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时候也拆了一只闹钟，装回去还在走，只是未能免俗，也多了一个零件。此后，这只闹钟就比别的钟慢一些，时不时经常离奇的逆行和跳跃。我一直坚信这只钟显示的才是客观世界真正的时间，不顾它与世界越来越大的时差。十来年后，我发现不管晨至暮归，世界如何，我都一直按照这只钟的时间生活。

“姓名？”

“萧楠。”我看着坐在我对面穿着白大褂的人说。

“年龄？”

“17。”

“学生？”

我点点头：“是，学生。”

“哪个学校啊？”那个人抓抓油腻腻的下巴说。

“留学生。”我轻轻地说。

“留学生啊。”白大褂又摸了摸脑袋说，“哪个国家啊？”

“美国。”我讪笑着回答。

“那么好的地方，跑回来来这里干嘛。”白大褂有些不解。

“当然是看病，我觉得它影响了我的生活。”

“什么病啊？”白大褂打了个哈欠说。

“我觉得我有神经病。”我一字儿一顿的说。

“神经病？哈哈哈哈哈…”白大褂笑的一颤一颤的，我不禁低下头看看地上，以为他踩到了电门。

“哎呀。”白大褂擦擦眼角笑出来的泪说，“你说是就是啊？”

“那不然呢？”我有些没明白。

“这里谁是医生。”白大褂换上一副威严的表情说。

“当然是您。”

“那这里谁对医学最懂？”白大褂又问。

“也当然是您。”

“啪！”白大褂一拍桌子说，“这不就对了吗！我，才有资格说谁是神经病，我，才有资格决定谁是神经病，明白么？”

“明白。”我连连点头。

“那么现在开始你就是神经病了。”医生指了指我说。

“可是你刚才还说…”我欲言又止。

“说说你的病情吧。”医生不耐烦的拿起桌上的茶缸子说。

“以前小时候我拆了一只闹钟，然后我又装了回去…”我双手撑着下巴开始说。

“等等。”医生把茶缸子往桌子上重重一放粗暴的打断我说，“我只想听你的病情状况，没心思听你怎么得了病明白么？”

“但是你不听我怎么描述这个过程，又怎么判断我的结果呢？”我提出了疑问。

“有些时候没人愿意听那些长篇大唠的废话，只要听结果，你现在已经是神经病了，就没有关系听那些过程，因为你已经是了，改变不了，对我来说也一样，结果已经出来了，我只想听临床表现。”医生大声的说。

半个小时后我从主治医生的办公室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份表单。

我不确定我到底是不是得了神经病，只是看着医生的一瞬间，我仿佛失去了判断的权利，像一只被人牵着走的羔羊一样，也许等着我的是淌着鲜血和骨浆的屠宰场，也许是毛屑飞舞的剃刀，但我能做什么呢？只能加快步伐，跟着走。

我来到一个检测室里，拿着医生的处方。

“来做测试啊？”医生是个中年妇女，我都可以闻到她身上尘世的琐碎味儿。

我冷哼一声算是一个回答。

“神经病啊？”医生又看了一眼处方说。

我顿时失去了回答了能力，仿佛被人盖棺定罪了一样，我就是一个神经病，成了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做测试吧。”医生打开了我面前的电脑的显示屏。

“这他妈是什么啊？”我看着眼前的一串数字叫道。

“很简单，三组数字，先从一堆8里面找到3，再在一堆7里面找到1，再在一堆9里面找到6。”医生一屁股坐在了我旁边说。

我推了推眼镜，开始在这一堆杂乱无章的数字里搜寻。

我自认为自己的视力还是可以的，只是不能确定，神经病会不会影响视力。

其实前两堆数字还是比较好辨认的，我很快就圈了出来，但是看到第三组的时候我卡住了，我疑惑的快速扫视了那一堆数字，又仔细的检查了一遍那些数字，怪事。

那些数字里面根本就没有6。

那些数字里面根本就没有6！

我大惊失色，结结巴巴的说：“最后那些数字里面，根本就没有6。”

“什么！？”医生似乎有些震怒了。

她右手飞快一指说：“这不是个6吗？”

我疑惑的顺着她的手掌看去，那是一个9。

没错，那是一个9，以为那个该死的弯钩是在下面的是，调皮的冲着左面。

“医生，那是个9。”我小声的提醒她。

“这就是个6。”医生大声的更正我。

什么时候6的弯钩也冲下面了？我困惑的想着，可是如果这个道理成立的话，那么那一堆就是6，都是他妈的说不清道不明的6。

“看来你真有神经病啊。”医生看着我吃惊的表情说，“去看看脑电图吧。”

我如丧家之犬一样惺惺的走出了检测室，又拿着那份处方走进了神经外科。

“来干嘛啊？”一个青年医生走过来抢过我手里已经被汗浸的微润的处方说。

“神经病啊？”医生看了一眼处方就笑了起来。

“没错，神经病。”我像一个濒死的野兽一样艰难的说出了这段语句。

“做个检查吧。”医生说完把开始拾取那些泡在酒精里的探头说，“今早儿洗头了么？”

“洗了。”我声音小的我自己都快听不见了。

“那就好。”医生说完走了后来，开始往我头上安插那些白色的探头。

不知为何，我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感觉这一切都像一个梦一样，一个荒诞的梦。

医生突然停住了手，他拨开我右侧长发说：“这个疤，哪里来的？”

我明白他指我右脑袋一个小小的丑陋的疤痕，便平静地说：“小时候和人打架，被打破了脑袋，缝了三针。”

“这样子啊。”医生意味深长的笑了起来。

电路大概是接通了，我慢慢的闭上了眼睛。开始沉沉的睡去，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可以看到我自己的思想，那些鲜活的，如一个个鲜活的跳动的思想。

我似乎看到了那些身边的人，每个人的表情都在笑，笑得很奇怪，仿佛是扭曲了，身边的所有一切都是扭曲的，我眯着眼睛看着远处的一处瞭望塔，正如可笑的煮软的面条一样，我看到了那个小巧的闹钟，它却是唯一一个正常的物玩了，正常的就如这个世界定义的标准，我捧起了它，记得我自己说要过不平凡的生活，看来我是把自己当成一个了不起的人了，于是便固执的过着和别人不一样的生活。

“你他妈就是一个异类。”我依稀听到了一个声音，“我也是。”

“现在谁也没有定义谁是好坏的权利了吧？因为都一样，定义这个的标准都扭曲了，况且坏人都被逼出来的。”那是一声咆哮。

我笑了，大声的笑了。

如果说坏人都是被逼出来的，那么神经病也是被逼出来的。

非要过着和别人不一样的生活么？非要固执的听着自己最真实的臆想么？

我醒了，我醒了。

“结果出来了。”医生古怪的看了我一眼，递给我一个棕色的纸袋。

我快步的离去，我从来没有感觉自己如此真实。

“可以定论了。”那个白大褂看了一眼报告说，“你还真是神经病，不过还在初期，可能和你脑袋上的伤疤有关，我给你开点药，按时吃，然后一个月来复诊。”

我傻傻的笑了，仿佛自己真是神经病了，然后迈着机械的步伐，高高兴兴的去领药去了。

既然你“是”神经病了，就该做个神经病的样子。

我接过那些白色的小药片，仓皇的离去，逃离了这个地方。

我漫无目的的走在街上，就像一个丢了糖果的小孩子，满眼的失望和绝望。

我看到了一个耍猴戏的，正在老城区卖力的表演。

我快步的走了过去，把手里的药片递给了那个一脸吃惊的艺人。

“想赚大钱吗？”我感觉自己像是喝醉了一样，摇摇晃晃，满脸微醺。

我张开了手，露出了那些紧紧攥在手心里的小药片说，“这个补脑呢，给猴子吃了，保证你赚大钱。”

说完我迈着欢快的步伐离去，整个城市都洋溢着我爽朗的笑声。

一个月后，我接到了医院的电话。

“你该来复查了。”白大褂急切的提醒我。

我微微笑着，挂了电话。

我逃也似的离开了这个城市，离开了这里的一切。

一年后，我在美利坚。

满城沉浸在严冬的肃杀下。

我穿着黑色的西服大衣走在街上，慢慢的点上了一根烟。

今天早上看新闻，听说一个耍猴戏的突然赚了大钱，好像是他的猴子突然基因变异像人一样，好像是卖给了医疗机构，可是这种荒诞的事，谁又能信呢？

然后我收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颤抖着接起，就听到了白大褂那边急切的声音。

“真不好意思，我们好像搞错了，你还真不是…”

我面无表情的挂了电话，取出了手机卡，看了一眼上面中国移动的字眼，扔进了旁边的雪堆里。

“这个冬天真是越来越冷了。”我自言自语道，不由得把围巾裹的更紧了一些。

谁又知道到底怎么样了呢？反正大概我的病是治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