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读到安史之乱之后，唐代宗太过宽松软，以至于藩镇势力日强，中央权威日渐削弱，中央政府内部也是腐败滋生，政府的权威性和统治力严重下降。
进入到唐德宗时期，一改宽松软的治理方式，从严治政，从严治吏，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和作用，很快有了中兴之像。
这个时期有个重要的大臣刘晏，是个天才儿童，更是非常专业的财税和经济专家。他以高超的财技，为唐德宗时期的朝廷权威提供了强大财力保障，为中兴做出了重要贡献。
刘晏（716年-780年），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菏泽市东明县） 人。
在三字经中有：“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己仕”。
说的这个7岁入仕的神童就是刘晏。
因为刘晏善于理财，宝应元年（762年）六月二十七，唐代宗李豫任命京兆尹刘晏为户部侍郎，兼任度支使、转运使、盐铁使、铸钱使等职。掌管天下钱财的收支。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长，兼税务总局局长，兼央行行长，兼烟草局长。
唐制，户部度支案掌国家财政收支，郎中掌收入，员外郎掌支出，侍郎总管检查。唐中期以后特派大臣判度支，后来独立于户部之外，称度支使或称知度支事，或称勾当支使。尤其是天宝以后，因军事供应浩繁，多以户部尚书、侍郎或他官兼领度支事务，称度支使或判度支、知度支事。其权极重，和“盐铁使”、“判户部”或“户部”尚书合称“三司”。
癸丑，以京兆尹南华刘晏为户部侍郎，充度支、铸钱、盐铁等使。晏善治财利，故用之。
不过不久，刘晏得罪了司农卿严庄，被贬为通州刺史。元载替代他掌管天下钱财。
过了段时间，又基本官复原职。并再原来基础上，兼任了河南道水陆转运都使，把运输也管起来了。再后来又成为了太子宾客。
在太子宾客任上，他开始受命改革漕运制度。
要从江南运输物资到首都长安，原来主要是通过汴水。但是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汴水荒废不治，漕运都从长江、汉水运抵梁州、洋州，绕道险阻，劳费财力。
三月己酉（十二日），代宗任命太子宾客刘晏为河南、江、淮以来转运使，商议重新疏通汴水。为此，授予刘晏便宜行事，事后再报的特殊权力。
当时，战乱之后全国粮食匮乏，关中一斗米价值一千钱，老百姓摘取麦穗来供给禁军，宫廷厨师也没有可供二个季节用的存粮。
于是，刘晏就疏浚汴水，又给宰相元载上书，陈述漕运的利弊，要求全国各地响应。从此以后，每年运米数十万石供给关中地区。终唐一代，掌管漕运之事最有才能的首推刘晏，后来者都遵循他的法令制度。
他的具体做法是：首先组织人力疏浚河道，打造了二千艘坚固的漕船，训练军士运粮，每十船为一队，军官负责押运。他不再征发沿河壮丁服役，而是用政府的盐利雇用船夫。
他沿用过去裴耀卿的办法，将全程分成四个运输段，使江船不入汴水，汴船不入黄河，河船不入渭水。为此又在扬州、汴口、河阴、渭口等河道的交界处设仓贮粮，以备转运。
这样比过去用江南民工直运的方法提高了效率，减少了损耗，降低了运费，免除了南方人民一项旷目持久的而又十分艰辛的劳役。江淮的粮食因此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长安，每年运量达四十万石至一十万石。
自丧乱以来，汴水堙废，漕运者自江、汉抵梁、洋，迂险劳费。三月，己酉，以太子宾客刘晏为河南、江、淮以来转运使，议开汴水。庚戌，又命晏与诸道节度使均节赋役，听从便宜行毕以闻。时兵火之后，中外艰食，关中米斗千钱，百姓挼穗以给禁军，宫厨无兼时之积。晏乃疏浚汴水，遗元载书，具陈漕运利病，令中外相应。自是每岁运米数十万石以给关中，唐世称漕运之能者，推晏为首，后来者皆遵其法度云。
到了德宗时期，因为另外一个财政大臣韩滉搜刮老百姓太过了，就被免职。再度让刘晏一个人掌管天下钱财。
这个时候。刘晏开始改革第五琦制定的唐朝的食盐专卖制度。
第五琦盐法施行的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食盐专卖体制，这是一种由政府完全垄断的禁榷制，全部盐利被政府独占，商人被排斥在利益之外，这是战乱的特殊背景下产生的“战时经济政策”。
刘晏盐法改革后，则形成了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食盐专卖体系，政府不再独占盐利，而是将商人和商业机制引入食盐市场，增加了食盐专卖的灵活性，政府和盐商均获得了巨额盐利。
两次改革所形成的不同的食盐运销方式，是由于各自的背景以及自身的性质等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第五琦建立的由政府垄断一切盐利的运销方式显得过于死板，并引起商人阶层，尤其是盐商的不满，这就决定了这种完全的垄断根本无法长久维持。
刘晏的具体做法是首先整顿盐监、盐场等盐务机构，接着又调整了食盐专卖制度，改变了肃宗时第五琦规定的官运官卖的盐法。
规定盐官统一收购亭户（专门生产盐的民户）所产的盐，然后加价卖给盐商，由他们贩运到各地销售。国家只通过掌握统购，批发两个环节来控制盐政。
政府收取的盐利，原来每年只有六十万缗，到大厉末年增至六百多万缗，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被用以支付漕运费用和政府各项开支。
真正做到了，“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至德初，第五琦始榷盐以佐军用，及刘晏代之，法益精密，初岁入钱六十万缗，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厌苦。大历末，计一岁征赋所入总一千二百万缗，而盐利居其太半。
刘晏还把漕运和食盐专卖两项制度紧密结合起来，以尽量减少对老百姓的盘剥和打扰。实际上就是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通过财政的手段来解决以往靠行政命令手段解决的漕运人力问题。
具体做法是将盐的收入用于漕运雇工，从长江、淮河至东渭桥，大抵一万斛盐雇工费七千缗，自淮河以北，沿路设置巡院，挑选能力强的官吏主事，不烦劳州县就能完成漕运事务。
以盐为漕佣，自江、淮至渭桥，率万斛佣七千缗，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择能吏主之，不烦州县而集事。
刘晏这些做法，改革了过去要么朝廷财政没有钱，要么老百姓被严重盘剥，不管人民死活的税收政策。而是做到了国家财政增收，老百姓负担更轻，生产和经济更加繁荣同时兼得的大好局面。因此，他的改革也没有遇到太大阻力。
可以说，离不开刘晏高超的经济财政才能，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非常成功的经济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