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序：从我个人角度所了解的——后现代哲学

哲学是一门很有趣的学问，它令我们视野开阔。功利点来说，它会使我们的决策能力提高一个台阶。大部分的人只知道利用自己有限的感官认知来进行社会实践那真是可惜啦。

众所周知，哲学是一门教人如何生活得更好的学问。抛开曾在哲学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有关二元对立的论战（主体客体孰先孰后的问题）不言，其实哲学的最终目的还是使人幸福。

每一个时期都有其对应的哲学理论。在当下的西方国家，主流的派系就是后现代哲学了。我们知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后现代哲学来源于生产力的空前提高，特别是进入电气和信息时代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理念大大不同于往前。“后”字指代超越，即后现代哲学是对应于机械制造时代的现代哲学的一种继承与发展。但它又不止步于对现代哲学的一种延续，它更多的是一种对立与批判。所以有学者说过，哲学到了近代就已经“死亡”了。因为貌似它不再可能发展下去。

因而，后现代哲学是哲学的终结。为什么这么说呢？个人的理解是，哲学自从其起源时起就是靠一种叫“形而上”的方法发展起来的。“形而上”有点类似于意淫，就是根据一种观点或现象不停地思索和探讨下去，从而得出一套完整的理论。

古人由于物质生活不充裕，经常性地认为个人的内在理性是无比伟大的。他们将代表灵魂的理性和代表物质的身体对立起来，空想出许多东西。随着社会实践的拓展，哲学也随之修正，许多被人们认为是不太靠谱的言论也就扔进了图书馆。比如说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念论，从时间上来说人类的社会进程必然将经历几个阶段来着？我忘记了。反正最后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对不？ 但马克思其实忽略了物质世界的另一点：空间。资本主义通过不断地对外扩展，从而把自身不可调和的矛盾转移到其它地方去了。这样，它就能长存下去。这就有点像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把重污染、高能耗的产业让欠发达地区消受去了。又好像理论上做任何事情都不省功，那为什么我们坐电梯比爬楼梯轻松这么多呢？因为我让机器和电能代替了自己本应出的力。

然而到了现代，人们的思想都已经缴械于现实，讲求实际最重要，科学也是在不断地试图了解现实。哲学“形而上”地发展到现在，反而得出了一个背叛其根基、宗旨的结论：一切都是暂时的，表面的，没有亘古不变的法则，所有问题都只在当下有意义。所以说，哲学了断了自己。“形而上”不再被需要。现在再讨论理性的伟大、如何证明自己存在于世界上已经毫无意义。

第一部分：消除误解——认清后现代哲学的意义！

后现代哲学显然不是由任何一位哲学家建立的。它更像是由各种出发点不同的，对西方既有哲学脉络的总体批判，以及批判思路本身的发展所构成。它往往由怀疑过往的定论开始，例如对古典哲学，历史叙事，或者文学写作的怀疑和分析；并常常重视不同因素之间相对化的关系或力量，强化个人化的论述方式。哲学家所讨论的往往不在是某种“真相”或“世界观”，而是将这些结论被建立的过程本身作为对象。同时，不同的“主义”之间的关系也往往是相对的，它们的内涵需要由属于这些“主义”的，不同哲学家的论述来具体表现；可是，对这些哲学家阵营的划分和概括，也时常并非哲学的本意，而更像是为了论述方便而产生的归类法，这是在了解后现代哲学时需要注意的。同时，许多相关的概念并非由最早提出某种学说的哲学家本人所创造，而可能是被借用，或者在后世的追溯中被归功于某位哲学家的。因此，概念与学说的关系也是本人梳理的要点之一，它能尽可能还原概念背后的思想，避免概念化的归类法影响对学说的认知。

虽然“后现代思潮”主要开始于1960年代，但它的哲学脉络却可以追述至更早的时间。索伦·克尔凯格尔和尼采的写作开始于19世纪，他们被认为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也因此被视作后现代哲学的先驱——虽然后现代的哲学家们在后来呈现了普遍的反存在主义倾向。克尔凯格尔最早提出了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在此立场上，人必须靠自己的行动，感觉，和一切切实的经验，赋予自己确切的真实性；并通过建立在自由之上的选择，来确立自己的本质和身份。由此，人可以坚持任何无法被证明的信念。他也最早提出了世界的荒诞性，因为每个个体在获得经验之前，世界都是无意义的。同时，他还认为人的行为应该与自己的思考一致，这一点可以被看作是基于“知行合一”的要求；它可以仅仅是一个哲学“观念”，但也可以是一种践行理论的方法，或者说以实践为基础的哲学。 实际上，克尔凯格尔与“存在主义”的关系是被追溯的。

因而，“存在主义”这一概念出现在后来的1940年代，被用于描述萨特的学说，而萨特也接受了这一名称。但史蒂文·克伦威尔在后来的追述时却认为，这一学说源自克尔凯格尔，甚至可以在本质上追述至苏格拉底。萨特深受克尔凯格尔的影响，认为人不由造物主所创造，并且是完全自由的，因此，人的任何行为都不能基于“人性”的预设，而必须是由自己完全负责。他由此也提出：“存在主义”即是“人文主义”。萨特分析了人在生命历程中的总体经验与当下的存在之间的关系，由此完善了自由与责任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焦虑和绝望的本质，就在于人没有预设的价值与信念可参照，或者已知的参照已经失去意义。和许多存在主义哲学家一样，他反对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认为理性是一种“糟糕的信仰”。由于最初就加入了尼采的虚无主义倾向，存在主义经常与虚无主义相结合，并对二战后的文学和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存在主义”在艺术创作层面的影响，相比其学说本身，也许在后现代的思潮中占据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后现代思潮最为重要的影响来自20世纪早期的现象学家胡塞尔和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受到亚洲哲学的影响，并首先于1927年前后，推翻了西方哲学关于“主观”和“客观”的基本观念，将自己的哲学置于与柏拉图相同的起点上，也因此被认为是后现代哲学的奠基人。他打破了欧洲哲学传统对“本体”的一贯认识，将基于广义的，可感知的“现象”的经验，看作一切知识的基础。由此，他将“存在”重新放置在时间和感知中，将人放置于存在的核心——又并非决定性的——位置。也许是无意的，但他却打破了之前存在主义的形而上方式的论述，将其推进到新的层面：人的经验不再是一个固定的整体，而是一种过程，而对这一过程的分析，正是重新认识“存在”本身的关键。他自然也推翻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学说，指出真实来自被发现的过程，因此“思考”或“理性”也只是发现的方式之一。同时，海德格尔将语言称为“存在之屋”的学说，十分深刻地影响了后现代哲学的发展。

在随后的后现代哲学思潮中，最有影响的学说来自维特根斯坦，罗兰·巴特，德里达，利奥塔，鲍德里亚，托马斯·库恩，理查德·罗蒂，心理学家雅克·拉康等人；福柯虽然常常被归入“后现代思潮”，而他个人是拒绝这一点的。其中，德里达，利奥塔，罗蒂，福柯等人都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影响。当然，从学说的传承来说，这些人都不是海德格尔的学派继承者，只是受其启发，沿用了他的一些逻辑方式，并开辟了新的学说，这在认识欧洲哲学的基本关系中是很重要的一点。 维特根斯坦属于分析哲学的传统，他在自己于二十世纪初期完成的学说中认为，只要找到一种可以描述“命题”与“世界”的关系的逻辑，或者说，一种语言方式，就可以解决一切哲学问题。在二战前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而这些直到他去世后两年，才在1953年出版的《哲学研究》中得以完整呈现。他将语言作为一种游戏，而语言自身在游戏的模式中发展并起作用。他认为哲学的问题在于，哲学家试图让词汇独立于它们的背景，存在于形而上的陌生环境中，而这会使语言失去作用。他认为语言必须回到各自的环境中，与环境经验共同发生作用，而这样会使哲学问题得以“消解”，而非被“解决”，因为最终的目标是一切哲学问题的消失。这相当于否定了自己早期的努力，甚至也否定了哲学研究本身。维特根斯坦的学说并没有受到太多著名的非议，他所引发的争论往往在于对学说的解读方式。例如，“新维特根斯坦”学派的理论认为，“哲学研究”中的论述是一种启发，而非任何实质性的哲学论述，只是为了让读者不受到思维陷阱的困然；然而汉斯·J·格罗克却认为，这违背了维特根斯坦自己所强调的，一种“难以言喻的洞察”。

德国后现代主义著名学者沃尔夫冈•韦尔施在《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一书中说：“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绝不是艺术理论家、艺术家和哲学家的一种发明。相反地，我们的现实和生活世界已经变得‘后现代’”。“后现代”曾经是非常“时髦”的标签，只是大陆的后现代研究一直处于某种滞后，甚至很大程度上被现代主义所混淆。对于现代主义，我们也许更熟悉一些，因为兴起于十九世纪末的现代派艺术和运动，整整影响了二十世纪的百年，我们几乎是在现代派大师们的盛名之下成长起来的——卡夫卡、萨特、加缪、马尔克斯，塞尚、毕加索、博乔尼、康定斯基……甚至可以这样说，现代主义笼罩着上世纪的人类星空，一切荣耀很自然地归于现代性。 其实，这真是有些“乌龙”的味道。由于概念和系谱研究的某种混乱，真实的情况与我们想象中恰好相反，事实是，我们身边的生活其实距离现代主义是较远的，离后现代主义反而更近。现代主义是西方世界工业革命的产物，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后遗症”，人类竟然可以用那样大的规模和那样深的程度灭绝同类，残酷的现实让走到舞台中央的中产阶级感到迷失，西方的自由、博爱、人道理想的观念被战争蹂躏得体无完肤，现代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土壤里诞生的，其诞生的过程充满了无数个体的宣泄和迷茫。

所以，现代主义从概念角度讲是偏重荒诞、抽象、虚无和超脱的，从风格上说更偏重悲观、颓废和反讽，我们所高扬的所谓“现代主义”的先进性亦或如前面提到的那位老师所推崇的“现代主义”，其实已经是另一种思想体系——后现代主义。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从解构到建构》更像是一种充满着“解构”和“建构”味道的正名。比如我们所说的“抖音现象”对于传统的颠覆，对于某种主流限制的打破，这些其实是后现代主义的范畴，因为“反中心、反权威”正是后现代主义的首要特征。比对现代主义产生的土壤，我们也不难看出两者鲜明的基因差别：后现代主义产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个新的社会形态或者说文化思想经历了六十年代的学术大争论而走向世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现代主义再次点燃了世界思想界的战火，这场讨论最终将后现代主义提高到哲学和文化批判的高度，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响应，而且成功地占据了众多学科、文化和知识领域，及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现代主义早已延伸至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二部分：后现代哲学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是一只现代社会的牛虻！

“打一个可笑的比喻，我就像一只牛虻，整天到处叮住你们不放，唤醒你们、说服你们、指责你们……我要让你们知道，要是杀死像我这样的人，那么对你们自己造成的损害将会超过对我的残害。”——苏格拉底

哲学家们到底在干什么？愈是在这个科技昌明的时代，人们愈加迫不及待地想宣判哲学死刑。康德言：时间是感性的内直观形式，现代物理学家嗤笑这是疯人痴语；马克思言：商品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现代经济学家瞥视一眼，斥之过时的理论；海德格尔言：此在在已经在世的存在中先行于自身，复旦大学某文学教授说：这些都是不必读的，浪费时间。

哲学过时了吗？哲学到底是什么？哲学难道是哲学家们之间为了展现智力而编制的语言游戏吗？如果不是，哲学家们到底在干什么？

我所坚信的是：哲学绝没有过时，因为它并不是其他，而是对现实世界的全面反思，只要我们的时代尚有问题存留，这就是滋养它的最好土壤。对哲学最美的比喻，莫过于形容它是一只牛虻。现实宛若一头巨牛，蛮横行走，而哲学则是这只巨牛身上的一只可怜牛虻，它唯一的工作就是叮住这只巨牛不放，去唤醒它、去说服它、去指责它。

在诸多的哲学学派之中，法兰克福学派无疑是现代社会最具典型、最执着的一只牛虻，他们以最彻底、深刻的方式反思现代性，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长远的洞见，乃至于时至今日仍然惹人反省。

如果要用一个词去概括法兰克福学派研究的工作，那么它就是：批判。

如果要用一个问题去概括法兰克福学派研究的方向，那么它就是：这个世界会更好吗？

我们的世界有什么值得批判的？我们这个世界会更好吗？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首先我们需要明晰我们到底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它和我们以前的世界有什么不同？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我们当下处在一个现代性社会。所谓现代性——它首先它区别于现代的。现代的，即当下的，眼前的，它是一个量的时间概念。这个意义上过去和现代是不一样的，但这种不一样只是时间轴上的不同，过去的在现在时间以前，现代的则是在现在时间之中。现代性则不同，现代性是一个质的观念变化，它与过去绝不是简单线性时间上的前后，而是一次彻底的解构与重构，是一次深刻的社会转型，它呈现出一种对旧时代的反抗与决裂。现代性有着一股迷人且朝气蓬勃的自信，即人类坚定地相信自己可以和以前不一样，因为我们有了理性、科学、民主与道德，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力量来实现我们的自我解放。

因而我们可以总结，现代性本质上是：

一种新的时间意识。它注重当下胜过以前。古希腊人称最早的诸神时代是黄金时代，而随着时间的变迁我们陨落到了最糟糕的黑铁时代；在古代中国，儒家学派也极力推崇旧时代，复周礼、崇古制。而这种对古典的神往在现代性的改造下彻底扭转，人们转而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期待。

一种新的叙事范式。这种叙事范式的特征是用一种平整的力量统合了一切旧有差异，先前处于封闭、孤立状态的人类社群被卷入了现代社会之中，被大规模地改造，告别了旧的宗教神话，迈向个体主义、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平等主义。

但在面对这样一幅前途大好的现代性图景时，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却表现出了一种极度的悲观。在他们眼里，现代性这种改造的力量表现出一种对非标准成分的排挤与根除，而它在那么做的时候却没有对自己进行过反思。典型如斯大林时期苏联的血腥大清洗与纳粹德国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同时在对旧的叙事——宗教与神话的改造过程中，现代社会使得人们感到一种陌生感、无根感，人际关系变得冷漠，共同价值面临丧失。此处，我们不妨对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性的观点做一个简单归纳：

现代性导致了人们的意义丧失与认同感危机。旧的神话被抹去了，新的信仰还未建立。现代性导致了技术对人的支配地位。在现代，理性精神退化为工具理性，人成为理性的奴隶、技术的奴隶，人被当作一种工具、一个数字，人们的生活变得狭隘且平庸。现代性走向了一种专制主义。现代性在自我生长的过程中肃清了一切反对的声音，人们面临丧失自由的危险。

那么法兰克福学派作为现代性的反对派——后现代哲学，他们是如何开始对这种新生事物进行批判的呢？

霍克海默（Horkheimer）生于1895年，他的青年时代成长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的黄金纪元。至今仍然如雷贯耳的科学理论尚在襁褓中酝酿，塑造新世界的科技发明通过新媒体——报纸越过大海与高山惹得人眼应接不暇，新的政治制度普遍地在世界各个角落确立，先是美国、后遍及法国、德国。旧帝国的保守力量在新势力面前尽显颓势，全人类普遍洋溢着乐观与自信的气息。而在他弱冠之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短短一个月内爆发、随后迅速扩大，一时间全欧洲在血与肉中厮杀成一片，最高贵的文明揭下面具是最残忍的野蛮。霍克海默惊呆了。在一战结束以后，霍克海默参加了中学毕业考试的补考，因为他想进入到大学，以便更好地思考这个时代到底怎么了。先是在慕尼黑大学，随后他转学到法兰克福大学学习心理学、哲学和国民经济学。在老师的建议下，他启程前往新的哲学运动中心——弗莱堡跟随胡塞尔学习了一学期的现象学。这次经历使他感到难忘。他在心中萌生了全新的想法——哲学不应该是庸俗枯燥的教条，而应该是对我们生活意义的反思。这时，他遇到了还只是大学讲师的海德格尔，两位年轻的巨人相遇。他自称海德格尔对于生存问题的思考深深印刻在他的脑海中。1924年，霍克海默以优秀的成绩摘得哲学博士，六年后，他被任命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至此，法兰克福学派的时代正式开启了。

霍克海默在其纲领性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中系统地概括了自己的世界观，并用批判的态度宣布与旧哲学决裂。他称传统理论与自己的批判理论区别在于：

①传统理论诞生于社会之中，它认为现有社会制度是自然的、永恒的，而批判理论诞生于社会之外，并认为现有社会是扭曲的、暂时的。

②传统理论是一种肯定的力量，维持着现有社会运转的合法性，而批判理论是一种否定的力量，要求对现有社会进行超越。

③传统理论把人抽象成一个超然的、孤立的个体，而批判理论把人还原到特定的、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

④传统理论误认为可以通过自然科学式的方法来研究社会，试图把一切概念都凝固下来，而忽视了变化与发展，把社会动态运动的过程呆滞地用逻辑进行推演，而批判理论始终坚持在人与社会、历史互动之中进行动态把握。

更进一步，霍克海默把传统理论中最危险的实证主义单独揪了出来，进行深刻地批评，他认为：

❶实证主义有经验主义的问题。他们盲目追求经验事实的可靠性，却忽视了根本不存在完全独立于理论之外的纯客观事实。霍克海默认为一切经验事实都不可靠，这似乎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接受的。为了更好地理解霍克海默的想法，我们不妨引入科学哲学中的一个概念：范式转换。范式转换指的是人们在处理一个客观事实时，会不自觉地受到当下特定思维模式的影响而得到完全不同的看法。

❷实证主义有现象主义与肯定主义的问题。霍克海默认为实证主义只关注现象，而对本质问题不闻不问，他们只筛选符合他们理论的现象，将真正要紧的事实本质搁置一旁，这是对现有社会秩序唯唯诺诺的肯定与顺从。

❸实证主义有科学主义与反人道主义的问题。霍克海默认为实证主义用科学的语言垄断了一切解释权，人变成了哑巴，只有科学才能说话，这是天真且狭隘的。他借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论述：一切经验事实都不是纯粹被给予的，它实际上和人与人的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实证主义如果否认了这点，就是否认了人的价值。

作为开拓的第一代思想家，霍克海默对现代性的理论根据的挖掘与批判可谓入木三分。如同马克思身边的恩格斯一样，霍克海默身边也陪伴有与他密切合作的思想双子星——阿多诺。下文我们将来了解阿多诺是如何在新的角度扩展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

阿多诺（Adorno）作为法兰克福学派中地位仅次于霍克海默的人物，他一直以最精妙、最敏锐的思想深度占据着法兰克福学派中无可替代的位置。作为霍克海默的亲密战友，他将批判理论的矛头对准了哲学与文化领域。在哲学上，他用一种极端激进的态度——否定的力量来解释现实世界。在阿多诺眼中，旧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黑格尔认为世界运行的基本形式是正—反—合，即正题、对正题的反对与对反题的反对（否定之否定）。

例如古代王朝的更替。一个王朝建立，走向鼎盛，这是一个正题；一个王朝盛极必衰，内部滋生矛盾，这是一个反题；一场起义与革命席卷各地，新的王朝建立，这是一个合题。至此，新王朝完成了一次对旧王朝的否定之否定。这整个过程看似只是一个新旧王朝更替的简单循环，然而黑格尔认为每一个新的事物中都必然包含着对旧事物的继承与抛弃，即扬弃，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在阿多诺那里，他用绝对否定代替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否定之否定。阿多诺认为黑格尔的思想仍然是调和的，不彻底的。凡是带有否定的，就是没有肯定的，因而历史被阿多诺解释为一种否定—否定—再否定的过程。他的哲学观试图消解对一切概念的崇拜，阻止一切概念不断升级而变成一种绝对的统治，并为他接下来对现实社会无情的批判奠定了理论依据。在文化上，阿多诺认为现代社会的大众文化被技术世界与工业生产改造了，变成了一种极为庸俗的文化产品。

⒈大众文化变得商品化。艺术在市场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变成了一件以交换价值为优先（能否出售）的商品，而失去了其古典时代精神上的独立性。

⒉大众文化变得技术化。随着文化工业的发展，技术使得文化产品可以大量生产，那种倾注作者心血的文化作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工业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内容。一篇文章从作者思想的精神载体变成了完成某种特定模板嵌套的任务，如何高效生产文字的数量在这个技术时代比起深究文字的深度反而更重要。

⒊大众文化变得标准化。大众文化的内容大多是单调的、同质的、浅显的、没有深度的。它是一种标准的消费品，其通过精确拿捏受众的心理以满足受众情绪发泄的需要，是一种提供宣泄的商品。从表面上看，大众文化似乎是琳琅满目的、繁荣的，实际上这些产品都是统一模式下生产的产品，乏味、毫无营养的文化产品让人倍感无趣与空洞。

⒋大众文化变得强迫化。大众文化产品通过数量庞大的生产堆砌淹没了其他选项，人们无处可逃、无处可避，睁眼是大量的产品映入眼帘，闭眼是大量的产品灌入耳朵，它要求消费者停止思考，闭嘴，接受。

如果一言以蔽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批判的对象——现代性的特点，我们可以简单概括为：工具理性。在他们看来，现代性在思想层面最大的特质是工具理性。这是一种特殊的思考方式：把整个世界理解为工具，做什么事都要先问这个有什么用。

在我们生活中，遍地都是工具理性的影子。读书，就要先问读书有什么用；听音乐，就要先问听音乐有什么用；谈恋爱，就要先问谈恋爱有什么用；可如果要问人生有什么用呢？人生本来就没有用。

工具理性的合法性本身是很容易被证伪的，但其作为一种思维惯性却被人们毫不思索地接受。它造成最大的危害是使人们的思维程序化，人们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了一个精确的计划，人成了一个物、一个数字、一个宏大机器的一部分，深陷骗局而不自知。这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最痛心的地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之前所有的批判内容都理解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围绕着工具理性进行的围攻。霍克海默指出了传统理论与实证主义是如何维护工具理性的，阿多诺则直指大众文化是如何成为工具理性卑鄙的打手。

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毫无疑问地给现代性描绘了一幅黑暗的图景，而作为第二代继承者的哈贝马斯（Habermas），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对社会批判理论进行极大的修正与改造，并提出了全新的交往理论。

在哈贝马斯眼中，破解工具理性的唯一途径是重提交往理性。交往理性指的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交谈、行为互动的过程中保持一种理性的态度，着重人本身，重视去理解一个人，尊重一个人，和一个人达成一致，而非把一个人当成一个工具、一个手段。

这种理性一反传统哲学中一个自我孤立的主体基石，而以至少一对讲者与听者构成的互为主体的关系中的言语行为、交往行为为基石。哈贝马斯试图在哲学上通过交往理性的重建来实现现代性中美好的一面——民主、平等和自由，使得生活世界全面合理化，这种合理化并不是原有工具理性的合理化，而是一种交往理性的合理化。

这的确是一句美好的寄语，人们应该在交往理性中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理解，消弭社会冲突，达成理性共识。但社会现实能否真的如其所愿呢？

法兰克福学派的后现代哲学思想揭露了我们这个社会和文化的内在矛盾，揭露了现代性整体结构中工具理性的僭越以及由此导致的扭曲、异化的人的现实。我们的确暂时远离了物质匮乏的时代，却又沦入了精神贫瘠的时代。这些批评的声音可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在此，我们不妨重提法兰克福学派之问：这个世界会更好吗？他们给出的答案是：也许不会，我们的生活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糟糕，现代性这头猛兽挣脱了人类的囚笼，并大有失控之势。未来尚不可知，杞人忧天是毫无意义的。但至少我们需要铭记：有人曾经在这头巨兽面前拿起笨拙的哲学武器进行过抵抗，以捍卫人类的尊严。所以，请好好记住这只牛虻吧。

第三部分：后现代哲学的认识论

后现代哲学把哲学定义为创造概念的学术。

哲学所涉及的研究范畴是其它学科的总和，它给出对世界本质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接受者的世界观。

哲学是研究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一门学问。范畴涉及到一门学科的最基本研究对象、概念和内容，哲学具有一般方法论的功能。

哲学和其他承述问题方法的差异是有批判性的、有条理的方法以及以理性为基础的辩论。

从经济政治上看，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发展，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更加突出，国际竞争日益尖锐，20世纪以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灾难。铁的事实彻底戳穿了资本主义“理性的王国”、“人类的天堂”的神话。这就在逻辑上必然地积蓄着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情绪。作为后现代主义哲学理论源头的后结构主义，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法国产生的。同时，还要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在阶级关系上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原来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即中产阶层，它包括“白领工人”和从事生产管理的技术人员。他们的社会地位介于资本家与劳工之间。他们既对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思想控制不满，又嫌弃传统的价值观，加之现实生活竞争压力大、生活节奏快，就使得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倾向多元论、相对主义、自由主义。他们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社会基础。

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看，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强化了人对自然的控制，但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人口激增、生态平衡的破坏，以及军备竞争加剧、人文精神失落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对“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主义”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助长着人们对现代社会、现代观念的怀疑、厌倦和否定情绪。科学技术的发展进入信息时代以后，出现了两个容易使人的认识产生偏差的新问题：一是利用高度发达的计算机技术可以“虚拟实在”。由于虚拟技术的发展，客观实在的认识地位似乎大大降低了，甚至可以说，客观实在已经不值得像以往那样认真对待了。人们与之打交道的似乎仅仅是一些信息或者符号。从感知的真实程度来说，好像虚拟实在与客观实在之间没有差别了。在这种陷入偏差的似是而非的认识中，隐含着对真实世界的怀疑与否定。二是知识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突出表现在：一方面，知识变得越来越仅仅是信息，它不再强调自身与实在的关系；另一方面，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和利用越来越脱离其传统的定义，而成为一种单纯的商品交换过程。这两个方面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即知识只是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为此，知识就必须能够转化成可用的信息。依赖信息技术生存的知识，只有能够进入网络流通过程才能被称作知识。网络正在愈来愈广泛地支配着人们的生活、观念甚至情感。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人认为知识的发现、传播似乎与真假无关，科学也不再与某种高尚的目的相联系，“真理”和“正义”具有了一种“语言游戏”的性质。在这种屈从于“信息霸权”的陷入偏差的似是而非的认识中，也蕴含着对真理性与客观性的怀疑与否定。

上述两点，共同构成后现代主义哲学推崇主观性、相对性的重要的认识论根源。此外，随着经济发展从工业化进程转为信息化进程，文化被广泛地纳入了商品生产范畴，出现了消费文化，使精神文化的生产从高尚的地位、高雅的格调降为普通的商品生产。而商品的供求关系，又促使文化生产不断变换形式，于是文学、艺术、影视等领域的作品变得五花八门，无主体性、无权威性、无历史性、无深度感的文化成了当代西方文化的重要形式，这也孕育了不同于现代主义的，以宣扬不确定性、易逝性、无深度性、零散化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世界是表面的、琐碎的、多元的、稍纵即逝的、边缘的，没有任何理论和宗旨能概括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那些所谓的集体、传统和一贯不变的教条都是可笑的。 由此，以权力意志为核心的一种哲学思潮产生并发展了，这个思潮的一贯作风就是对传统哲学的颠覆。并“反其道而行之”——拒绝从具体事物中分析抽象出中心和主体，它始终以“话语即权力”的自我指令为中心，反对任何准则，只承认一定的认识在一定的时间条件下的准确，并诉诸于空间与身体之间的真实感受为主导。体现了叛逆精神而对模糊性、不确定性的推崇。 从哲学史上来说，后现代主义的形成是同现代西方哲学中各个流派的升降沉浮密切相关的。现代西方哲学中存在着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潮流。科学主义思潮中的分析哲学，拘泥于认识论圈子之中，带有从命题到命题的逻辑演绎的局限性；人本主义思潮中的存在主义，有着过分注重人的自由和非理性主义的弊端。这些局限与弊端，使得它们的发展由势盛走向势衰。后现代主义哲学就是伴随着现象学、分析哲学的式微和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的衰落，以后结构主义和哲学解释学的兴起为标志而登上当代思想舞台的。 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潮是基于后现代主义思想发展之下的哲学体系。通过批判、超越西方近现代主流文化的理论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手段，使人们更好的认识到诸如科学带来的弊端等一系列问题。是当代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科学技术状况产生的哲学思想。

过去的几十年，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迅速扩展；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一词在西方乃至全世界都成了一个时髦的用语；后现代常用的一些词汇，如“话语”、“文本”、“叙事”、“解构”、“颠覆”等等，成了好些人的口头禅。“人人皆话语，个个谈文本，解构不离手，颠覆不离口”成了西方后现代文化的一大景观。但是，从哲学的学术氛围来解释，大家对后现代主义核心思想还是“模糊”的，原因在于其晦涩术语、隐喻手法和先锋性题材。

具体的说，要对“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性”进行说明和分析，首先就遇到如何说明的难题，遇到进行这种说明和分析本身的许多困难。按照传统的做法和我们日常生活的习惯，靠我们的语言以及各种通用的表达方式和分析手段，总是可以对我们所要论述的论题和对象给予适当的说明。但是，对于现在所要谈论的“后现代主义”，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含糊不清的文化。

这里遇到的难处就在于：“后现代主义”不但同传统文化相对立，而且也从根本上与传统语言及其正常表达方式相对立；不但靠语言表达和说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而且甚至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本身就包含着许多不可言说和不可表达的方面；它恰恰正是以某种不可言说和不可表达的特征，显示其反传统的彻底性及其与传统文化之非同构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是什么带有神秘性质的事物，而是显示出“后现代主义”已经远远超出传统人类文化和知识的范围，甚至超出了迄今为止人类所使用的语言的范围。也正是这一点，突显出“后现代主义”同传统语言和传统文化以及传统知识的断裂性和对立性。

问题还在于：尽管“后现代主义”具有某种不可言说和不可表达的特征，但深受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语言影响的这一代人，又不能超出传统语言，不能不通过语言的中介去理解它和表达它；这就好像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由于自陷于银河系中，而无法从银河系之外去观察银河系本身一样。这就等于说：明知语言限制了我们，我们仍然不得不通过语言去理解和分析不可言说和不可表达的“后现代主义”。其实，后现代主义者也和我们这一代人一样，都遇到了这种令人矛盾和吊诡的窘境。

“后现代主义”在表述和说明方面的上述困难，一点都不能从传统观点和传统方法论去加以理解和解释；任何试图从传统观点和方法论去理解和说明“后现代主义”的做法，不但无法解决困难，而且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片面理解。“后现代主义”同传统文化的不一致性和非同构性，使传统文化和传统语言丧失了对“后现代主义”进行说明的正当性和有效性，也使“后现代主义”同传统文化之间自然地存在一种“不可通约性”和“不可翻译性”。

“不可通约性”和“不可翻译性”是后现代主义形成和产生过程中，由后现代主义者及其启蒙者所提出的新概念。最早，是米歇·福柯在知识考古学的研究中，发展其导师冈格彦的知识发展“断裂性”和“中断性”的概念，强调不同时代人类知识之间的不一致性、不同结构性和非同构型。

与此同时，美国后现代科学哲学家库恩和费耶阿本德分别在他们的著作中使用“不可通约性”和“不可翻译性”的概念，以便说明不同时代、不同“典范”的科学知识之间的根本区别，这种区别被成称之为“哲学革命”——所谓的“范式探析”。

由后现代主义者所创造出来的“不可通约性”和“不可翻译性”的概念，本来是他们用来揭示传统理论不同历史阶段思想观念体系之间的非同质关系及其不可化约性，现在，这些概念倒集中表达了其自身思想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显示出其自身同他者之间的绝对断裂性，这也是被（哲学）学术界普遍所言及的“反积淀”，把“问题化”摆在了台面上。

“问题化”的文本构造，明着看是对传统思想的“破坏”，但它能“揭示”出真实，而这恰恰是形成“意义”的所在；也即对传统文化的“超越”。对于“超越”传统文化的后现代主义，我们不能像对待传统文化中的任何问题那样，简单地依据传统分类法和归纳法加以分类和界定，也同样不能靠比较法和对比法进行区分。在后现代主义的构成因素中，除了包含可以依据传统逻辑和表达方式加以分类的一小部分以外，还包含着大量含糊不清，而又无法加以归纳的不稳定因素；不仅其中包含大量跨类别的、相互交叉的边缘性因素，而且也包含瞬时即变，而又无法把握其变化方向的因素，甚至包含着更多潜伏的、待变的和待生的因素。

同时，后现代性中还包含着正常感知和认识方式所无法把握和表达的因素。传统正常逻辑的因果关系分析法和普通语言论述的表达法，都无法准确概括和表达后现代性中那些超出传统文化的因素。后现代性中所有这些无法通过一般表达方法和途径加以表达和说明的因素，只能诉诸隐喻、换喻、借喻和各种象征的方式，这就是所谓的“符号学”。 米歇·福柯说：“我们可以把使符号‘说话’，发展其意义的全部知识，称为阐释学；把鉴别符号，了解连接规律的全部知识，称为符号学 。” 人类为了表现自己而寻找、发明各种符号、信号和象征；而事实上，表现就是符号、信号和象征；所以后现代主义者对于“符号学”是非常重视的。 而对于传统语言及其论述方式，他们则采取严厉批判的态度，或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只将他们自己的语言论述当做某种隐喻、换喻、借喻和各种象征。

伽达默尔在其哲学本体论诠释学中曾经强调：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待诠释的现象，包含着一些“不可表达性”和“不表达性”的复杂因素。他认为，经过严格训练的科学意识，本来就包含“正确的、不可学的和不能效仿的机敏”。他说：“所谓机敏，我们是把它理解成一种对于情境及其中的行为的特定敏感性和感受能力。但我们不能按一般原则去理解机敏的运作状况。因此，不表达性和不可表达性都属于机敏的特质。我们可以完满而得体地说某事，但这只是表示：我们是很机敏地使某事被略过而不被表达；而不机敏地说某事，则表示说出了人们只能略过的东西。在这里，略过并不意味着不看某物，而是不正面地去直接看它，却只是转弯抹角地、旁敲侧击地触及它。因此，机敏就有助于我们保持距离，它避免了对私人领域的冒犯、侵犯和伤害。”

后现代主义者在其论述和批判中，不仅运用他们自己所创造的语词和概念，而且也使用语言以外的象征、信号、图形及各种时空结构，以达到象征性地表达那些“不可表达性”的目的。他们的思想观念及其表达方式中所包含的那些不可表达的东西，本来就属于他们的思想本身，并始终伴随着他们的论述和表达过程。

人类诠释活动的复杂性是同诠释对象和诠释者内在心理活动本身的复杂性紧密联系的。但是，传统诠释学由于深受传统认知论和逻辑学的影响，同时深受理性中心主义和语言中心主义的影响，总是一方面把诠释的对象设想成为理性和语言所能够掌握和表达的事物，同时另一方面又把理性和语言的表达能力及其精确度加以夸大。与此同时，传统方法论又把各种比喻当做不精确的表达法而加以排斥。

实际上，现实世界和日常生活本身，除了存在着一些可被认识和被表达的事物以外，还同时存在大量不可被认识，也不可被表达的因素；既存在确定不移的因素，也存在大量偶然的、含糊不清的和杂乱的因素。所有这些不可被认识和不可表达的因素，实际上一直同那些被认识和被表达的事物混杂在一起，不但存在于客观的对象中，也隐藏在人的情感活动和认识活动中，影响着人类认识活动本身，同时也影响人的生存和人的命运，影响人类文化的发展。

因此，问题不是简单地否认那些不可表达的因素，也不是将它们简单地等同于或归结为可表达的东西；而是深入研究其特征及其与可认识、可表达事物的复杂关系。

原籍德国的美国神学家、存在主义哲学家蒂利希在研究人的生存和文化问题的时候，曾经深刻地指出： 人的思想、生活和行为方式中，有时出现“不顾一切”的状态和现象。理性和正常逻辑是无法解释和处理的。蒂利希把这种状况及其处理方式称为“‘不管……’的模式”。例如，“不管是死是活，我也要……”；“不管是真是假，我也相信……”如此等等。不但在诸如宗教信仰和爱情生活等充满着非理性因素起作用的领域中，而且在认知和科学活动中，都同样可能出现这类“不管……”的模式。它显示出人类生活不同领域中的复杂现象，使人经常出现无法说明和难以避免的固执态度和情绪，而这些固执和不顾一切的态度，是事物和生活本身训练人类的自然结果，使人学会进行必要和适当的反应。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象征形式的广泛流通起着根本的、越来越大的作用的世界中。在所有社会中，象征形式——语言陈述，姿势，行动，艺术作品，等等——的产生与交流是且始终是社会生活的普遍的特点。但是，由于现代社会受早期现代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推动而到来，象征形式的流通的性质和范围呈现一种具有质的不同的新现象。技术手段结合面向资本积累的机构而发展，使得象征形式能以迄今无与伦比的规模生产、再生产和流通起来。

从19世纪以来，生产与流通手段的扩大伴随着欧洲等地读写文化水平的显著提高，所以印刷物可以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阅读。通常称为大众传播的这些发展因象征形式的电码化与传输的进展而得到进一步的推动，这种进展使我们获得作为20世纪晚期特点的电子电信的各种形式。今天，在许多西方工业社会中，成年人每周平均花25至30小时看电视——这不包括他们另外花在下面活动上的时间：听收音机或音响、读书看报看杂志以及消费大规模跨国界传媒产业的其他产品，特别是智能手机发展带来移动互联革新时代，使各种各样的网络传媒、流量、头条、热搜、娱乐真人秀、自媒体、大V、即时通讯、各类新闻APP、网络微编剧（写手、快媒）、短视频、微型博客等等。显然，当今之世几乎没有什么社会不受到大众传播机构和机制所触及，因此几乎没有什么社会不向大众媒介象征形式的流通开放。

尽管大众传播在现代世界的意义日益增长，它的性质与含义却在社会与政治理论文章中较少受到注意。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忽略是由于学科分工所致：社会与政治理论家们甘愿（我认为是错误的）把大众传播的研究留给传媒与传播研究专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忽略也是由于今天许多理论家所专注的种种问题都经由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性“叙事”文本所呈现。

根据后现代哲学认识论原理，事物并不是按我们脑子里所想像的轨迹去发展，未来充满变数和未知。有句话说的好，“如果事情都是理所应当地发生，那还有什么乐趣可言！” 一个毫无用处的人能在突然间身居要职、笨鸟先飞遭枪打、经验的丰富度与成功不相关、财富多了让人难受….面对这些毫无逻辑的现象，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怀着乐观的情绪，去期待将要发生的所有未知事件。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飞来横福，焉知非祸？要打消患得患失的心态，在吃喝拉撒这些基本问题解决后，一切矛盾都显得无所谓，所有令人快乐的事情不过如此。

先锋派文学家阿兰·罗布·格里耶曾说：“如果我们到人生中去寻找意义，我们将一无所获。世界既非有意义的，也非荒诞的，它只是存在而已。”认清存在不为意识所动，就不应该期待努力会有好结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事实上，后现代主义哲学给出的指导性就是所谓的“叙事哲学”。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思想家，也是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主要代表之一的理查德·罗蒂说：“当哲学以一种生动的叙事形式出现时，它就达到了最佳状态。” 在我看来，叙事的哲学文本是对与常识或日常语言所建立的联系并不关心，而是要告诉我们的是精神的本质或存在的意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希望能够改变的，不仅是我们的直觉，还包括关于我们自己是谁的感觉，以及我们认为要思考的最重要的东西的看法。“叙事哲学”从其语义本身来说，就是所谓的“解释哲学”，“解释”意味着阐释，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手里拿上话筒，就可阐释；所以，福柯说：“话语即权力”，因为只有权力最有阐释权。 很显然，“权力的游戏”就是后现代哲学的表面性，个人的外在自主权就在其整个社会属性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外在的权力”决定了人的社会地位、精神状况等以前一直被认为是具有深度的东西。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后现代哲学的“权力”视角彰显了人本形态的“自由”，而这样的“自由”是复杂的。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是集社会、文化、历史、气质、品味、思想心态以及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于一身的复杂新事物。它在内容方面的这种非同构性和复杂性，使后现代主义同时地兼有历史性、社会性、文化性、思想性和生活性，因而它也可以同时成为历史范畴、社会范畴、文化范畴、思想范畴和生活范畴。

后现代文化内容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使其成为哲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心理学以及美学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诸学科进行科际研究的跨学科领域，同时又成为文学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们以及对“后现代”发生深刻影响的思想家，包括了不同派别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和政治学家等各个学科和领域内的学者以及文学艺术领域的著名作者们。显然，这是一群包括各个领域和各种思想观点的复杂理论队伍。 例如，米歇·福柯从来未曾说过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但他本人的思想、写作态度和生活风格，不仅同“后现代主义者”相类似，而且直接成为他同时代的“后现代主义者”的启蒙者和鼓舞者。作为米歇·福柯的亲密朋友，德勒兹同样也对后现代思潮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德勒兹也和米歇·福柯一样，自己从来没有认定是“后现代主义者”；同时，他的研究领域和批判方向也是多方面的，以至于人们很难把他说成一个专业的哲学家。人们只能从他的多种多样批判当代西方社会和文化的著作中，发现他在哲学领域之外的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文学艺术、美学、语言学和科学理论等方面，都具有深刻的造诣。因此，他也可以说是多才多艺的当代思想家。而他对于后现代思潮的发展的影响，也是多方面和跨领域的。

被人们称为“解构”思想家的德里达，也从未宣称是“后现代主义者”。但他的“解构”策略和方法，他对于语言论述和整个西方传统方法论所进行的“解构”，简直成了后现代主义批判现代社会的方法论基础，同时也是后现代主义者进行自由创造的重要原则和新策略。严格说来，德里达本人也不只是一位哲学家。他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所受到的教育，本来就是多学科和多领域的。后来，在德里达的相当多的著作中，他所论述的问题和批判的范围，涉及哲学、语言学、文字学、图形学、符号学、人类学、教育学、建筑学、美学、法学以及文学艺术的许多重要问题。也正是他在这些多领域的“解构”，不仅为后现代文学评论和艺术评论以及美学，而且也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最好的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准备。

言说是一切行为的范式，文字是一切现象的载体；而这两者结合就是所谓的语言；人类的文化形式、历史演进、政治命运、科学方法也和语言一样，具有同构性。也就是说，语言指定了意识形态的模式，只要有语言就有意识形态。 具体的研究，海德格尔也曾提出了“语言即思”的哲学命题，而如此观点就颠覆了传统的说话者和语言之间的“说与被说”关系，而把说话者和语言之间的关系定义为一种“应合者与说”的关系。“应合者与说”的关系不再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主客体对立关系，而是一种说话者主体和对象主体（语言）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两者相互对话、相互理解。 福柯说：“话语是真理、知识和权力的集中表现，是生活主体和对象能够相互交融的地方”。 在语言学界有这样一个共识：话语是有等级的。最低层次的话语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和交往话语。它们一经说出便消逝，几乎对公共社会生活没有任何影响。真正对社会文化生活有影响的是代表社会主流叙事的法律、政治、宗教、哲学、科学、文学和生态文本。这些文本除了它们自身的表述之外，还不停地被人评述或者评说。这些文本自身的叙事以及其所招致的各种评述使得其背后所代表的制度意识不停地被强化，从而成为真正对社会生活有影响的强势或者“威权”话语。但话语作为权力对社会主体的支配性不是绝对的，受到诸多因素的形塑和限制，而这样的形塑和限制直接就构成了知识的客观性。

作为后现代思潮组成部分的当代女性主义，涵盖了包括哲学、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和文学艺术等许多领域；而且，当代女性主义者即使是在探讨某一个专门领域的问题时，也不再遵循传统分类学和方法论的基本原则，从不限定在该专门领域中，而是自由自在地、以打破旧文化分类和传统二元对立区分法为己任，从事跨领域和多学科的探讨，使女性的问题彻底走出“男/女二元区分和对立”思考模式，成为后现代主义者向传统文化挑战的重要领域。

第四部分：后现代哲学的方法论

自启蒙以来的现代哲学是对“【to be】（存在）”的论证引出三个实质：

①论证“有”的问题，引申到【知识共相】，形成了理性化的本质主义；

②回答“是”的问题，引申到【逻辑实证】，形成了逻各斯的基础主义；

③回答“在”的问题，引申到【主体性】，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

而后现代主义通过消解人的主体性，批判理性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宏大叙事等去试图重构现代哲学。在方法论上，后现代主义反对个体化、实在论、西方主流文化、客观实证论、理论化，主张从整体、建构、平等、多元、应用的角度来研究人的心理与行为。由此实现对传统哲学工具论的批判与超越，从而自创了人类考古学、差异学、心灵学、谱系学等。

自启蒙以来的现代哲学一直高扬人的主体性和理性。主体性和理性作为人的特性，在这几百年以来的哲学理论和社会实践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纵观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一部人主体性和理性扩张和涌动的进程，主体性和理性已经成为了现代主义的核心本质。而以批判现代为已任的后现代主义，将“消解”人主体性和理性作为最基本的任务。当然这种批判并非是为了批判而批判，实质上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对现代哲学的一种重构，因此后现代实质是现代之后。

从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后现代主义紧密承袭了以叔本华和尼采为代表的悲观主义哲学、以萨特和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分析哲学，最主要的还有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因此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在继承上述哲学思想后，更加彻底和深刻对现代哲学的批判。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后现代主义的诞生，是对现代化科学技术发展的一种反思，是对现代化纯粹理性的一种质疑。

现代哲学的话语是从启蒙开始的，在启蒙运动之前，神学占据主导地位，统治着西方世界，启蒙运动之后，现代哲学用理性取代了信仰，用批判精神取代了迷信，打破了西方神学的统治，取代神学“坐上了王座”，成为“超级哲学”。启蒙之后现代哲学的实质是由三个基本因素构成的：

因素❶、启蒙试图获得关于世界的永恒真理。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理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便应运而生了，它们的使命是揭示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真相，发现关于它们的共相知识，最终获得关于它们的永恒真理。启蒙以后的现代哲学强调“宏大叙事”。所谓“宏大叙事”就是以真理的名义来讲话：真理是一切知识之为知识的基础，获得永恒真理是启蒙的基本理想之一，真理在各种话语中占有一种优先和特权的地位，关于真理的话语变成了“元话语”。这种真理的“元话语”造就了哲学学科的霸权主义，形成了“哲学中心论”。这一理想的常见表现形式就是耳熟能详的“逻各斯”（本质、本体、绝对真理、终极真理等）中心主义。哲学家们希望为知识寻求和建立一个绝对不可动摇的基础，来构建人类的知识体系，这就是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当“逻各斯”指语言的时候，就是“语音中心论”，西方现代哲学一直强调“语音和言说”高于“文字和书写”，前者占据首位，具有本源性，后者由前者派生。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表象主义。

因素❷、启蒙希望实现普遍的人类解放。真理的获得必然导向解放的实践，而“解放”体现了一种普遍的人类历史观念，即所有人类历史都趋向一个作为终极目的【自由王国（康德术语）】。在认识领域，启蒙哲学试图获得关于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普遍真理，并且希望这种真理在所有时代和所有地方都是普遍适用的，这就是普遍主义。普遍主义的一种形式，就是“西方中心主义”。自启蒙以来，西方文明在全世界一直处于统治地位，而“普遍主义”则是西方推行其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工具。换言之，“普遍主义”是一种西方文化用来压制非西方文明的意识形态，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另一【神化】说法。

因素❸、启蒙依靠“人的主体性”来实现两个伟大的理想。启蒙之前，上帝是最高权威，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一切法则都是上帝制定的。启蒙之后，作为主体的人取代了上帝的位置，自立为王，成为历史的主体和客体，用康德的话来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人为自然界立法。在启蒙哲学中，真理同认识主体常常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人可以说各种各样的“话语”，但只有作为主体的人才能够说“真理的话语”。如果启蒙要实现普遍解放，获得永恒真理，那么它需要依赖作为主体性的人。人主体性神话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理性主义、人道主义、人类中心论，主客体二元论等。现代主义通过评判神学，批判上帝，将神从神坛上拉下，人取而代之，从此人从愚昧中得以“启蒙”，解放了人之天性，使人从“神”的禁锢中得以解脱，成为自由的人。但是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过分的强调人的主体性和理性，导致主客体的对立。这种理性至上使人超越了感性与经验，也让人脱离了日常生活，片面的强调遵守经济秩序和法律秩序，反而压制了人的感性，人变得单调，人生存的意义枯竭，找不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反而使人陷入到一种“不自由”的境地。此外，现代哲学取代了神学成为了“超级科学”，哲学的话语以真理的名义统治其他学科，排斥其他学科话语，造成了“真理的白色恐怖”。

实际上，后现代并不是一种时间上的概念，而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对启蒙以来所形成的现代性思维的批判和否定，更具体的说是一种对现代性哲学中的“人主体性”、“基础主义”、“普遍主义”、“理性主义”等彻底的批判和否认。这种“反叛”，必然会形成新的一套后现代思维方式和理论，并且这种思维方式和理论并非单一某一些学派，而是由众多的后现代主义者从不同的角度所提出观点，而形成的非常庞杂的思潮。虽然其思潮很庞杂，但是依然存在着一些共同的主张和观点。

现代哲学是以“人的主体性”作为构建现代哲学体系的基础，掌握“真理”的话语权，而后现代主义者们首先做的就是消解这一基础，瓦解现代哲学体系。后现代主义者福柯提出了“人的死亡”或“人的消失”的著名命题来反对人的主体性。福柯追随尼采和海德格尔，把主体性和人道主义联系起来批判，他认为，尼采宣布“上帝死了”，这就是人死了的先兆，因为上帝死了，人就没有了命运的主宰、生活的目的和价值标准，人失去了生存条件，所以人也死了。后现代主义者们提出“后人道主义”，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两个方面来围剿“人的主体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并非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是统治与被统治，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而是一种和谐统一的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反对各种“人性论”，传统“人道主义”的各种“人性论”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即肯定存在着某种共同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人的本质（理性的本质），后人道主义提出了“无本质”，认为并不存在什么普遍一般的永恒不变的人性和人的本质，所谓的“人性”观念、“人的本质”的观念应该抛弃。后现代在批判理性，消解理性的时候，提出了各种非理性的东西来抗衡理性，如德里达的“欲望”和“本文”，列维纳斯的“异”和“奇”等。

自启蒙以来的现代主义苦苦追寻“阿基米德点”，即绝对的真理、永恒的真理等，在后现代主义者们看来这些根本不存在。后现代主义认为没有绝对的真理，只要相对的真理，任何知识和理论只提供了这个世界的部分景象，没能完整的揭露整个世界。现代主义的一些哲学家虽然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主义进行了一定的批判，但是在批判的同时又陷入到另外一种形式的基础主义，如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企图通过本质还原和先验还原来获得一种绝对可靠的基础，主张哲学的严格化和精确化，仍是基础主义的真实继承者。而后现代主义力图克服这种不彻底性，如德里达创立了“分延”，认为文本优于语音，反对“语音中心论”。他运用“分延”对传统“语音中心论”的批判，实质上是对现代哲学“基础主义”的一种“解构”，打破传统形而上学的结构，从而造成“分延”。

【分延同解构一起，指以下三种相关概念：❶它是指作为二元对立产生的先决条件或能量。这是在认同（或相同）与相异之间的不被承认的部分。❷它指一种过剩或不能被吸收的剩余，抗拒着强制的二元对立。❸指的是任何宏大叙事自身内部差异的差异性。一种在（阅读定位中）的区别被区分差异的差异，一种观念的不认同与中心思想认同相对立的差异性。】

对于现代主义哲学倡导的“宏大叙事”和“元话语”来使其知识合法化，以真理的话语行事。后现代主义者否定“宏大叙事”和“元话语”，肯定了【小众叙事】，认为知识和科学是否合法，与是否是真理无关，也无需哲学为自己提供合法性，知识和科学是靠其自身内在特性而获得合法性的。后现代主义强调知识的不可通约性、不可预见性、不确实性、突变性、异质性、多元性、不可修正性、混沌、悖论、差异和谬误推理，知识的获得不是接受普遍真理或同意共识，而是不断地去怀疑现存的范式，使其产生危机而导向新的范式。

后现代在认识论上主张以多元论来反对“表象主义”和“普遍主义”，在后现代看来，既没有普遍的真理，也没有普遍的人类解放。后现代倡导以多视角、多维度去看待和解释世界。尼采曾打比方说，人有各色各样的眼睛，因而就有各色各样的真理，就必然要导致多元化化的解释。福柯认为，任何单一的理论和方法都不能把握话语的多元性。

德勒兹认为，若强调一种存在论差异的哲学取向；那么就会形成共存空间的差异性特征。当代【小众叙事】，无论是其最为抽象的反思，还是其实际操作的技术，全都围绕差异与重复旋转着；无意识、语言、艺术……无论在哪个领域，重复本来的力量都得到了发现。所有这些迹象都可以被归于一种一般化了的反“宏大叙事”：差异与重复已经取代了同一之物与否定之物、同一性与矛盾。这是因为只有当人们继续使差异从属于同一之物时，差异才内含着否定之物，才放任自己一直被带到矛盾那里。无论同一性是以什么方式被构想的，它的优先地位都界定了表象的世界。而现代思想却诞生自表象的破产，同一性的破灭，以及所有在同一之物的表象下发挥作用的力。现代世界是拟像的世界。在拟像的世界中，人不会在上帝死后幸存，主体的同一性不会在实体的同一性死后幸存。所有同一性都只是伪造之物，它们是更具深度的游戏——差异与重复的游戏——制造出来的视觉“效果”。我们想要思考自在的差异，想要独立于“将不同之物重新引向相同并使它们经受否定之物洗礼的表象形式”来思考不同之物与不同之物的关系。面对着我们内外最为机械、最为刻板的重复，我们从中不断地提取出微小的差异、变易和变状——这便是我们的现代生活。反过来说，差异的恒常置换给那些秘密的、伪装的、隐藏的重复带来了活力，它们在我们内外恢复了裸露的、机械的、刻板的重复。在拟像当中，重复已然与多种重复相关，差异已然与多种差异相关。所重复者正是重复，所分化者正是行分化者。生活的任务就是让所有重复在一个作为差异之分配场所的空间中共存。

………………………【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