绝，苦役者始为群盗。”盖时虽暴政亟行，究以此役，骚动为尤大也。帝殊不悛，徒恃严刑。《刑法志》云：“穷人无告，聚为盗贼，帝乃更立严刑，敕天下窃盗已上，罪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百姓转相群聚，攻剽城邑，诛罚不能禁。帝以盗贼不息，益肆淫刑。九年，又诏为盗者籍没其家。自是群贼大起，那县官人．又各专威福，生杀任情矣。杨玄感之反也，帝遣蕴推其党与，谓曰：“玄感一呼，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则后无以劝。”蕴乃峻法治之。所戮者数万人，皆籍没其家。帝大称善。又欲令民悉城。帝见中原已乱，无心北归，命起丹阳宫，将徙居之。初帝以征辽，募民为骁果。《纪》在大业九年正月。是时从驾骁果，多关中人，谋欲叛归。宇文化及者，述之子也。帝在东宫，嬖昵之。时为右屯卫将军。其弟士及，尚帝女南阳公主。智及，为将作少监。智及尤狂悖。虎贵郎将司马德戡总领骁果，智及说以行大事，奉化及为主。大业十三年三月，遂弑帝于江都。帝三男：萧后生元德太子昭，前卒。齐王暕，以骄恣，为帝所疏忌。萧嫔生赵王杲。昭三子：代王侑，与刑部尚书卫玄镇京师。越王侗，与民部尚书樊子盖守东都。燕王倓，随帝在江都，与齐、赵二王及齐王二子俱死。化及欲立庶人秀，群议不许，遂害之，并其诸子。庶人谅之子颢亦遇害。而立秦王浩为帝。虞世基、裴蕴亦遇害。惟裴矩见天下方乱，恐为身祸，其待遇人，多过所望，虽至厮役，皆得其欢心。时从驾骁果，数有逃散，炀帝忧之，以问矩。矩曰：“人无匹合，则不能久安，请听兵士，于此纳室。”由是骁果咸悦，遂以获免。

隋末群雄蜂起，其有关大局者，则据西都之唐，争东都之李密、王世充，据河北之窦建德而已。杨玄感之败也，李密间行入关，为捕者所获，送于炀帝所。时帝在高阳。行至邯郸，今河北邯郸县。亡去。抵平原帅郝孝德。平原郡，今山东陵县。孝德不甚礼之。又归东郡帅翟让。东郡，今河南滑县。因浚仪王伯当以干让。浚仪县，在今河南开封县北。伯当为浚仪人，见《旧唐书· 李勣传》。说让取荥阳。今河南郑县。荥阳太守杨庆及通守张须陁讨之。须陁以善战名，让曾为所败，将远避之，密为设伏击斩须陁。时大业十二年十月也。让于是分兵与密，别为牙帐。密又说让取兴洛仓。即洛口仓，见第一节。明年春，袭破之。开仓恣人所取。众至数十万。让推密为主，号魏公。密拜让为司徒。城洛口居之。又下回洛仓。在今河南孟津县东。大修营堑，以逼东都。巩县令柴孝和，为密所获，巩，今河南巩县。密拜为护军。孝和说密西袭长安。密曰：“我所部并山东人，未下洛阳，何肯相随西入？诸将出于群盗，留之各竞雌雄。若然者，殆将败矣。”此可见密众之不和，实其致败之原也。

唐高祖李渊，史称为西凉李暠之后。暠子歆，为后魏所灭，歆子重耳奔宋，为汝南太守。今河南汝南县。后魏克豫州，以地归之。拜恒农太守。今河南陕县。后为宋将薛安都所陷。重耳为后魏豫州刺史，生献祖熙，为金门镇将。金门坞，在今河南洛宁县南。率豪杰镇武川，因家焉。生懿祖天赐。天赐三子，其季太祖虎，为西魏八柱国之一，生世祖昞，即高祖之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