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像一个赤脚的孩子跑过大雨中的田埂，回忆的脚印被时间之雨侵蚀，失去了它们最初的形状。想在多年之后顺着来时的路准确地找到那片田野，透过雨中聒噪的蛙鸣，唤回那颗顽劣的童心，多半都只是徒劳。——这样的觉悟把我带到此地。晚秋的日落，一派薄暮之景，它使我陡然意识到：过去三年的回忆已然离我而去了。
我依稀能看到翡翠街的那座红砖房，狭小的阳台下，夏末的葡萄藤在左邻右舍的院子里呈现出喜人的绿色。我才毕业不久，攒了半年的工资租下那里，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以及我的第一个家。公司就在离家步行十分钟的地方，穿过栽着枫树、红栎、鹅掌楸、三角叶杨的夹道，向右转就能看见红绿灯，大楼就在对街红绿灯后面的不远处。如果偶尔起晚了，快步跑过去也只需七分钟左右，这样的事虽不多，却也是难免的。
跑起来的时候，整条街也就热闹了。先是原本就不太平坦的路面，在高度眼镜的作用下好像波浪一样浮动起来；接着，清晨的泥土味、草腥味、人家前院里的郁金香以及路边鹅掌楸的黄色花苞的香味一齐在空气里搅动；经过路口的时候，一辆黑色小轿车闪着指示灯停了下来；迎面走来的路人牵着狗，吹着口哨向你问好……
而那时的我只觉得路太长。轻微的哮喘和早晨的风使肺部血管紧缩，十分疼痛。我默默许下心愿，下班后一定要不紧不慢地走这段路。但偶尔也会事与愿违。九月的天阴晴不定，有那么几次，我在下班时发现外面大雨倾盆，我等了又等，见雨势并不退却，便硬着头皮扎入雨帘中去。
翡翠街的雨声十分喧闹，石板路上的雨花能蹦到人膝上来。我的镜片模糊不清，眼睛被雨水逼得睁不开，冥冥中只觉得道路两旁葱绿的树木被风摇撼得厉害，高压电线在头顶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
来到屋前，室友给我开了门。她正清扫玄关口，为了通风，把大木门敞开，只虚掩着最外面的玻璃门。我把湿透的外衣扔进洗衣篮里，抱了件干净的睡裙，就往楼上的浴室跑去。路过玄关的时候，房东太太从地下室推门而出，皱着眉瞥了我一眼，意思是“你的脚步太重了”。
矮小的独立房里只有我、室友和房东太太三个女人，分别住在不同的楼层。即便是大家都在的周末，屋子里也静得怕人。天色暗下来时，没有人去开走廊里的灯，紧掩的房门和高高的楼梯扶手好像沉默的历史遗迹一样严峻地立在黑暗里。如此一来，能与屋子里其他人碰面的机会就只剩下做饭的时候了。
屋里的每个人都善烹饪，只有我做得不好。室友是北方人，常常自己和面做葱油饼，夹上炒好的肉末，第二天带去公司当作午餐。每周五晚上，她都窝在厨房里熬鲜浓的猪蹄玉米汤。我闻到香味，也嚷着要做，她便认真地把材料写在纸上让我去买。
房东太太不大喜欢跟我们凑在厨房里，只在我们做菜的时候进来看看，提点着把水池里的残渣清理干净，东西放归原位，等等。有一次，因为冰箱的温度调得太低，我放在冷藏柜里的两个鸡蛋结了冻。我把蛋盛在碗里，拿去厨房化冻时被房东太太撞见了，她当即大笑起来，说我想是在家被惯坏了，居然会把鸡蛋放进冻柜。我没向她解释，笑着说：“的确被惯坏了呢！”心里意识到，真是应该好好学习烹饪了。
我学烹饪的过程即是我与第一任男友从交往到分开的过程。那时，他正处于事业低谷期，我将他收留在家，以便悉心照看。由于长期加班，男友的睡眠习惯十分混乱。他常常半夜惊醒，再也无法入睡；有时连续两天，才好容易有了五小时睡眠。白日里，我总担心他心衰或过劳死；到了夜间，见他一动不动地呆坐在床沿，我问：“想做点什么？”他只会说：“饿。”
我们因此常在半夜开小灶。一开始，伙食很简单，我烹煮，他调酱。我们在阳台口的蓝色茶几前坐下，就着从公司休息室里拿回来的啤酒，分享一碟越南火腿、辣椒炒蛋、或芝麻肉松薄饼。敞开的纱窗门外传来断断续续的蝉声，仿佛柔韧的丝一缕一缕地、凉凉地落在了心上，我第一次有了想和某人共度一生的愿景。
随着钱夹鼓胀起来，我们的伙食也愈渐丰富。后来，窄小的茶几已经摆不下满桌佳肴了，于是，男友决定搬走。他租了我们隔壁的一栋房子，东西全都搬了过去。入住的那天，我去他家帮忙贴了墙纸，选了几张他拍的照片用草绳挂在书桌上方，在藤椅上铺好布垫，把前屋主留下的彩色鹦鹉画像移到了壁炉架上……离开后，他便失去了联络。
我依然能在自家阳台上看见他忙里忙外的身影、雪地里他的脚印、车灯在枯树干上扫过的光景。他门前的垃圾桶满了又空，但我几乎听不到他的消息。二月的一天夜里，我下班回家时天空飘起了大雪。在门口翻查信箱时，我听见有人从身后唤我。我回过头，看见男友一手提着一箱酒走了过来。
“过来一起吃个饭。”他说。
我告诉他，我再也不想跟他吃饭了。他听了却笑起来，一手接过另一手的酒箱，连哄带拉地把我带回了家。
我们还像之前那样一起做了羹汤——简易的湘菜排骨汤。饭桌上，他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威士忌，直到两颊绯红，目光涣散。他开始抱怨生活的种种不如意：同事的挤兑，家庭的不和，朋友的丧失；人际关系的盘根错节，世事的不公，屡遭挫败的初心……他的声音在此起彼伏的背景爵士乐的挑逗下变得越来越高昂，最后，他终于带着哭腔冲我怒吼起来。
“为什么你总是不明白！跟你说这么多都白说了么！”
他突然把小酒杯狠狠摔碎在地，握紧拳头反复敲击桌面，筷子和汤勺滚下了桌，在瓷砖地上发出凄厉的声响。我从未见他如此，惊魂未定之际裹紧外衣，低着头缩进藤椅的角落。他站起来将我一把拽起，拑着我的胳膊就往卧室里拖。我任凭如何踢打也无法挣脱，唯有用狠话骂他，如此拉扯了几分钟，他突然把我朝门口用力一推，喝道：“滚！”我夺门而出。
我原以为这回我们算是完了，谁想第二天，男友就来登门道歉。他捧着一个用报纸裹好的罐子出现在我门口，笑嘻嘻地解释，上次喝醉了，又因缺乏睡眠而脾气不好，并非出自本意。我没抬眼看他，连门闩都没拔下来。
“这是我们一起调过的菜酱，我依样又做了些，拿来给你。”
他拨开包着罐子的报纸，递到我跟前。
我这才发现，他裸露的双手冻得通红，脸部的轮廓十分突兀，眼睛也比从前陷得更深了。
他见我直勾勾地盯着他，又低头小声说，我走后他心里十分难受，酒醒之后失眠得更厉害了。我于是解开门闩。
如此，我们又好了近一个月。
到了三月末，春天还没有来。屋前的积雪堆得很厚，撒了盐的路面现出一块块的白色污渍。男友应公司要求连续加班十六个小时，于是托我替他打理几天家务。我清晨上班前会先去帮他整理前一天晚上留下的垃圾，下班的时候再把带来的饭放在餐桌上。
有一天下午，我在他家做腌菜，忽然听见外面门开了，探头一看，只见男友醉醺醺地倒在了沙发上。不一会儿，他跌跌撞撞地走进厨房，对我点点头，沿着台面东张西望地来回走动。他在我身后打开碗橱，然后说：“这个原本是放在这儿的吗？”
我在那语气里体察到一丝不悦，回过头，见他手里拿着一个带盖的塑料盒背对着我站在敞开的碗橱前。然而，我怎么也想不起这个塑料盒来，我甚至觉得我没有见过它。
“我在问你，这个是不是应该放在这儿的。”他重复了一遍，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墙。
“不记得了，早晨厨房太乱，可能——”
“你还要我说多少遍！”
他突然抡起塑料盒冲我砸过来，我两眼一闭，盒子从右脸颊旁飞了过去，打在身后的墙上。我不知道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想理论，想告诉他，如果我的做法有问题，他应该对我说清楚。但我连动都不敢动，双眼紧紧地闭着，我屏住呼吸，听着他气冲冲地离开厨房。门砰地关上，屋里静极了。
我俯身捡起地上散落的菜叶、餐具和塑料盒，估摸着是时候离开了。而当我走到厨房门前，却听见他在另一端用力扭动门把手的声音。
“开门！”他在门上狠狠踢了一脚。
我小声说，门并没有锁。他大声诅咒了一句，随即让我站远一点。我照做了，他用力把门踹开，大步朝我走来。我下意识地向后退去，警惕地盯着他被愤怒扭曲的脸，我以为他会直冲向我，可他在门口不远处停住了。
“如果怕我，你就走！”他说。
我不知如何是好，头脑被恐惧挤压得一片空白。我低着头，沿着墙根挪向大门，我不敢回头看他，也不敢快步离去，仿佛置身一片风沙，判断已完全失灵。
就在我准备拉开大门时，他从身后冲了上来，一把将门锁好，揪起我的衣领拖进卧室。
（二）
好像绑着石头落入水中的人，在看着陆地逐渐消失，阳光成为久远的记忆时，突然意识到她所熟悉的时间已不复存在，幻想亦不复存在，只有沉重的石头在将她拽入一个陌生的现实——我亦是这样地来不及思考。与男友交往的两年里，我们的矛盾愈演愈烈。溺水的幻觉始终裹挟着我，直到我完全丧失反抗的能力。我坚信，仅凭我一己之力是不可能离开这段关系了。
我没有足够的骨气搬离翡翠街。
次年春天，我与父母过节时发生了争执。他们说我变得极不合群，我心里一急便将事情原委都道了出来。父母仿佛受了很大的打击，再也无法正视我。母亲不敢相信自己的女儿失节，反复责备自己家教不善；父亲则愤怒地说不出话来。
“往我们头上泼脏水……”
“……还把外面的麻烦带进家里。”
我失望地摔门离去，告诉他们我没什么要紧的。
坐在车上，我看见路边的高柳抽出了淡黄色的芽儿；残雪中，嫩草探出小小的叶梢。城中的春色显得异常渺远，连过路的行人和车辆、对街的店铺和工厂也好像变得小小的、淡淡的，并与我渐行渐远了。在这段时间里，泪水一直陪伴着我，我与它醒又与它睡，我无法构想除此之外的别样生活。
但男友终究给了我离开的勇气。那年冬天夜里三点，我把写好的辞职信扔进了公司的邮筒，三天后便搬去了北郊的超市附近。
我的新家只有翡翠街住所的四分之一大，设施十分破旧，墙壁只由一片薄薄的木板隔成，并不隔音。厨房拥挤异常，碗橱已被飞蛾占据了。浴室的水压极低，浴缸的角落还有漏缝。最令人沮丧的是那台脱毛功能坏损的洗衣机，衣物在里面越搅越脏。
张罗搬家的时候，我并没有料到冬季求职有多艰难。整整两个月，我看着积蓄不断减少，危机感使我万分焦虑。晚上，我开着灯入睡；早晨醒来时，我得以享受片刻的混沌意识，随之而来的清明常常使人感到时间的沉重。生活在我耳边呻吟，我见它贫瘠得一无所有，更不知振作之日又当何时。
在求职的过程中，我的信用卡被诈骗公司盗走了。我报了案，警察却束手无策，说这类公司的总部大多在非洲，不可能为了一个失窃案动用国际资源。我将此事告知母亲，她在电话里说我没用，但语气比起之前已经温情许多。我下定决心要修复家庭关系。
如此决定后不久，我就有了新的职位。由于行业与之前的不甚相同，我的起薪并不高。虽然如此，但同事们都十分友好，且各怀绝技。老板是有三十年从业经验的资深人士，他手把手地授教予我，带我参加城中的各大会议，我因此称他作“老师”，对他十分敬重。
到了夏末的时候，公司与北区政府共同策划一期项目，项目的实施部分由我全权管理，如果成功，薪资将会翻倍。我在老板的指导下通过了一个又一个审核。等到项目完结时，公司延请参与者在展厅里召开了酒会，直到晚上八九点，人们才渐渐散去。我整理好文书资料，准备交予老板并向他提出加薪的要求，然而老板此时已不在展厅。我问了几个同事，大家都说没见着。我拨通老板的手机，他疲倦地说，拿去办公室。
办公室在展厅楼上，是个封闭的小隔间。正对门口的一套长沙发旁是两张并在一起的大书桌，书桌后面有成排的书架，书架上摆着玉器和兵马俑饰物，门口的墙上还挂着一把剑。我来到办公室门口，见里面漆黑一片，正要摸索开关却被端坐在转椅上的老板叫住，他让我把文件递给他。我从他慵懒的声音里听出他似乎喝醉了，问他需不需要我叫计程车，他说不用，家人看他没回去会过来接他的。
我把文件递给老板，正转身要走，却见他起身绕到门口，门“咔哒”一声锁上了。他突然返身将我推倒在沙发上。我急撑起身，朝门口冲去，他却从身侧轻而易举地将我揽了起来，仰面抛在沙发上。我再次撑起身，只见他已坐到沙发另一头，双手托住我的小腿向下拉，我上身一斜摔了下来，额头磕在瓷砖地上，他把我拉回来，倾身压在我身上。
跌跌撞撞地跑过马路，我觉得生命像脚下的落叶一样一文不值。我又面临着失业的困境，并且，精神的浩劫比以往更加恶劣。我连夜失眠，激素紊乱导致局部皮肤过敏；我频繁出入诊所，医生建议调节情绪，不予开药；我探听到当地的一位著名中医，登门拜访时，对方言其信佛，不给失节之人号脉。
我试着扩大交际圈，与不同的人约会，但我无法集中精力做任何事。最后，我不得不反复告诉自己：“我是自愿的。”毕竟喜欢上优秀的中年男子也是常见的事。没有发生过暴行，生活没有欺骗我，一切都有可能再次变好。
今年二月，我又做回了老本行。与家人的沟通渐趋平和，且有了稳定的亲密关系。我已到适婚年龄，身边的朋友纷纷成家，其中一位于年初诞子，为了帮孩子申请护照，我成了他的教母。我把抱着孩子的相片给家人看，他们便也催我成家。
诸如“女人当以家庭为重，事业只要稳定就够了”以及“男人到老还能娶小，女人则越大越跌价”的观念如密织的茧包裹我的思想。而懒怠的我一心求个安定，从未思索过这样的价值观。我不愿去想自己到底图什么或需要什么，因为强烈的不安时时摇撼着脆弱的心。
这种不安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新男友。他时常对我过于敏感的反应心怀不解，有一次逛水族馆的时候，我突然黯然不语，站在发着蓝色幽光的空落落的大厅，面带伤感之色。随后在餐室里，我们讨论了“过去与将来”。
男友是老人院的护工，性格平和，处变不惊。对于工作，他并无多余的感情，但总会把手头的事做得很好。他说，希望在十年之内升入董事会，因此偶尔业余时也会翻阅护理相关的学术文章。我告诉他，我在我们都喜欢的那片区看中一套单身公寓，打算年底存够钱就去付首期。
“年底还早，说不定到时能买更大的。”他笑着说。
然而生活永远棋高一着。好像五月里朝生夕死的蜉蝣，被命运困住的人亦无法窥见目所不及的因果关系。初春的一天晚上，阔别一年的前男友来电求和。他低声下气，好话说尽，我自然不答应。他突然提及私藏了关于我的录像，言已至此，没再说下去。我放下电话，故意不去理会。我凭什么相信一个曾经满口谎言的人？然而，内心沉睡的恐惧一如野火一般势不可挡。
我在梦中被人穷追不舍，所到之处山崩地裂；我在住满亡亲的医院里等死，医护人员皆是我的家人，我向他们求助，他们却只顾聊天；没有人听得见我说话，我在湖心溺水，耳朵里塞满嗡嗡的低音……如此坚持了两周，在一个周末的早晨，我痛哭着来到新男友的门前。
我不得不将一切和盘托出。他仍然波澜不惊地看着我，仿佛在给他的老年客户做病例分析一样审视我的一言一行。他问我，事后此人还有没有再找上来。我说没有。他说，由此可以判断他是虚张声势，况且，不经当事人同意，制作并传播这类文件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那么，你还怕什么？”他问。
我说，我也不知道，只想得到帮助。
“你当然可以寻求更专业的帮助，但是我将不再陪你走下面的路。”
他把我送回家，从此失去了联络。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我在公司联合的一家诊所，用员工计划保险注册了心理治疗。治疗进行了一周，保险就用完了。我被诊断出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症和抑郁症。从诊所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五月湛蓝的天空下，北郊的冰雪初化。
治疗师是乌克兰人，毕业于北郊的一所大学。她告诉我，所有你认为个人的问题其实都有社会性的根源。她使我直面过往，引导我探寻此中每个人行为后的动机。我问她，了解了方法是否就能停止思维反刍，知识是否真能改变命运。她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问相比从前，我受情绪震慑的频率有没有减少、是否还经常认为自己是“可耻的废物”、当处于悲伤的情境里是否还认定过去的事会再次发生。
“即便是失败者，也能逐步计划着建一座高塔。”
五月结束的时候，我报考了同一所大学的心理专业。由于之前修过的学科与此大相径庭，因而不能直接考研。我将房屋的首付存了下来，准备对付漫长的学术鏖战。六月中，学校就把录取通知书寄到了我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