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在看财经郎眼的关于大学的讨论，对大学里面的老师提出了很严厉的批评。作为中国好大学的北大，也被用来各种批评诋毁。由于生产线的工人们很次，而且不时去外面转转场子，导致流水出来的产品——也就是我们，各种劣等质量。大学和社会的接轨不好，直接证明了国内高校的扯淡。

我无意发表个意见，但是记得有一次新东方教研的时候，我们组长说了个笑话，就是他们学院的副院长给他们上课的时候语言颤抖，抱着教材念了一节课。但是在外面，院长各种纵横捭阖，还是好几个公司的独立董事；还有一次，我说我可能去年博士，还是新东方的一个算是师妹的人，说那你以后在学校里面给企业做独立董事，很赚钱的。我突然反应过来，虽然现在大家都处在同一起跑线，同样是新东方的老师们，一样的工资，但是大学里面拥有的是不一样的过去。我的确也有过对着书本念书的老师，也有说话三行之外都听不见的老师，但是定目标怎么能够定成那个样子呢？我在实验室里面也许遇到了让我不太信服的老师，但是我的幸运也许在于，从利益不相关的老师那里看到了如何做一个老师。

比如说，一直和我保持着很好的联系的朱天彪老师，上他的《政治经济导论》的时候自己在课外加讨论班，自己也是副院长，但是每周都一定会留下一个下午作为office hour。有几次我们约着谈话，都是感在他的office hour。一个来问问题的学生都没有，但是他肯定每次都在那里。我刚去剑桥的时候特别不适应，于是怀着无比伤心的心情给他写了邮件，他很快回复给我一个长长的邮件，说自己刚去悉尼的不适应，去康奈尔的不适应，去剑桥的不适应，然后各种鼓励我，让我特别感动。第一次出国的时候看到他的推荐信大概只有10行左右，第二次出国他的推荐信已经写满整整一面了。后来我渐渐适应，给他发邮件，他又说我很优秀，很厉害。我在小低谷的时候，他也会鼓励。我需要他帮我寄推荐信的时候，他会找助理，自费邮资给我寄信。我很幸运，本科出国的推荐信都是三位老师自己写的，自己没有动笔。都说让同学写推荐信是中国的common practice，我就这么幸运遇到了这样的老师？因为这样的老师从来没有量少过。朱老师回邮件的时候从来都很快，包括我在剑桥的导师S女士，绝对在10小时之内回邮件。这样就让我现在回复我仅有的学生的时候，肯定as soon as possible。有人会问你这样不就没有了老师的尊严了吗？我就是逼自己做要里子不要面子的人。

我经常自吹是贵族。我在剑桥的导师S女士，是正儿八经的皇室出身，嫁给了Kent的公爵。我申请5个学校，她根据每一个学校单独给我写推荐信——也就是说，她总共给我写了5封推荐信，针对我申请的这5个学校。我每次去她那里，她只能给每一个学生留一个小时时间，因为学生太多，她太忙了。我的生活问题，比如说毕业的时候没有毕业服，我都找她，她会帮我借。她经常穿着职业女性装，和一个皮草的披肩。我见过了真正的贵族，就知道我自己要维持所谓的装贵族特质的时候，也要巴着巴着去服务我的学生。

还有一个老师，是哲学系的徐云飞老师。他教我拉丁语，表面上说所有的学生都如此优秀，但是会说在自己长达20年的教学生涯中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优秀的学生。他会5种语言，有一次批判电视上一个关于梵蒂冈的专家的采访。于是我问他为什么你自己不去，既然你了解。他说他这辈子只要把教书这一件事情做好就很不容以了，没有心情再搞电视采访了。

我这学期开始听朱青生老师的西方艺术史。他说，他自从96年（约）开始讲这个课，讲义已经有了80多本了。每一学期他都会讲新的东西，要花极多的时间进行备课。而这只是一个通选课。

我当然也见过那种混日子的老师。不在乎学生本身的发展，只在乎自己项目的成就；口才不佳，照着课本读。问题是，所有的组织和机构都是由良莠不齐的人组成的，一个人一定要有短板，组织才可以发挥作用。问题是，作为学生的自己，如果四年过后自己说‘我这四年白活了，什么都没有学到’，那必然是因为你把生活的参照瞄准了次老师，有什么可抱怨教育制度呢？固然此制度各种不足，但是承担制度后果的不是制度，而是我们每一个的个人——反正已经毁了，为什么不抱怨呢？于是我想这就是loser的产生过程了。

于是我现在遇到了同事，有看到只想混日子的人。虽然大家工资一样，但是我们不论怎么样，时薪都是大约100块。然而我在北大的老师，多年以来也许工资只有一万，但是我心里却知道，哪种人是我的老师，哪种人只是伙伴。

诺，结语。看书去。

如花2011.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