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法论的定义是什么？
六法论
中国古代美术品评作品的标准和重要美学原则。“六法”最早出现在南齐谢赫的著作《画品》中。六法论提出了一个初步完备的绘画理论体系框架——从表现对象的
内在精神、表达画家对客体的情感和评价，到用笔刻画对象的外形、结构和色彩，以及构图和摹写作品等，总之创作和流传各方面，都概括进去了。自六法论提出后，中国古代绘画进入了理论自觉的时期。后代画家始终把六法作为衡量绘画成败高下的标准。宋代美术史家郭若虚说：“六法精论，万古不移”（《图画见闻志》）从南朝到现代，六法被运用着、充实着、发展着，从而成为中国古代美术理论最具稳定性、最有涵括力的原则之一。
谢赫的六法论是怎样论述的，历代又是怎样理解与
发展的，这需要对原文进行必要的释义。谢赫原文和古
代的辗转传抄是不标点断句的，后人点句不同，六法的意思也就有了一些区别。但不论哪种点句法，所包涵的基本内容却是大体一致的。
对六法原文的标点断句，一般是“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这种标法主要是根据唐代美术理论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记述：“昔谢赫云：画有六法：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象形，四曰随类赋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移模写。”今人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论及这段文字，认为应作如下读法，方才符合谢赫原意与古文法：“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
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
气韵生动 “气韵生动”或“气韵,生动是也”,是指作品和作品中刻画的形象具有一种生动的气度韵致，显得富有生命力。气韵，原是魏、晋品藻人物的用词，如“风气韵度”、“风韵遒迈”等，指的是人物从姿态、表情中显示出的精神气质、情味和韵致。画论中出现类
似的概念，首先是用以衡量画中人物形象的，后来渐渐扩大到品评人物画之外的作品，乃至某一绘画形式因素，如说“气韵有发于墨者，有发于笔者”（张庚《浦山论画》）、“气关笔力,韵关墨彩”(黄宾虹《论画书简》)。
这已不是谢赫原意，而是后代艺术家、理论家根据自己
的体验、认识对气韵的具体运用和新的发展。气韵与传神在说明人物形象的精神特质这一根本点上是一致的，但传神一词在顾恺之乃至后人多指人物的面部尤其是眼睛所传达的内在情性，而气韵则更多的指人物的全体尤其姿致谈吐所传达的内在情性，或者说内在情性的外在化。在谢赫时代，气韵作为品评标准和创作标准，主要是看作品对客体的风度韵致描绘再现得如何，而后渐渐
涵容进更多主体表现的因素，气韵就指的是作为主客体融一的形象形式的总的内在特质了。能够表现出物我为一的生动的气韵，至今也是绘画和整个造型艺术的最高目标之一。
骨法用笔 “骨法用笔”或“骨法,用笔是也”,是说所谓骨法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笔法。“骨法”最早大约是相学的概念，后来成为人们观察人物身份和特征的语言,在汉、魏很流行。魏、晋的人物品藻,除了“风韵”
一类词外,常用的就是“骨”“风骨”一类评语。如“王右军目陈玄伯‘垒块有正骨’”、“羲之风骨清举也(《世
说新语》)。”“骨”字是一个比喻性的概念,“骨”“骨力”乃借助于比喻来说明人内在性格的刚直、果断及其外在表现等。文学评论上用“骨”字者，如刘勰《文心雕
龙·风骨》“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等，指的是通过语言与结构所表现的刚健有力之美。书论上用“骨”字，如“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笔阵图》)等， 指的是力量、笔力。绘画评论中出现“骨”始于顾恺之，如评《周本纪》：“重叠弥纶有骨法”；评《汉本纪》：“有天骨而少细美”等。这里的“骨法”、“天骨”诸
词，还和人物品藻、相学有较多的联系，指所画人物形象的骨相所体现出的身份气质。谢赫使用“骨法”则已转向骨力、力量美即用笔的艺术表现了。当时的绘画全以勾勒线条造型，对象的结构、体态、表情，只能靠线的准确性、力量感和变化来表出。因此他借用“骨法”来说明用笔的艺术性，包涵着笔力、力感（与书论“善笔力者多骨”相似）、结构表现等意思在内。这可以由“用笔骨梗”、“动笔新奇”、“笔迹困弱”、“笔迹超越”诸论述中看出。谢赫之后，骨法成为历代评画的重要标准，这是传统绘画所特有的材料工具和民族风格所必然产生的相应的美学原则，而它反过来又促进了绘画民族风格的完美发展。
应物象形 “应物象形”或“应物，象形是也”，是指画家的描绘要与所反映的对象形似。“应物”二字，早在战国时代就出现了，《庄子·知北游》：“其用心不劳，其应物无方”。《史记·太史公自序》：“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应物”在这里包涵着人对相应的客观事物所采取的应答、应和、应付和适应的态度。东晋僧肇说“法身无象，应物以形”，是说佛无具体形象，
但可以化作任何形象，化作任何相应的身躯。对于画家来说，应物就是刻画出对象的形态外观。这一点，早于谢赫的画家宗炳就以“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画山水序》）”加以说明了。在六法中，象形问题摆在第三位，
表明在南北朝时代，绘画美学对待形似、描绘对象的真实性很重视。但又把它置于气韵与骨法之后，这表明那时的艺术家已经相当深刻地把握了艺术与现实、外在表现与内在表现的关系。后代的论者有的贬低形似的意义，
有的抬高它的地位，那是后人不同的艺术观念在起作用，
在六法论始创时代，它的位置应当说是恰当的。
随类赋彩 “随类赋彩”或“随类，赋彩是也”，是说着色。赋通敷、授、布。赋彩即施色。随类，解作“随物”。《文心雕龙·物色》：“写气图貌，既随物
以宛转”。这里的“类”作“品类”即“物”讲。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随色象类，曲得其情”。随色象类，可以解作色彩与所画的物象相似。随类即随色象
类之意，因此同于赋彩。
经营位置 “经营位置”或“经营,位置是也”,是说绘画的构图。经营原意是营造、建筑，《诗·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经是度量、筹划,营是谋画。谢赫借来比喻画家作画之初的布置构图。“位置”作名词讲，指人或物所处的地位；作动词，指安排或布置。谢赫说毛惠远“位置经略，尤难比俦”，是安置的意思。唐代张彦远把“经营位置”连起来读，“位
置”就渐被理解为动宾结构中的名词了。他说“至于经营位置，则画之总要”，把安排构图看作绘画的提纲统领。位置须经之营之，或者说构图须费思安排，实际把
构图和运思、构思看作一体,这是深刻的见解。对此,历代画论都有许多精辟的论述。
传移模写 “传移模写”或“传移，模写是也”，指的是临摹作品。传，移也；或解为传授、流布、递送。模，法也；通摹、摹仿。写亦解作摹。《史记·始皇本纪》说：“秦每破诸侯，写仿其宫室”。
绘画上的传移流布,靠的是模写。谢赫亦称之为“传写”：“善于传写，不闲其思”——其实早在《汉书·师丹传》中就有了“传写”二字：“令吏民传写，流传四方。”把模写作绘画美学名词肯定下来，并作为“六法”之一，表明古人对这一技巧与事情的重视。顾恺之
就留下了《摹拓妙法》一文。模写的功能，一是可学习基本功，二是可作为流传作品的手段，谢赫并不将它等同于创作，因此放于六法之末。
古代画论中的“六法论”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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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条回答
vivi_sol
LV.7 推荐于 2016-10-05
要欣赏中国画，掌握了解中国古代品评绘画的基本原则——“六法”是很有必要的。
“六法”是南北朝时期生活在南齐时代的著名人物画家和美术理论家谢赫提出来的，谢赫擅长肖像画和仕女画，据载他训练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厚的默写功夫，但是，他在中国画史上的地位，主要还是取决于他在理论方面的贡献，他的著作《古画品录》，初步奠定了中国画理论的完整体系，提出了品画的艺术标准——“六法论”。
“六法论”有哪些内容呢？它包括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摸写六个方面：
气韵生动：气韵指什么呢？就是画面形象的精神气质，也就是以前东晋人物画家顾恺之称为的“神”。气韵生动就是指画面形象的精神气质生动活泼，活灵活现，鲜明突出。也就是“形神兼备”，中国画的要求，不仅要描绘出对象的外形，而且还要表现出它的精神。人物有精神，山水、花鸟也有精神。达到神似，就能气韵生动。许多画家认为，没有气韵的作品是不能称之为画的。当然，要表现出艺术形象的生动性、真实性，即气韵，也与其他五法分不开的。气韵生动也离不开构图立意、笔墨技法的，因此，它和其余五法是一个整体。其他五法同时也离不开气韵生动，否则，也就成为了缺乏灵魂的纯技术性的东西。
骨法用笔：骨法原来是指人物的外形特点，后来泛指一切描绘对象的轮廓。用笔，就是中国画特有的笔墨技法。骨法用笔总的来说，就是指怎样用笔墨技法恰当地把对象的形状和质感画出来。如果我们把气韵生动理解为“神”，那么也就可以简单地把骨法用笔理解为“形”了，囵此，气韵生动和骨法用笔又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形”的描写借助于笔墨写出来，而写形又不过是手段，其目的是表现“神”，这与顾恺之的“以形写神”的表现客体的法则是一致的。
应物象形：就是画家在描绘对象时，要顺应事物的本来面貌，用造型手段把它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描绘事物要有一定的客观事物作为依托，作为凭借，不能随意的主观臆造。也就是客观地反映事物，描绘对象。但是，作为艺术，也可以在尊重客观事物的前提下进行取舍、概括、想象和夸张。这可以说是指一种创作态度和方法。
随类赋彩：则是指色彩的应用了，指根据不同的描绘对象、时间、地点，施用不同的色彩。中国画运用色彩同西洋画是不同的，中国画喜欢用固有色，即物体本来的颜色，虽然也讲究一定的变化，但变化较小。
经营位置：则是指构图。经营是指构图的设计方法，是根据画面的需要，安排调匿形象，即通过所说的谋篇布局，来体现作品的整体效果。中国画也是历来重视构图的，它要讲究宾主、呼应、虚实、繁简、疏密、藏露、参差等种种关系。
传移摸写：就是指写生和临摹。对真人真物进行写生，对古代作品进行临摹，这是一种学习自然和继承传统的学习方法。
六法对于画家和绘画作品来说，是全面的最高的要求，一般都是很难完全达到的，各擅一节足矣。我们了解掌握六法，便于理解古人品评绘画的标准和着眼点，从而客观地对待祖国的美术遗产，以及在我们欣赏传统的中国绘画时，会从中获得某种启示。
谢赫“六法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有什么历史作用？
①“气韵生动”或“气韵，生动是也”，是指作品中刻画的形象或作品整体具有一种生动的气度韵致，富于生命的活力。原为衡量画中人物形象，后扩至其他题材作品，乃至某一绘画形式因素。 ②“骨法用笔”或“骨法，用笔是也”，其中“骨”为一比喻性概念，借指人内在性格的刚直、果断及所画人物的骨相所体现出的身份气质。谢赫的“骨法”也包涵了用笔所表现的骨力、力量美，它是传统绘画特有材料工具和民族风格所决定的美学原则。
③“应物象形”或“应物，象形是也”，指画家的描绘要与所反映的对象形似。将其置于气韵与骨法之后，表明南北朝时代对描绘对象真实性十分重视的同时又深刻地把握了艺术的外在表现与内在表现的关系 ，它的位置是很恰当的 。
④“随类赋彩”或“随类，赋彩是也”，是指着色，可以解释为色彩与所画之物象相似。
⑤“经营位置”或“经营，位置是也”。经营原意为营造、建筑、位置或指物象的地位或指安排配置的动作，因断句不同而使“位置”或为名词，或为动词，总之指构图和构思。
⑥“传移模写”或“传移，模写是也”，指临摹作品。传，移也，或解释为传授、流布、递送，模为摹仿。绘画上的传移流布，靠的是模写。模写的功能，一是可学习基本功，二是可作为流传作品的手段，由于它并不等同于创作，故谢赫将其放于六法之末。
六法论提出了一个初步完备的绘画理论体系框架──从表现对象的内在精神、表达画家对客体的情感和评价，到用笔刻画对象的外形、结构和色彩，以及构图和摹写作品等，总之创作和流传各方面，都概括进去了。自六法论提出后，中国古代绘画进入了理论自觉的时期。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洛神赋图、清明上河图、富春山居图、汉宫春晓图、百骏图、步辇图、唐宫仕女图、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千里江山图。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中国美术史的丰碑，华夏文明的巨著，是流动的历史、无声的乐章；承载着古老东方民族独特的艺术气质；用色彩记录了中华绵延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横亘万里的锦绣河山。
中文名
中国十大名画
外文名
Top 10 Chinese paintings
年代
中国东晋至清朝
主题
华夏文明
地位
中国美术史的丰碑
涵义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皆为历代不二至宝，高头巨帙，历经磨难流传有序。至清乾嘉时期，陆续收入内府，遂与世隔绝。随后历经战火纷繁，流散四海，如今皆为各大博物馆镇馆之宝被束之高阁。
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
共5张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都具有引首、题跋、历代名家题记、收藏玺印等浓厚文化痕迹，向世人展示中国艺术瑰宝的真正魅力。[1]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分别是：
东晋
顾恺之（真迹已佚现存四摹本）
《洛神赋图》
辽宁省博物馆，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北京故宫博物院（两件）
唐代
阎立本
《步辇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
唐代
张萱、周昉
《唐宫仕女图》
《挥扇仕女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
《虢国夫人游春图》辽宁省博物馆
《簪花仕女图》辽宁省博物馆
《宫乐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
《捣练图》 美国波士顿博物馆
唐代
韩滉
《五牛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
五代
顾闳中
《韩熙载夜宴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
北宋
王希孟
《千里江山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
北宋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
元代
黄公望
《富春山居图》
前段《剩山图》浙江博物馆
后段《无用师卷》台北故宫博物院
明代
仇英
《汉宫春晓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
清代
郎世宁
《百骏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
收起
十大名画
洛神赋图
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2]
《洛神赋图》，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珍品。绢本，设色，纵27.1厘米，横572.8厘米。
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
原《洛神赋图》卷，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绘制（宋摹），这幅画根据曹植著名的《洛神赋》而作，为顾恺之传世精品。这卷宋摹本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顾恺之艺术的若干特点，千载之下，亦可遥窥其笔墨神情。全卷分为三个部分，曲折细致而又层次分明地描绘着曹植与洛神真挚纯洁的爱情故事。人物安排疏密得宜，在不同的时空中自然地交替、重叠、交换，而在山川景物描绘上，无不展现一种空间美。
全画用笔细劲古朴，恰如“春蚕吐丝”。山川树石画法幼稚古朴，所谓“人大于山，水不容泛”，体现了早期山水画的特点。
此图卷无论从内容、艺术结构、人物造形、环境描绘和笔墨表现的形式来看，都不愧为中国古典绘画中的瑰宝之一。[3]
清明上河图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4]
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珍品。绢本设色，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是北宋画家张择端存世的仅见的一幅精品。
《清明上河图》画卷，北宋风俗画作品。传世名作、一级国宝。《清明上河图》是中国绘画史上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不但艺术水平高超，而且围绕着它还流传下来许多有趣的故事。 这幅画描绘的是汴京清明时节的繁荣景象，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通过这幅画，我们了解了北宋的城市面貌和当时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清明上河图》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5]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以精致的工笔记录了北宋末叶、徽宗时代首都汴京（今开封）郊区和城内汴河两岸的建筑和民生。该图描绘了清明时节，北宋京城汴梁以及汴河两岸的繁华景象和自然风光。作品以长卷形式，采 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将繁杂的景物纳入统一而富于变化的画面中，画中人物500多，衣着不同，神情各异，其间穿插各种活动，注重戏剧性，构图疏密有致，注重节奏感和韵律的变化，笔墨章法都很巧妙。全图分为三个段落。
首段，汴京郊野的春光：
在疏林薄雾中，掩映着几家茅舍、草桥、流水、老树、扁舟。两个脚夫赶着五匹驮炭的毛驴，向城市走来。一片柳林，枝头刚刚泛出嫩绿，使人感到虽是春寒料峭，却已大地回春。路上一顶轿子，内坐一位妇人。轿顶装饰着杨柳杂花，轿后跟随着骑马的、挑担的，从京郊踏青扫墓归来。环境和人物的描写，点出了清明时节的特定时间和风俗，为全画展开了序幕。
中段，繁忙的汴河码头：
汴河是北宋国家漕运枢纽，商业交通要道，从画面上可以看到人烟稠密，粮船云集，人们有在茶馆休息的，有在看相算命的，有在饭铺进餐的。还有"王家纸马店"，是扫墓卖祭品的，河里船只往来，首尾相接，或纤夫牵拉，或船夫摇橹，有的满载货物，逆流而上，有的靠岸停泊，正紧张地卸货。横跨汴河上的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木质拱桥，它结构精巧，形式优美。宛如飞虹，故名虹桥。有一只大船正待过桥。船夫们有用竹竿撑的；有用长竿钩住桥梁的；有用麻绳挽住船的；还有几人忙着放下桅杆，以便船只通过。邻船的人也在指指点点地象在大声吆喝着什么。船里船外都在为此船过桥而忙碌着。桥上的人，也伸头探脑地在为过船的紧张情景捏了一把汗。这里是名闻遐迩的虹桥码头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名副其实地是一个水陆交通的会合点。
后段，热闹的市区街道：
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两边的屋宇鳞次栉比，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等等。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等的专门经营，此外尚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大的商店门首还扎“彩楼欢门”，悬挂市招旗帜，招揽生意，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有做生意的商贾，有看街景的士绅，有骑马的官吏，有叫卖的小贩，有乘座轿子的大家眷属，有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有问路的外乡游客，有听说书的街巷小儿，有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弟，有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所不备。交通运载工具：有轿子、骆驼、牛马车、人力车，有太平车、平头车，形形色色，样样俱全。绘色绘形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总计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绘了五百五十多个各色人物，牛、马、骡、驴等牲畜五、六十匹，车、轿二十多辆，大小船只二十多艘。房屋、桥梁、城楼等也各有特色，体现了宋代建筑的特征。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一幅描写北宋汴京城一角的现实主义的风俗画，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水平。
富春山居图
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居图》，纵33厘米，横636.9厘米，纸本，水墨。始画于至正七年(1347)，于至正十年完成。该画于清代顺治年间曾遭火焚，断为两段，前半卷被另行装裱，重新定名为《剩山图》，现藏浙江省博物馆。被誉为浙江博物馆“镇馆之宝”。[6]
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
是元代画坛宗师、“元四家”之首黄公望晚年的杰作，也是中国古代水墨山水画的巅峰之笔，在中国传统山水画中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可谓空前绝后，历代莫及。
元至正七年（公元1348年），黄公望开始创作这卷山水画名作，历时多年方始告竣。它以长卷的形式，描绘了富春江两岸初秋的秀丽景色，峰峦叠翠，松石挺秀，云山烟树，沙汀村舍，布局疏密有致，变幻无穷，以清润的笔墨、简远的意境，把浩渺连绵的江南山水表现得淋漓尽致，达到了“山川浑厚，草木华滋”的境界。
这卷名画在此后的数百年间流传有绪，历尽沧桑。从画上题跋看。此画最初是为无用禅师所作。一百多年后的明成化年间，为著名画家沈周所得。至明万历年间，又归大书画家董其昌所有。但不久就转手为宜兴吴之矩所藏。吴又传给其子吴洪裕。吴洪裕特意在家中建富春轩藏之。吴洪裕爱此画若宝，临终之际，竟想仿唐太宗以《兰亭序》殉葬之例，嘱人将此画投入火中，焚以为殉。幸得其侄子吴子文眼明手快，以另一卷画易之，将《富春山居图》从火中抢出，才免遭“火殉”。但画的前段已烧去寸许，从此分为长短两段。
画的后段（长段）从吴家流散后，曾历多人收藏，于清乾隆十一年流入清宫。有意思的是，号称风雅的乾隆皇帝居然不识宝，认定它是赝品，而对另一卷他人临摹的《富春山居图》大加赏赞，又是题跋又是钤印。但也幸而如此，那卷真迹倒借此得以“全壁”，后在解放前夕运往台湾，归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画的前段（短段）名为“剩山图”，最后到了画家吴湖帆的手里。当时在浙博供职的沙孟海得此消息，心情颇不平静。他想，这件国宝在民间辗转流传，因受条件限制，保存不易，只有国家收藏，才是万全之策。于是数次去上海与吴湖帆商洽。晓以大义。吴得此名画，本无意转让。但沙先生并不灰心，仍不断往来沪杭之间，又请出钱镜塘、谢稚柳等名家从中周旋。吴湖帆被沙老的至诚之心感动，终于同意割爱。
汉宫春晓图
明·仇英《汉宫春晓图》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明·仇英《汉宫春晓图》
《汉宫春晓图》，中国重彩仕女第一长卷。绢本重彩，尺幅很大，37.2cm×2038.5cm，作为装饰性绘画来说属于巨制。汉宫春晓是中国人物画的传统题材，主要描绘宫中缤妃生活。[7]
仇英（仇，音Qiú），字实父，一作实甫、号十洲，太仓（今江苏太仓）人，移家吴县（今江苏苏州）。约生于明弘治十一年左右（1498年），卒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年（1552年）。存世画迹有《玉洞仙源图》、《桃村草堂图》、《剑阁图》、《松溪论画图》等。
仇英是明代有代表性的画家之一，与沈周，文征明和唐寅被后世并称为“明四家” ，亦称“天门四杰”。沈、文、唐三家，不仅以画取胜，且佐以诗句题跋，就画格而言，唐，仇相接近，仇英在他的画上，一般只题名款。仇英在绘画上以“重彩仕女”著称于世，《汉宫春晓图》是仇英重彩仕女画的杰出代表。此图勾勒秀劲而设色妍雅，画家借皇家园林殿宇之盛，以极其华丽的笔墨表现出宫中嫔妃的日常生活，极勾描渲敷之能事。不仅是仇英平生得意之作，在中国重彩仕女画中也独树一帜，独领风骚。
仇英擅人物画，尤工仕女，重视对历史题材的刻画和描绘,吸收南宋马和之及元人技法，笔力刚健，特擅临摹，粉图黄纸，落笔乱真。至于发翠豪金，综丹缕素，精丽绝逸，无愧古人，尤善于用粗细不同的笔法表现不同的对象，或圆转流畅，或顿挫劲利，既长设色，又善白描。人物造型准确，概括力强，形象秀美，线条流畅，有别于时流的板刻习气，直趋宋人室，对后来的尤求、禹之鼎以及清宫仕女画都有很大影响，成为时代仕女美的典范,后人评其工笔仕女，刻画细腻，神采飞动， 精丽艳逸,为明代之杰出者。杰出作品有《人物故事图》、《汉宫春晓图》卷、《供职图》等。
百骏图
清·郎世宁《百骏图》
《百骏图》，该稿本为纸质，纵102厘米、横813厘米。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清·郎世宁《百骏图》
意大利人郎世宁1715年他以传教士的身份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就被重视西洋技艺的康熙皇帝召入宫中，从此开始了长达五十多年的宫廷画家生涯。在绘画创作中，郎世宁融中西技法于一体，形成精细逼真的效果，创造出了新的画风，因而深受康熙、雍正、乾隆器重。《百骏图》是他的代表作之一。[8]
清代是中国宫廷绘画的顶峰，来自意大利的传奇画家郎世宁，则是清代宫廷绘画领袖，正是在他中西合璧绘画技法的影响下，才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清代宫廷画风。郎氏善画马，《百骏图》是其平生百余幅马作品中的杰作。此图描绘了姿态各异的骏马百匹放牧游息的场面。全卷色彩浓丽，构图复杂，风格独特，别具意趣。
郎世宁，1688年生，1766年逝世，意大利米兰人。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年轻时在欧洲学习绘画，曾为教堂绘制圣像。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作为天主教耶稣会的修道士来中国传教，到京后约于雍正元年（1723）进入如意馆，成为宫廷画家。他很好地融合了中西绘画技法，既讲究西方绘画中的立体效果，注意透视和明暗，重视写实和结构准确的合理性。由于他能画并精通建筑学，曾参与增修圆明园建筑工事。擅画肖像、走兽、花果、翎毛尤善画马。所作大多以西画法入绢纸，略参中法，以写实为工，专注形似。他将欧洲的绘画品种和方法传授给中国的宫廷画家，为中西文化艺术的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颇得皇家青睐。去世后葬于北京阜成门外。存世作品有《聚瑞图》、《嵩献英芝图》、《百骏图》、《弘历及后妃像》、《平定西域战图》等。
步辇图
唐·阎立本《步辇图》[9]
《步辇图》，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珍品。绢本，设色，纵38.5厘米，横129.6厘米，为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所绘，线条流利纯熟，富有表现力，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作品。[10]
唐·阎立本《步辇图》
《步辇图》是以贞观十五年（641年）吐蕃首领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的历史事件为题材，描绘唐太宗接见来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使臣禄东赞的情景。
图卷右半是在宫女簇拥下坐在步辇中的唐太宗，左侧三人前为典礼官，中为禄东赞，后为通译者。在唐太宗的形象是全图焦点。作者煞费苦心地加以生动细致的刻画，画中的唐太宗面目俊朗， 目光深邃，神情庄重，充分展露出盛唐一代明君的风范与威仪。作者为了更好地突现出太宗的至尊风度，巧妙地运用对比手法进行衬托表现。一是以宫女们的娇小、稚嫩，以她们或执扇或抬辇、或侧或正、或趋或行的体态来映衬唐太宗的壮硕、深沉与凝定，是为反衬；二是以禄东赞的诚挚谦恭、持重有礼来衬托唐太宗的端肃平和、蔼然可亲之态，是为正衬。该图不设背景，结构上自右向左，由紧密而渐趋疏朗、重点突出，节奏鲜明。
从绘画艺术角度看，作者的表现技巧已相当纯熟。衣纹器物的勾勒墨线圆转流畅中时带坚韧，畅而不滑，顿而不滞；主要人物的神情举止栩栩如生，写照之间更能曲传神韵；图像局部配以晕染，如人物所著靴筒的折皱等处，显得极具立体感；全卷设色浓重淳净，大面积红绿色块交错安排，富于韵律感和鲜明的视觉效果。此图一说为宋摹本，但摹绘较精，仍不失原作之真。幅上有宋初章友直小篆书有关故事，还录有唐李道志、李德裕“重装背”时题记两行。
唐宫仕女图
唐·张萱、周昉《唐宫仕女图》
《唐宫仕女图》，唐代作为封建社会最为辉煌的时代，也是仕女画的繁荣兴盛阶段。中国古代仕女众生像，“倾国倾城貌，多愁多病身”，唐代仕女画以其端庄华丽，雍容典雅著称，《唐宫仕女图》展示着“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唐代美女众生像。 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莫过于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和周昉的《簪花仕女图》、《挥扇仕女图》以及晚唐的《宫乐图》。它们所表现的贵族妇女生活情调，成为唐代仕女画的主要艺术特征。[11]
唐·张萱、周昉《唐宫仕女图》
张萱、周昉是唐代最具盛名的仕女画大家，驰誉丹青。张萱在盛唐时画贵族人物最负时誉，不仅能够表现上层社会妇女的姿容情态，而且善于巧妙地刻画出“金井梧桐叶落黄”这种宫女被冷落的凄凉情调。周昉出身显贵，多画宫廷妇女，其风格为优游闲逸，容貌丰肥，衣榴劲简，色彩柔丽，独树一帜。
五牛图
唐·韩滉《五牛图》[12]
《五牛图》，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珍品。麻纸本，纵20.8厘米，横139.8厘米，无款印。作者是唐代著名的宰相韩滉。[13]
韩滉（723―787），字太冲，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少师休之子。那时，韩干以画马著称，韩滉以画牛著称，后人称为“牛马二韩”。这幅《五牛图》，是韩滉最为传神的一幅。5头健硕的老黄牛，在这位当朝宰相笔下被“人格化”了，传达出注重实际、任劳任怨的精神信息。
唐·韩滉《五牛图》
它问世后，收藏者包括赵构、赵伯昂、赵孟頫、乾隆等著名人物。在明代，它几易其主。清兵入关后一度下落不明，直到乾隆年间，才从民间收集到宫中珍藏。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紫禁城，《五牛图》被劫出国外，从此杳无音讯。上个世纪50年代，它被一位寓居香港的爱国人士发现。
1950年初，周恩来总理收到这位爱国人士的来信，信中说，唐代韩滉的《五牛图》要在香港露面，画的主人要价10万港币，自己无力购买，希望中央政府出资尽快收回国宝。周总理立即给文化部下达指示，鉴定真伪，不惜一切代价购回，并指示派可靠人员专门护送，确保文物安全。文化部接到指示后，立即组织专家赴港，鉴定《五牛图》确系真迹，经过多次交涉，最终以6万港元成交。
《五牛图》回到故宫时，画面洞孔累累，残破不堪。故官博物院组织专家，用了几年时间，才将它修复完好。让今人有幸看到这幅《五牛图》，其用笔之细，描写之传神，牛态之可掬，几可呼之欲出。它的珍贵还在于，中国古代留存今世的多为花鸟人物，以牛入画，且如此生动者，《五牛图》堪称孤品。
韩熙载夜宴图
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14]
《韩熙载夜宴图》，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珍品。绢本纵28.7厘米，横335厘米。是五代大画家顾闳中所作，以连环长卷的方式描摹了南唐巨宦韩熙载家开宴行乐的场景。用笔细润圆劲，设色浓丽，人物形象清俊、娟秀，栩栩如生而名闻中外。是今存五代时期人物画中最杰出的代表作。[15]
《韩熙载夜宴图》全长三米，共分五段，每一段画面以屏风相隔。第一段描绘韩熙载在宴会进行中与宾客们听歌女弹琵琶的情景，生动地表现了韩熙载和他的宾客们全神贯注侧耳倾听的神态。第二段描绘韩熙载亲自为舞女击鼓，所有的宾客都以赞赏的神色注视着韩熙载击鼓的动作，似乎都陶醉在美妙的鼓声中。第三段描绘宴会进行中间的休息场面，韩熙载坐在床边，一面洗手，一面和几个女子谈话。第四段是描绘韩熙载坐听管乐的场面。韩熙载盘膝坐在椅子上，好像在跟一个女子说话，另有五个女子做吹奏的准备，她们虽然坐在一排，但各有各的动作，毫不呆板。第五段是描绘韩熙载的众宾客与歌女们谈话的情景。
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
这幅画卷不仅仅是一幅描写私人生活的图画，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那个特定时代的风情。由于作者的细微观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把韩熙载生活的情景描绘得淋漓尽致，画面里的所有人物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在这幅巨作中，画有四十多个神态各异的人物，蒙太奇一样地重复出现，各个性格突出，神情描绘自然。《韩熙载夜宴图》从一个生活的侧面，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的生活场面。画家用惊人的观察力，和对主人公命运与思想的深刻理解，创作出的这幅精彩作品值得我们永久回味。
此画卷据传系宫廷画家顾闳中奉后主李煜之命而画，此画卷中的主要人物韩熙载是五代时北海人，字叔言，后唐同光年进士，文章书画，名震一时。其父亲因事被诛，韩熙载逃奔江南，投顺南唐。初深受南唐中主李璟的宠信，后主李煜继位后，当时北方的后周威胁着南唐的安全，李煜一方面向北周屈辱求和，一方面又对北方来的官员百般猜疑、陷害，整个南唐统治集团内斗争激化，朝不保夕。在这种环境之中，官居高职的韩熙载为了保护自己，故意装扮成生活上腐败，醉生梦死的糊涂人，好让李后主不要怀疑他是有政治野心的人以求自保。但李煜仍对他不放心，就派画院的“待诏”顾闳中和周文矩到他家里去，暗地窥探韩熙载的活动，命令他们把所看到的一切如实地画下来交给他看。大智若愚的韩熙载当然明白他们的来意，韩熙载故意将一种不问时事，沉湎歌舞，醉生梦死的形态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表演。顾闳中凭借着他那敏捷的洞察力和惊人的记忆力，把韩熙载在家中的夜宴过程默记在心，回去后即刻挥笔作画，李煜看了此画后，暂时放过了韩熙载等人，一幅传世精品却因此而流传下来。
千里江山图
北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16]
《千里江山图》，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珍品。绢本，设色，纵51.5厘米，横1191.5厘米， 为中国北宋青绿山水画作品。作者王希孟。王希孟18岁为北宋画院学生，后召入禁中文书库，曾得到宋徽宗赵佶的亲自传授，半年后即创作了《千里江山图》。惜年寿不永，20馀岁即去世，是一位天才而又不幸早亡的优秀青年画家。[17]
北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
画中描写岗峦起伏的群山和烟波浩淼的江湖。依山临水，布置以渔村野市，水榭亭台，茅庵草舍，水磨长桥，并穿插捕鱼、驶船、行路、赶脚、游玩等人物活动。形像精细，刻画入微，人物虽细小如豆，而意态栩栩如生，飞鸟虽轻轻一点，却具翱翔之势。山石皴法以披麻与斧劈相结合，综合了南、北两派的特长。设色继承了唐以来的青绿画法，于单纯统一的蓝绿色调中求变化。用赭色为衬托，使石青，石绿颜色在对比中更加鲜亮夺目。整个画面雄浑壮阔，气势磅礴，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将自然山水，描绘得如锦似绣，分外秀丽壮美，是一幅既写实又富理想的山水画作品，是中国传统山水画中少见的巨制。卷后有当时蔡京的题跋，证明此画是真迹无疑。
《千里江山图》画卷表现了绵亘山势，幽岩深谷，高峰平坡，流溪飞泉，水村野市，渔船游艇，桥梁水车，茅蓬楼阁，以及捕鱼、游赏、行旅、呼渡等人物的活动。全面继承了隋唐以来青绿山水的表现手法，突出石青石绿的厚重，苍翠效果，使画面爽朗富丽。水、天、树、石间，用掺粉加赭的色泽渲染。用勾勒画轮廓，也间以没骨法画树干，用皴点画山坡，丰富了青绿山水的表现力。人物活动栩栩如生。充满了作者对美好生活境界的向往。[17]
《千里江山图》绢本大手卷，青绿设色。画面上江水浩荡，浩渺天际，应是南方水色；而群山起伏，略少平原，危峰高耸，岩断崖，却是北方山景。构图上充分运用“平远”、“高远”、“深远”的结合，展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崇山峻岭，岗阜幽壑，飞瀑激流，树丛竹林以及人类的创造：亭台水榭，寺观庄院，舟楫亭桥，村落水碾等等，以及难以计数、各行其是的众人，是那么的繁复而又融洽。全图刻画工细，水面满勾峰头纹，无一笔懈怠。众物皆合比例、透视，布置合理。而山石则以大青绿设色，也就是在勾、皴后，先以赭石铺底，然后上石青石绿，层层叠加。石青石绿是矿物颜料，本来覆盖性就很强，经层层叠加，质感凝重，与整幅画的墨青、墨绿基调浑然一体，鲜艳而不媚俗。虽然不似金碧山水那样勾金线，却依然感觉满幅富丽堂皇，这也就是此图较之前唐的青绿山水更趋成熟之处。
名画《富春山居图》传奇
2011年5月11日，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富春山居图·剩山图》启程离开杭州，这是传世名画第一次离开大陆。启程仪式于当日下午两点正式开始，杭报在线将现场滚动直播。在进行简单的装箱仪式后，它将被装入特制的文物箱，移交给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并被送往北京。出于安全考虑，它何时抵京，藏身于何处等细节，则将被严格保密。6月1日，《富春山居图》将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合璧展出。
画是如此，人何以堪
《富春山居图》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出自元代四大家之首的黄公望，300多年前被烧成两卷。前段“剩山图”存于浙江博物馆，后段“无用师卷”1948年底被运到台湾后，一直馆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而《剩山图》作为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留在了杭州。
2010年3月在全国“两会”中外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谈起《富春山居图》时表示，希望两幅画能合成一整幅，并用“画是如此，人何以堪”来暗喻两岸的分合。
在两岸共同推动下，2011年1月16日两岸签署备忘录，浙江省博物馆同意向台北故宫博物院出借《富春山居图》剩山图卷，《富春山居图》于2011年6月1日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上合璧展出，几代人为之努力付出的夙愿即将成真。
专人保管专人押运
为了让《剩山图》安全抵达台湾，浙江省博物馆为《剩山图》专门定做了运输箱，尺寸大小完全量身定做，为了保证运输安全，箱子上加装保险锁，在《剩山图》装入后，还要加装一个安全锁，贴上封条，由专人保管专人押运。并且，离开杭州后，它何时抵京，藏身于何处等细节，则被严格保密。
根据惯例，浙江省博物馆出借《剩山图》还进行了投保，估价500亿元人民币，并将以15亿元投保，保险费用将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支付。由于是赴台湾的兄弟博物馆展出，为了两岸的互信与团结，调低投保价格至15亿元人民币。“这是无价之宝”， 浙江省文化厅厅长杨建新认为投保15亿元并不代表《剩山图》本身的价值，《剩山图》估价在500亿元人民币以上，它的价值则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浙江省博物馆对《剩山图》的展出提出了极高的条件：要求展柜的温度控制在20℃至24℃之间，湿度要在58度至63度之间，照度50LUX(照明度的国际单位)。而且运输途中，也要保证“恒温恒湿”。
对于合璧展出，浙江博物馆馆长陈浩表示，长约0.5米的《剩山图》和长约6米的《无用师卷》两张作品，将在台北故宫现有的一个长达十几米的恒温恒湿大通柜中联合展出。大通柜中将有高度适宜的斜面展台摆放作品，方便观众参观。展出的形式，和浙江博物馆武林馆区书画展厅差不多。
在台北的展览一直持续到2011年的9月25日为止。
骨肉分离358年
《富春山居图》的老家在富阳。元代画家黄公望79岁时，开始创作《富春山居图》，终日奔波于富春江两岸，身带纸笔，遇到好景，随时写生。82岁时，画作问世。
1650年，《富春山居图》到了江苏宜兴人吴洪裕手中，视画如命的他临终前决定，让画陪伴自己而去。侄儿吴静庵将画作从大火中救了出来：开头的一部分被烧毁，剩下部分成了两段。两年后，两部分被分别装裱，从此骨肉分离35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