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2年前的今天，一艘载着数十名中国儿童的船，驶向太平洋的风涛中。三万二千里之外，一个陌生的国度正等待着他们。航程还未过半，他们已能娴熟地使用刀叉，爱上了面包和牛奶——这是他们父辈无从理解和想象的饮食习惯。九年后，清廷将他们全部召回。没有一个人愿意回来。回国一年后，还有人给美国的家庭写信，表达国内的种种不如意。

十多年前，我不能理解这个故事，觉得那些幼童缺乏民族意识，不够热爱家乡。但今天，有人问我想不想回老家工作，我毫不犹豫地说不想。我问过一个朋友，他说，宁愿在北京端盘子，都不愿意回老家当公务员[微博]。假如我回到老家，不仅是我的失败，也是老家的失败，——你看，老家培养出来的人，在外边混不下去了。

首先，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回到老家，你就失业了。我有个高中同学，在伯克利做博士后，硅谷有很多他适合的岗位，如果回到我们县，只能去当网管。而且还当不好，因为他管不住那些喝了酒在网吧撒尿的小混混。还有个同学在深圳大学任教，如果他回老家，只能当物理教师。我要回老家，只有失业，因为我们老家没有媒体。那里最牛逼的媒体团队就是广场舞大妈，她们收罗全县的小道消息，传遍整个城区。

在我们县，一个人没法上街吃饭，因为找不到一家不把辣和油放到爆棚的馆子，找不到一家桌面洁净的餐馆。连肯德基、麦当劳都没有。要说穿，整个县城都买不到一件合意的衣服。就算大厦里死贵死贵的衣服，也洋溢着山寨气息，能让王家卫穿出王宝强的效果。走在街上，当外边世界流行的《小苹果》退潮之后很久，老家的步行街飘出的歌还是“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

很多馆子没有洗手间。只有脸盆，毛巾，香皂。客人来洗手，盆里是前一个客人用过的水，泛着灰白的泡沫。但往来的人很少会介意这些。作为一个从小在这里长大的人，我自然也不会大惊小怪，手在浑水盆里搅两把，抄起劣质筷子，轰走咸菜盆上嗡嗡成团的苍蝇，夹一筷子放到自己碗里。回到家，蹲在马桶上拉肚子的时候，我明白自己已不再适应这种自小就习惯的生活环境了。

不要误会。对老家，我没有贬抑的意思。我只是如实承认，不再适应这样的环境。我不习惯走在大街上想丢个矿泉水瓶都找不到一个垃圾桶，逛遍全城找不到一间公共厕所。而十多年前的我，对这样的环境异常亲切。在外地见到脏乱差的地方，甚至会萌生一种“跟我老家差不多”的亲近感。但是，当你的生活习惯逐渐被你所生活的世界濡染、改变之后，就会发现，老家的不适远远多过了亲近。

老家有人娶了外地媳妇，带着孩子回家，婆婆喂小孩吃饭，先把汤喝到嘴里，尝尝温度合适，咸淡适中，再吐到勺里喂给孩子。孩子妈实在不能接受这样“不卫生”的习惯。但孩子奶奶说，她的四个孩子都是这么喂大的。1980年代，大陆同胞可以到台湾探亲了，有个家族有人1948年去了台湾，一个族的亲戚合在一块商量，人人都想去，后来亲戚凑钱，派了两个代表去了。代表回来很失望，说台湾的亲戚一点都不热情，嫌老家的人不卫生，没教养。

其实，这不是教养问题，而是环境问题。我回到老家，照样当街丢垃圾；和别人吃饭，照样大家用同一支酒杯喝酒，——所有人都这样，喝到酒底，还得用嘴对着酒盅“嗞儿”一下，以喝得滴酒不剩。如果你提出不用公杯，换上自己的杯子，别人面上不会说任何话，但全桌都会笼罩一层尴尬的气氛，因为你分明是在嫌弃亲戚们不讲卫生。

这种生活的根本，是因为粗糙。由于物质的匮乏，来不及去留意很多生活的细节。就算是土豪暴发户，在生活上也很粗犷。《舌尖上的中国》讲了好多穷乡僻壤间的美食。但真相是，穷乡僻壤之间，不可能有美食，只可能有天然的好食材。因为没有人有精力把吃捣鼓精细。不仅吃，在任何方面都是这样。没有足够细的分工，就不可能在文明程度上走得更远。

有个四川的姑娘，很早之前是李志的粉丝，那时候李志一点名气都没有。她在成都很难淘到李志的唱片。后来她到了北京，第一次逛唱片店，就碰见了和她一样喜欢李志，并对音乐有共同理解的人。

高手不可能存在于民间。在情感上，在传说里，存在。在逻辑上，在现实中，没有。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且不说搞理工科的人要有好的仪器设备来支持你完成实验，就算你搞历史，在老家，去哪里看敦煌文献、出土碑刻和善本古籍？除非你要做个诗人。但小县城最不缺的就是诗人。你找来他们的诗看，如果不是曾经外出游历过的，往往诗格卑下，俗气逼人。

这种问题，根源在于不够开放，不够包容，从而滋生出狭隘、自大、固步自封的心理。对待故乡，最好的回报就像孔子所说的“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一个人不应该躲在家乡为家乡辩护，说家乡有各种好。而应该行于四方，知事理、识大体，让外界的人通过你看到你家乡出来的人，是这样的面貌。他们会把这种赞誉归于家乡对你的教化，家乡也会以你为标杆来激励后辈，这是很大的荣耀，远远大过“宗族称孝，乡党称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