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宋代理学三书随劄-近思录上下4存养

　(4)上

　　第四目存养。《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儒家言人道，本之天性。性所表现曰心，曰情。而心统性情，尤为主要。故为学更重心。心有生命，有成长。心有学，为道心。心不学，为人心。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故必存其道心使不亡，养其善性使日成；而后七情得中，而天下和。故存心养性，为中国儒家讲学主要一纲目。道家亦重心，故中国人为学，儒家外常兼采道家。佛家亦重心，而儒释道三家论修心工夫各不同。陆象山论学最主心。明代王阳明继之。陆王之学，亦称心学，均偏重存养。朱子则存养与格物穷理并重，始为内外交尽，心物并重，得儒家孔孟之正传。《中庸》所谓尊德性道问学，惟朱子为得其全。

　　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始为志学后最高理想之境界。至于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则全在对外应接格物穷理之阶段中。论其心，则仁。对事物，则智。仁智交尽，始达圣学之最高境界。至是则群而即己，天而即人，宇宙大自然即学即道，即是一己之生命，内外相互和合成为一体，亦可谓只是己之一心，而更不见有其他分别矣。

　　西方人为学重外不重内，重物不重心，乃无所谓存养工夫。宗教若有存养，然系灵魂直通上帝，与中国所重人与人相通之心亦不同。总之，西方之学过分注重外，而对人心失其道，则举世终不免于乱。故西方人所谓物理，则仅只为物理。其所谓心理，亦实只是物理。人群大道则只在法律中，而法律只在禁止人之某许活动，中国人之所谓道，则在引导人走向理想人生，为人生全体一大活动，一消极，一积极，其义又大不同。故可谓西方无道，无道则乱，亦其宜也。

(4)下

《近思录》卷四存养，凡七十条。兹亦随拈数例。明道曰：“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也。”今按：孔孟之道，乃从人心发出，故读其书，不啻将己心收回，重要在一约字上。如读《论语》首句“学而时习之”，能约束此心在学上习上，这始是己心之反复入身。喝咖啡，看电影，打球游水，种种活动，则是把此心放了，放在外面事物上去。今人谓是娱乐，连把身也放去了。外面事物变，自己身心亦不安不乐。孔子所谓学，乃学做人。打球游水，是人去做事，非做了这事才成人。学而时习，不亦悦乎。学是学为人，才始是此心之真乐。周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明道素喜打猎，闻濂溪言，遂不再喜打猎了。所乐何事四字，真值深研。更要者，则在明道引下学上达四字。所学只是在卑下处，所达始是崇高处。只要此心存在己身，自能从卑下处寻向崇高处。学打球打猎，则尽在打球打猎两事上，最多亦成一专家，更无崇高可言。但尽要在崇高处学，则又是放心，又差失了。伊川言：“心要在腔子里”，此即上引明道约此心使反复入身来之义。然须善加体会，心在腔子里，始知有己，孔子教人为己之学，即由此起。知有己，乃知有人，有父母兄弟夫妇。知有家，以至戚族邻里，而有国有天下。《大学》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即以己为本也。心放出去了，入自然界，则有西方之科学。入形上界，则有西方之哲学。乃至如西方之艺术文学，莫不见心之为用。然此心已不在腔子里。专以此心限在一身，则为个人主义。专以此心投入群体，则为集体主义。西方之学，实亦仍以心为主。伊川言心在腔子里，即孔子为己之学，与西方言个人主义与群体主义皆不同。中国亦有科学哲学艺术文学，并亦与西方不同，其要在此。道家释家亦莫不主心，惟其心亦都不在腔子里，皆离人本位。理学家亦有主屏扫万事，闭门静坐，谓要使心在腔子里，实则大误。程门立雪，则伊川亦静坐。二程亦有时教人静坐，但无事偶坐，与以坐为事又不同。此当从大本源处体会，非一语一义可尽。

伊川又言：“人心常要活，则周流无穷，而不滞于一隅。”今按：此语又与上引语相发。离了腔子，乃放，非活。拘在腔子里，又滞，非活。一内外，心始活。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即此心之活。故伊川又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今按：苟一意涵养，则此心又不免于滞矣。《近思录》乃以格物穷理为先，而存养次之，用意尤深远。朱子鹅湖会后，追和二陆诗，亦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把涵养新知放在商量旧学之后，商量旧学非即心不在腔子里，而称旧学新知，则即下学上达矣。学者宜深参。

人之生命主要在一心。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乃指新其心。《大学》明明德，乃指明其心。果使此心日新日明，至于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则始为心即理之境界。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此如千仞之木，生于一根，然一根不即是千仞。今日世界危乱不可终日，其病亦在心。此心离了腔子，四出寻觅，终何所得。象山诗：“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此亦有一番真理。惟能知以心为学，斯乃是易简工夫耳。故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有学乃始有养，不能只养而无学，此即朱陆之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