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会有江湖，人就是江湖”—金庸《笑傲江湖》

佛学，这个在轴心时代由释迦牟尼（公元前565年～公元前486年）创立的理论，因其创立之初，就由于佛祖“拈花一笑”般的独特方式而未留下任何文字，加上印度是一个不注重历史的国家，佛学理论只能由其后人根据“如是我闻”般的记忆和自我理解来传承这一文明，不过师傅领进门，修行在各人，其弟子对佛学的理解也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差异，因而一开始就分成了小乘教——舍离世间的精神；大乘教——不舍离世间的态度。

佛学，就这样从没有文字，到有文字的大小乘教，大乘教在后来的理论家修行悟道中不断充实，不断丰富，形成了中空派理论。在往后，理论家不断填充，不断繁琐，形成了唯识有派（不满于中国僧徒闭门造车的玄奘，却正好在此之后进入了印度去寻找佛教的真意义，得到了最为繁琐的经文，所以其翻译的经文也就及身而绝了，原本追求的是美玉，却不想是一堆无人问津的佛学书籍，只好存入敦煌了。历史，给这个理想人物开了一个玩笑）。

佛，说文解字：見不審也。从人弗聲。佛，仿佛也。

佛陀：“佛”字古音读but，佛陀译音最接近原音，况且“佛”字可单用，佛字在汉时已成有音无义之字，最宜做一个新教之名。其他的译名“浮屠”“浮图”“浮豆”等就逐渐被淘汰了。浮图后来变成了佛教塔寺之名——胡适《四十二章经》考。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有文字记录的是东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楚王英已奉佛教，两千年来，佛学理论和思想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合，演生出了独特的中国禅学，这种思想也进入了千家万户，成为了中华文化基因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来、弥勒、观音、文殊、普贤等佛教人物家喻户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更是给恶徒转善寻找到了理论根据。农村一些丧事相礼师们也以“儒释道”合一的身份自居，利用百姓的迷信来达到自己获取生活来源的目的。

作为一个二流的哲学家和考古历史学家，胡适在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对佛家进入我国及其发展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发掘，因佛学基本上是“如是我闻”的口口相传，而又秉承“不说破”的传法思维，记录者凭理解进行记录，随意性太大，史料混乱，并且保存不完整。作为学者、非佛教人士，以第三方的态度，为还原当时的佛教现状；历史学家“越原始越接近真实”的治史原则在胡适的考证中得到了体现，作者为了收集史料，查阅了大量的官方记史，民间碑文，关中、庐山的禅经，一些学者的考证；还远赴重洋，在日本、朝鲜寻找南北朝至宋朝时期从中土带过去的经文进行研究。因敦煌是佛教藏经的一座宝库（敦煌书卷：最古的写于公元406年，最晚的写于公元997—995年，大约有两万多册，伦敦现存约6000卷，巴黎约2500卷，北京约7000卷，其余流落于民间），胡适利用学术会议等机会，前往查阅和影印了部分珍贵的文献带回，对佛学在公元一世纪至公元十世纪、特别是公元五世纪至公元九世纪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发掘出了神会大师的革命形象，撰写了《菏泽大师神会传》，还原了当时的佛教人物形象。

胡适考证佛学理论的文章，分别收集于《胡适精品集》之五的《禅学古史考》《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菩提达摩考》——《中国中古哲学史》的一章，《论禅宗史的纲领》《白居易时代的禅宗世系》《海外读书杂记》（伦敦、巴黎发现敦煌藏卷）；之七的《四十二章经》考（附录有与陈垣之间的通信）《楞伽宗考》《楞伽师资记》序，《菏泽大师神会传》《神会和尚遗集》序，《坛经》考之一——跋《曹溪大师别传》《坛经》考之二——记北宋本的《六祖坛经》；、之八《中国中古思想小史》的佛教部分；之十二的《中国禅学之发展》等。

在考证中，胡适特别注意到了公元5世纪至公元9世纪之间的400多年间佛教人物及佛教理论的变化，其中对传法世系的考证为：菩提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弘忍有11个出名的弟子，在佛教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两个弟子神秀、慧能，神秀为大弟子且文学造诣较高，慧能为小弟子且不识字。弘忍死后，神秀在荆州玉泉寺传教，后被武则天请到长安（约公元700年，高龄90岁），号称“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他死后由他的两个弟子义褔和普寂继承）。慧能在广东曹溪传教，死后其弟子神会在公元734年（唐开元22年）滑台大云寺宣言，声称弘忍没有曾传法与神秀，而是传法给了慧能，有传法袈裟为证，攻击神秀、普寂一派“师承是傍，法门是渐”，沙门恩怨从此推向了高潮……

胡适的考证如下：

我们这篇考证（楞伽宗考），只是要证明神秀碑文（张说撰写）内所记的世系是有历史根据的楞伽宗的僧粲一支的道信一派的世系。在我们现在所能得到的可靠史料里，我们没有寻到一毫证据可以证明从达摩到神秀的二百年中，这一个宗派有传袈裟为传法符信的制度。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结论是：袈裟传法说全是神会捏造出来的假历史；

神会攻击神秀、普寂一派“师承是傍，法门是渐”。以我们的考证，神秀是弘忍的大弟子，有同门玄赜的证明，有七世纪末年南北大众的公认；弘忍和慧能的关系，玄赜也把他列为弘忍的10大弟子之一。第二个结论是：神秀与慧能同做过弘忍的弟子，当日既无袈裟传法的事，也没有“旁”“嫡”之分，“师承是傍”的口号不过是争法统时一种方便而有力的武器。

在七八世纪的史料里，只看见达摩一宗特别注重《楞伽经》，用作本宗的“心要”。这部经典的禅法，不但不曾扫除向来因袭的“一百八义”的繁琐思想，并且老实主张“渐净非顿”的方法。第三个结论是：渐修是楞伽的本义，这一宗本来“法门是渐”。

第四个结论是：从达摩以至神秀，都是正统的楞伽宗。慧能虽然到过弘忍的门下，他的教义——如果《坛经》所述是可信的话——已不是那“渐净非顿”的“楞伽”宗旨了。

神会的《语录》以及神会一派所造的《坛经》里，都处处把《金刚般若经》来代替了《楞伽经》。所以神会的革命，不是南宗革了北宗的命，其实是一个般若宗革了楞伽宗的命。

神会在滑台、洛阳两处定南宗宗旨，一是攻击北宗的法统，建立南宗的法统；一是攻击北宗的渐修方法，建立顿悟法门。

清静之地，原来也是这么的为了利益之争而不择手段，攀龙附凤也是无处不在，沙门原来也是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