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二那年冬天，爷爷去世了。我是最后一个得知他死讯的人，周末放假回家，丧事已经办完了。听家人聊天说他应该是夜里睡觉时过去的，其他我一无所知。得知他的死讯后，我蒙了一下，然后竟默默的流起了眼泪。没人发现我的悲伤，大家都忙着准备丧事，根本不会有人会顾及到我。其实我对于自己的悲伤也非常不解，我对他并不亲近。爷爷去世后的那个冬天，他却常常出现在我的梦里，有时是笑着的，大部分却是让我害怕的。
我出生在黄河边上的村落里，出生那年，正值计划生育“抓得紧”，由于现实原因，我四个月时就把我抱去了二姨家养，我的养母也就是二姨便成了我现在的母亲，我称她为“娘”，养父我自然就称之为“爸爸”。亲生母亲我则从小称作“姨妈”，关于亲生父亲，小时候我是不想称呼他的。其他人都让我称他为“爸爸”，可是我已经有了“爸爸”，他应该是我的“姨夫”，可怎么叫都别扭，所以我只在公众面前逼于无奈才喊他声“爸”。
我口中这位称之为“爷爷”的人，他是我养父的父亲，所以并非是我的亲爷爷。
爷爷的身世我从没听说过，只是听父亲提过他有一个哥哥，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爷爷排名第九，外号“老九”。这个外号是别人私下里恨他的时候才会叫的，当面是没人敢这么喊的。我小时候听母亲私下咬着牙骂他的时候体会到其中的恐怖之处，长大后才真正了解这背后的意味。
对于梦中爷爷恐怖的样子，我想多半是母亲对于他的评价造成的影响。在我记忆中，他并不令我害怕，反而在一个小孩子眼中，他的面无表情中多半是对我的和善。
在记忆里，爷爷常年留着胡子，光头，很高但是常年弯着腰，身子瘦到几乎只由一个骨架子撑着一层皮，一双皱巴巴的大手上长满褐斑，从体型到长相，除去年龄留下的痕迹之外，与我父亲几乎一模一样。他灰白暗淡的双眼带着些许凶光，但更多的是麻木，这双眼睛从未与我对视过。声音像极了现在渐渐年老的父亲，只是嗓子像永远也清不干净似的，常年不时伸着脖子咳。养着羊的院子里种着一棵大到可以遮满整个院子的枣树，主厅留给了小叔，他住在西屋，屋子里常年见不到阳光，显得很阴冷，里面的家具一只手便数得过来。我很少去他的院子里，记忆里去他家里总伴着过年或者中秋等节日的关系。除了叫我的小名外，我不记得他还跟我说过什么话。临近过年去他家，他会招手叫我，有时从桌上拿给我几朵染的花花绿绿的头花，有时从大木箱子里拿出几颗糖或者几块点心塞给我。
跟哥哥自幼由母亲一手带大，“爷爷”这两个字，我在母亲面前不经常提，因为没什么感情。母亲也尽量不去谈论他，谈的时候也避讳与他的任何瓜葛，但从母亲的表情中，幼小的我体察到她极度的厌恶与憎恨。
爷爷去世后，母亲几乎没再提他，经常讲述那个旧故事的时候变得平静多了，咒骂转为了陈述，重点也从爷爷转移到二叔。这个讲了三十几年的旧故事，母亲每次讲述的时候都像在重新经历一般心有余悸。
母亲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兄弟姐妹六个。姥爷十二岁就开始自己外出打拼，也在那年娶了姥姥，到我我懂事时姥爷已经在公安局的上层工作了几十年。姥姥嫁给姥爷时也只有十三岁，兄弟姐妹十二个。在饥荒年代仅仅姥姥一个人活了下来，其他人全部饿死病死了。姥姥年轻时性格暴躁，对子女的教育也是在她的厉声棍棒之下，但到了我记事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整日不言不语目光呆滞在街头巷尾摇扇子的老太太。姥爷脾气急躁却爱热心助人：据说文革期间，某位受批斗的村干部靠着姥爷不断偷偷传去希望的消息并且对他说一定要咬紧牙关坚持住他才在牛棚中活了下来。
姥爷在十里八乡受人尊重，在子女中间也很有威望，靠着他的努力儿女虽不算富养但也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没有受到饥荒之苦，几个孩子的工作嫁娶也在他的安排下风光稳妥。只是大姨和母亲因是女孩，又在姐妹里最年长，那时社会重男轻女成风，所以并未接受教育，成了文盲。母亲因自己不识字自卑自怜过，因不识字养成了凡事求人的习惯。也因不识字，命运把她拉进了现在的家庭。
母亲从小就是远近闻名的美人，谁想到她都会提她两条乌黑的长辫。到了嫁娶的年纪，有人介绍了一个年轻的军官给母亲。双方有了初步的了解之后，开始写信联络，可母亲不识字，只能由姥爷代笔回信。年轻军官因在军队里常年不能回家，两人几乎没有见面的机会，写过来的信由姥爷念出，回信也由姥爷代笔，尤其是由家长代笔，这样原本陌生的感情无疑会生出嫌隙。最后几经波折后军官经人提出退婚。母亲自尊心深深受挫，把自己反锁在屋里绝食。最后，母亲发誓只嫁军人。她要证明，没有他，她照样可以堂堂正正的嫁给一个军人。
有一次，媒人介绍说隔壁村有一名正在服兵役的军人，个子高高大大，长相英俊，家里排行老大。打听之后，姥姥姥爷想都没想就拒绝了，那家人怎么能做亲家呢？家里穷的几乎要天天要饭，一堆兄弟等着娶亲，他是老大，得负责下面三个兄弟娶媳妇；尤其要命的是，那家的家长是远近闻名的老泼皮，人称“老九”，谁要嫁过去，全家一辈子的名声可都全糟蹋了。姥爷把媒人骂了出去，任何人不许再提这件事。
可母亲竟然偷偷把这件事应了下来，任谁反对她都毫不动摇。
不久后，母亲嫁给了那个“大个子”军人，也就是我现在的父亲。她结婚那天，姥爷没有去参加。从此，姥爷不许别人在他跟前提母亲嫁到了哪里，更别提爷爷的名字，就算有事要路过我们村也会绕着走。
父亲逢年过节去姥爷家送礼，兄弟姐妹们称赞父亲“憨厚正直”，最开始几年姥爷并不搭理父亲。直到哥哥出生以后，姥爷才与父亲说上几句话，偶尔也会借着去我们村里赶集去女儿家“坐坐”。
而姥爷直到去世都否认与爷爷是亲家这层关系。
母亲结婚后便随着父亲去服兵役，在那里他们度过了最快乐的几个月，有了第一个男孩。不久之后父亲退役了，回到家乡种田。第一个孩子却突然得了急性病刚满周岁便夭折了，母亲深受打击，回到了姥姥家。这桩婚事开始大家都不同意的，这时母亲也心灰意冷，更是没有回去的必要。后来父亲带了村子里有威望的几个人去了姥姥家，母亲还是回去了。
一年后，哥哥出生了，母亲也就踏踏实实要在这里过了。
那时候的母亲不会知道，她与这一家人的命运早已经紧紧的绕在了一起。
就在哥哥出生后不久，父母就从爷爷家分了出来。听母亲说，爷爷分给他们的是村西头麦田边上的一块麦场，他们在这块麦场里用土和泥做成土坯垒成了第一个家。那个时候，周围一户人家也没有，村里的人也因离得远，说不上几句话，每逢父亲出门打工，大姨和“姨妈”会常常到那个土屋了陪我母亲度过一段孤独难熬的日子。几年之后，父母终于争取到村里有人烟的一块地，在姥爷和兄妹的帮助下盖起了他们的第一座瓦房。到把我抱过去的时候，那里周围还是只有几户人家，门前有一个很大的水洼地，院子仍旧是土坯垒的。他们盖瓦房的时候，村里还没有几户人家能盖得起，这为父母争得了村里的一点点地位，同时也招来了更多的灾难。
那时候的爷爷家，仍旧七八口人挤在一个破茅屋里。二叔新婚，全家人一起努力也只为他在村的边缘处建起了一座土坯屋子。在我的记忆里，他们家很少能吃到白面，两个孩子饿得面黄肌瘦。
二叔跟父亲长得几乎一摸一样，如果不是熟悉的人，很容易把他们两人弄混。二叔在兄弟中排名第二，但却不知道自己的生日，也没人记得他是哪年生的，长大之后他找到村里的老人推算出了自己出生的大致年份。二叔刚刚结婚生子不久，也从爷爷家分了出去。只是，他没有父母勤勤恳恳的精神，也没有太多要过好日子的欲望。他过惯了穷日子，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日子，全家人有东西吃就是好日子。所以别人大夏天在田里除草打虫的时候，他们不急；别人收成好，他们也不眼红。太阳高高的才去田里，下雨天的时候需要好好修养。打了粮食，一家人高高兴兴的吃馒头，冬天还没过一半，家里就断了粮，剩下的日子全家只能吃玉米面喝玉米糊。
后来，爷爷奶奶开始要求父亲和二叔两家供养父母——即每年从自己家的口粮里分出一部分白面交给爷爷奶奶，算作赡养费。那个年代，全家的收入只指望几亩地的粮食，除去上交“公粮”和家庭日常开支外，还要交孩子上学的种种杂费，平时靠吃粗粮才能节省下的白面，也是打算在逢年过节时全家能改善下伙食，哪还有什么多余的口粮呢？可是父母不可不赡养，不然父亲不是落下不孝的骂名了么！思前想后，左右节流之后，父母终于把爷爷奶奶要求的口粮省了下来。
就在他们前脚把白面送进爷爷家，两位老人家第二天却追到了我们家里，要求交齐今年的“赡养费”。真实原因大家是心知肚明的，爷爷一家真的真的太穷。
母亲刚结婚的时候，小叔叔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天天跟在母亲后面。弟弟妹妹都知道母亲是“富人家的小姐”，跟着她去我姥姥家可以吃到油水和馒头。
那个时候，母亲不怕穷，因为大家都穷。人只要有志气，一样可以过上好日子。
她不知道的是，贫穷还可能养出一群无赖和馋鬼。
这一次父母上交了白面，穷窝里突然有了白面，自然想天天吃。
父亲是家里的老大。那个时代的观念里，老大就要什么都要隐忍，什么都得让着弟弟妹妹，苦和累都得自己扛。父亲常说，他十来岁时，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跟着大人出去要饭给弟弟妹妹吃。也就是这样的环境，养成了父亲隐忍但极度敏感自卑的性格。
而爷爷奶奶对于父亲的隐忍是一向习惯了的，生存条件稍差的二叔却争得了爷爷的同情和偏向。
当初说好的一人一半，到交粮的时候，二叔实在交不出——粮食一下来，他一家人就把白面吃光了。爷爷便对他没了办法。就这样，“赡养”父母的重担被爷爷悄悄的转到了父亲一个人肩上。他的理由很简单：做老大的既然有，多交一份又如何？可是，父亲不是“有”，而是肯勤劳肯流血流汗，肯为了一家的生计终年奔波劳碌。他有一家子要养活，他是一家之主，他要为这个小小的家庭开辟出一条看得见阳光的未来之路。
然而让一条饿狼放弃一个已经吃进嘴里的充满汁水的鲜肉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是一群狼。以后每次逢年过节爷爷奶奶便来我们家里“坐坐”，如同父母是交不起地租的杨白劳。若是哪次迟交，爷爷奶奶就会轮流的跳着脚的来我家里哭闹。而二叔那，他们却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在二叔没交粮的情况下，爷爷奶奶也会撒谎说老二家已经交齐，只剩父亲那份了。命运不公尤可自怜，可是父母不公，又有谁去体谅？父亲母亲是如此自尊又敏感，
母亲此后天天提心吊胆，开始整夜整夜的失眠，满脑子都在筹划如何自己不被饿狼吞食又能站在有理的一方，从而使自己在村子里立足。在落后的村庄里，“人言可畏”四个字真的可以把一个人逼入绝境。没有人会在乎事实的背后真相是什么，老人的一场哭闹足以抵得上全家人辛辛苦苦一年的收成；也没人在乎你曾经怀着美好的憧憬嫁入了一个与自己身世并不匹配的家庭，你不怕苦不怕累，你满腔热情喊着“穷没关系！只要两个人好好过一切都会好的！”。理想在现实中被抽筋剃骨，你还没来得及喘息，便先被现实狠狠得甩了一个耳光。你没有人也没空去抱怨，路是你自己选的。
多少个暗黑的夜，装满了憎恨与嫉妒的心计开始侵蚀着被不公平对待的人的骨髓，大脑开始丧失了理智。仇恨在深夜里发出冷光，吸引在现实中迷失方向的人，如同瘾君子开始吸食毒品般陶醉其中而不自知。
母亲心里种下了一棵仇恨的种子，它发芽生根壮大，深入骨髓。它不能要人的命，却把纯洁的灵魂抽空，留下一个冷漠麻木的躯壳。同时留下了一颗伤痕累累再也不会跳动的心。
爷爷不会知道，他种下了不只一颗这样的种子。
记得很小的时候，有次母亲在睡前闲聊时说到过一句话，“太穷了，但兄弟姊妹又太多了，穷了便会显得没人情味了。”
这是母亲唯一一次没有恨意的说爷爷一家。是不是偶有一刻，母亲是理解了自己所有的苦难，放过了爷爷，也放过了自己？
后来爷爷老了，被父亲和二叔两兄弟轮流照管，那时我已上初中，周末才回家一次。见到爷爷，不觉得陌生，也不觉得亲切，只是我去他房里送饭，他还是会像小时候一样塞给我一块糕点，有时还会特意喊我过去，塞给我几颗糖果。有次父母去田里，临走告诉我中午把厨房里那只处理好的鸡炖好。中午炖好之后，我端了一碗送到爷爷屋里，爷爷只是干咳了一声。后来母亲与别人聊起这件事时，语气间透出我做了一件不应该做但值得夸赞的事情。
就是那个冬天，爷爷去世了。
母亲起了满嘴的水泡，隐约听到她叹了一声“在我们家走，别人会怎么想？”
爷爷去世很多很多年了，母亲的恨，有没有消逝？母亲的痛，有没有减轻？我已不得而知，母亲早已不提这个人了。三十几年的故事的主角早就走了，母亲却一直没有讲完过。
听这个故事长大，我从没有对爷爷产生过恨意，但也没有像对待祖辈那样的尊敬与爱。只是偶尔会记起那年八月十五大清早，我冻的瑟瑟发抖，随着哥哥高兴的跑去给爷爷送了秋天家里最后一个西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