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此,柏拉图断定:“我们要接近知识只有一个办法,我们除非万不得已,得尽量不和肉体交往,不沾染肉体的情欲,保持自身的纯洁。”
>>正是身体的欲望和需求导致了尘世间的苦难和罪恶。
>>灵魂的快乐足以压倒身体的满足。
>>这些论述中,身体和灵魂的对立二元论是一个基本的构架:身体是短暂的,灵魂是不朽的;身体是贪欲的,灵魂是纯洁的;身体是低级的,灵魂是高级的;身体是错误的,灵魂是真实的;身体导致恶,灵魂通达善;身体是可见的,灵魂是不可见的。大体上来说,灵魂虽然非常复杂,但它同知识、智慧、精神、理性、真理站在一起,并享有一种对于身体的巨大优越感。身体,正是柏拉图所推崇的价值的反面,它距离永恒而绝对的理念既陌生又遥远。
>>但是,世俗之城中的爱,产生于一种片刻而短暂的欢乐,为一种及时的满足而主宰,
>>形而上学从来就不愿将身体看成人的本质,因为,身体是动物性的东西,是人和动物共同分享的东西。人要摆脱自身的兽性,就必须以最大的可能性排斥自身的兽性基础:身体。人越是纯洁,越是作为一个精神信徒,就越是要摆脱欲望身体的宰制,就越要将身体的力量减至泯灭状态;人越要变得理性,越要充满目的和计划地实践,越要获得一种绝对精神和科学知识,就越要摆脱身体盲目而混乱的偶然性。
>>意识的出现,从一开始,就是以身体的克制作为基础和代价的。意识和身体,知性和感性,如果真的存在着一种较量的话,那么,二者的关系就是此消彼长的残酷竞技关系。这就是意识和身体的基本关系模型,同时也是哲学上这种二元叙事的最初的萌芽种子
>>动物性是身体化的,也就是说,它是充溢着压倒性的冲动的身体,身体这个词指的是在所有冲动、驱力和激情中的宰制结构中的显著整体,这些冲动、驱力和激情都具有生命意志,因为动物性的生存仅仅是身体化的,它就是权力意志”。
>>任何两种不平衡的力,只要形成关系,就构成一个身体。”
>>意识的出现使身体及其本能受到遏制,并朝向内部发展,“从而有了深度、宽度和高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阅读不再是人和人之间的“精神”交流,而是身体和身体之间的色情游戏。
>>阅读变成了身体行为,快感的生产行为——快感的享用不折不扣的是身体性的反知识实践,阅读解除了知识的暴政后,狂喜就接踵而至。
>>色情是身体的自然冲动,但是,存在着一个理性的世俗世界,这个世界将身体的自然冲动看作向动物世界的野蛮返归,并且要向它作出不洁和肮脏的谴责。
>>人身体性的本能冲动不再像动物那样直接、自然、纯粹和一丝不挂,相反,身体性行为被人化的东西所污染,而人也断然去不掉它的原始动物性。
>>它埋藏在凶蛮的身体和理性的自我意识的残酷对决的过程中,埋藏在撕裂的色情经验中。
>>就像尼采将身体,以及身体的力量视作世界的准绳一样,德勒兹同样将身体看作一部巨大的欲望机器。
>>巴塔耶将色情看作身体的重要环节和内容,德勒兹则去掉了身体的具体内容,他不在意身体的内部细节,而是将身体抽象为一种生产性的力量,抽象为无内容的生产性欲望。尼采的身体在生产,评估,创造,同样,德勒兹的这部欲望机器也在不停地生产,创造。
>>欲望既没有受到压制,也不是因为没有获得满足而产生的一种心理缺失状态,相反,欲望是积极性的并且始终如一地精神饱满,它生产现实,“社会生产在确定条件下纯粹是而且仅仅是欲望生产本身”。
>>欲望永远在流动,它“促使流体向前流动,自身也流动,并且中断这些流动”。
>>身体具有一种强大的生产力,它生产了社会现实,生产了历史,身体的生产就是社会生产。>>而今天的历史,是身体处在消费主义中的历史,是身体被纳入到消费计划和消费目的中的历史,是权力让身体成为消费对象的历史,是身体受到赞美、欣赏和把玩的历史。身体从它的生产主义牢笼中解放出来,但是,今天,它不可自制地陷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
>>身体,这是个人最后一份私有财产。一个一无所有的乞丐仍旧拥有自己的身体,并能对自己的身体完全支配。身体是自我的一个标志性特征。
>>事实上,身体是生命的限度,正是在身体这一根基上,生命及其各种各样的意义才爆发出来。>>赤裸生命就是剥去了意义的身体,是一个剥去了人性的身体,剥去了生命形式和价值的身体,是一个纯粹的动物一般的身体。
>>权力管理生命的两种形式:一种是权力对单个身体的强化训练,权力对单个身体的这种管理被称为身体的解剖政治学;另一种是对作为一种总体的人口数量的管理调控形式,这即是人口的解剖政治学。
>>出生,即纯粹的自然生命本身——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纯粹身体——“在这里第一次成为主权的直接载体”。
>>也就是我们说的纯粹的人,或者说,赤裸的生命,纯粹的身体/生命本身,并不能自然通向各种权利。
>>民族国家的衰落和人权的终结”,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在一个民族国家的领地内,存在着两种性质的身体/生命:一种是有公民权利的生命,另一种是没有公民权利的生命;一种是本真的生命,一种是没有政治价值的生命;一种是要保护的生命,一种是不值得保护的生命
>>生命要么被国家法律秩序政治化,要么被国家法律秩序所排除,也就是说,要么是一个有权利的生命,要么是一个赤裸生命;要么是一个具有公民身份的人,要么就是一个可以随意处死的牺牲人(homosacer)。
>>它们仅仅是赤裸生命。那些被判死刑的人和那些栖居在集中营的人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被无意识地等同于牺牲人,等同于无需杀人的授权就可被杀死的生命”。
>>具体地说,就是将大屠杀和保护人民的生命结合起来,就是将消除种族威胁和保护种族的身体健康结合起来。
>>“国家社会主义的每一个政治举措都是为人民的生命服务……今天,我们认识到,只要人民身体的种族特征和遗传的健康得到保持,那么人民的生命就能得到保障。”
>>杀戮其他的种族,就是为了让自己的种族身体更加纯洁和健康。阿甘本一再强调,这种种族屠杀的前提,就是让犹太人的生命成为赤裸生命,让犹太人成为牺牲人。
>>“生物性事实本身直接就是政治性的,而政治性事实本身直接就是生物性事实。”
>>福柯注意到种族屠杀的事实,种族屠杀是因为纳粹为了让自己的种族更加纯洁,为了让种族处在更加安全的状态,让种族消除来自其他种族的威胁,这样,杀戮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生存,是为了让自己的种族和种族的身体更加健康。
>>纳粹主义屠杀的技术性前提,就是将18世纪奠定的权利、公民身份和身体的连接线索扯断,从而让身体——生命变成一个脱离了权利和历史语境的赤裸生命,变成了一个纯生物性生命。这样,被屠杀者失去主权,失去公民身份,变成牺牲人。这个赤裸生命,就是个不值得活着的生命,人们可以杀死他而不需接受任何的惩罚。只有这样,屠杀才能轻松自如,肆无忌惮,最终顺畅地抵达自己谋求种族健康的目的。
>>泽克就此讽刺道:“你永远也不知道它投下的是炸弹还是食物包裹。”
>>“人们更多地是以罪犯的残暴和屡教不改及保卫社会安全为理由,而不仅仅是以罪行的严重程度为理由,保留了死刑。人们以合法的手段处死那些对于其他所有人构成生存威胁的人”。
>>我们看到围绕死刑的争论,从来就不间断。死刑犯必须被剥夺公民权利,必须成为一个赤裸生命,只有这样,只有先从法律上让罪犯丧失了权利,然后才能杀死他。但是,即便丧失了所有的权利,一个赤裸的生命本身,一个动物一般的身体,就该被杀死吗?生命本身不是有他自身的权利吗?
>>身体获得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视野。它“是两面性的存在物,既负载着对最高权力的屈从,又负载着个体的自由”>>我们在家庭妇女怀抱中的宠物身上,已经看到了,动物来势汹汹,它们不仅在掠取人的权利,还在掠取人的感情。
>>现代国家,它的最大使命就是要保护身体、完善身体和强化身体。
>>身体既是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对象,也是民族国家自身的隐喻。说它是政治经济对象,是因为,一个孩子,从它出生起,就受到各种各样的知识。
>>身体就这样成为国家权力的焦点,成为国家目光紧盯着的对象。
>>按照尼采的说法,它们都是力本身,它们借助于力本身而获得了统一。
>>只有个人身体得到强化,国家身体才能强化,这二者相互追逐,相互嬉戏,相互吸引,相互聚集。
>>只有个人身体健康,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身体才能在和敌国的较量中占有上风。
>>这些单一的个人身体,不是同时反应了一个国家的身体,不是同时在一个国家身体之内被反射,才能编织而成一个身体共同体吗?这种个人和国家合二为一的身体只有在强化的过程中,只有在政治共同体的框架下,才能对外在的身体进行征服。
>>国家身体的本能,既要象征性的力的征服,也要事实性的力的征服。体育竞技是国家间象征性的对抗,军事冲突则是国家间事实性的对抗。
>>在这个意义上,身体和密闭的空间永远处于一种紧张状态,身体总是要突破禁锢自己的空间。只有相互对峙的两种身体之力达到临时的平衡,只有两种身体经过盘算后的相互踌躇,只有它们各自的空间暂时能够承受身体之力撞击的时候,身体的空间界限才能保持相对的稳定。
>>战争,绝不是屠杀本身的快感所致,战争是解决身体生存的方式,是满足身体本能的方式,是满足身体对空间扩大再生产欲望的方式。
>>只有理性和冲动在某一个时刻恰当地结合,我们才能发现,国家身体就会展开它有限的空间战争。
>>前者的解决之道,不是将既定的空间扩大,而是将既定空间内的人口数量减少;后者则反过来,不是将既定的人口数量减少,而是将原有的空间扩大。这样,内战和外战,这两种大规模的杀戮形式,就作为调节人口和空间紧张关系的技术出现了。
>>性要么固守在一个合法的夫妻床笫之上,要么躲藏在某个不为人知的黑暗角落。
>>在某种意义上,性再也不是一种特殊而私有的生活实践形式了。性成为公开的无所禁忌的普通生活,它既不丑陋,也无诗意;既不肮脏,也不圣洁。
>>今天,性既不属于公共政治的领域,也不属于公共道德的领域,性只属于自我技术的领域。性可以自主行事,可以自我驾驭,性不再追逐既定伦理的法则,它反过来创造和发明自己的法则。
>>和笑话像一对孪生子一样亲密无间。它们相互借力,穿行在日常生活的各个空间里战无不胜。有时候,性话语的快乐胜过了性本身的快乐。性话语像旋涡,具有强大的吸附力,同时又有强大的穿透力。它突破重重关卡,到处弥漫。
>>身体的光辉是性的光辉。健康被性感隐藏,退居到身体的沉默地带。身体的巨大咆哮,不过是性在公开尖叫。
>>在身体和心灵的长久对立之中,外在的身体形象也取得了决定性的支配地位。心灵,越来越被当作一种虚构的发明,它被掏空了。
>>按照尼采心理学的说法,就是因为身体的内在力量无法向外发泄,只好内在地转向自身。激情无法施加于别人之上,或者说,它无法找到一个外部身体的目标,只好回过头来将自我的身体作为目标。这是失败者的自我技术
>>整个的外在世界失去了光芒,生命不是陷入单纯的漆黑之中,而是陷入了对漆黑的难以忍受之中。这种难以忍受,不是通过自杀的方式将激情无情地磨灭,而是通过自杀的方式将激情剧烈地而且是最后一次地唤醒。
>>在尼采的格言里,修辞技术的目的是为了提高音量,为了传向远方,为了压倒其他羸弱而平庸的陈词滥调,最终是为了被倾听。
>>尼采的权力意志既处于他的哲学的中心,也处于身体的中心。力、哲学、身体在尼采这里奇特地达成了三位一体。
>>形而上学的特征正是为存在者的存在寻求答案。
>>权力意志的世界是个对抗冲突的世界。但这种对抗冲突不是整齐的双偶冲突,这些对抗冲突是差异性的、嬉戏式的,因而是变易的、不断流动和生成的,它也是对任何定规、模式、公理、法则的冲毁和逃逸,是对任何稳定性的冲毁和逃逸。
>>虚无就是意志的泯灭,是叔本华式的放弃、断念,
>>这种虚无主义在本质上是禁欲的,它全力以赴地让生命变得冰冷,让血肉变成僵尸,让繁荣变得荒芜,让扩张变为收缩,让变易变为凝滞,让繁殖变为简化,让多变为一。
>>辩证法也承认冲突、竞争、矛盾,但辩证法试图在一个更高级的层面解决这些冲突和矛盾,它要将这些矛盾统一起来,并使之和谐共存,这些矛盾的各方被融合进“一”之中,融和进整体之中,最终,辩证法要消灭绝对的差异,绝对的矛盾,绝对的多样性,绝对的统一性和变易性,辩证法的目的正是稳定和总体性。
>>谱系学>>它的目的要卑微和琐细得多,它将目光投向灰烬、微末、痕迹、偏差、错误,投向断层、裂缝、伤口、沟壑,投向感官的、性欲的、肮脏的肉体。
>>相反,善的确立必须踩在恶之上,反之亦然,善和恶进行着无休无止的彼此参照的相对主义游戏,一个以另一个为前提,一个又以另一个为对手,这种游戏、对抗、猜忌、争斗都受各自利益的驱使。
>>艺术既是超道德的,也是反逻辑的。
>>头发和身体既非同质一体的,也非纯粹异质性的。
>>身体是头发的本体论。从因果关系的问题而言,身体和头发的关系不是松散的关系,二者间牵扯的不是一根松垮的形而上学等级轴线,它也不是可跳跃的、可偷工减料的、可省略的。
>>身体的标志是动物性,它是感官体,是一个活的敏锐的感官机器,也是一个奔突不息的欲望机器,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体化和有机的能量源泉,它的内部舞蹈着力量和疯狂,这种力量和疯狂为快感而生,也为快感而灭。>>符号性,>>对于头发来说,自我永远是它的帝王。
>>发廊业是个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产业,是个空心产业,是个符号产业,它不产出、不增殖、不累积、不发生质变、不产生效用;它只是一种数量上的修修补补,它遵循的只是一种减法,它是个外在的、美学的和象征交换的生产,是个无用产业。
>>美容是一种身体骗局,是对身体的一种修辞书写;
>>从哲学上而言,是对分类学和本质主义的挑战。长发实践着的是解构主义式的重复与差异。
>>光头和长发如果说有一种悲剧式的凝重感,染发则带有一种滑稽式的轻浮感;
>>如果说长发是现代主义的,染发就是后现代主义的。
>>尤其是以享乐为目的的性压至地底,试图让它沉默、灭绝、销声匿迹。
>>福柯在《性史》中将上述论调称之为“压抑假说”。
>>它在压制性享乐的同时,又滋生了性享乐。
>>偷偷摸摸的同性恋或者手淫突然以一种特有的类型、一种具体的性实践浮现出来,而且轮廓清晰。
>>吉登斯在《亲密关系的变革》
>>“很多妇女根本没有任何性知识,并且只能忍受男人的性欲望”,也许性蒙昧才是彻底的性压抑,维多利亚时代的空气中,哪里飘洒着享乐主义的气息?
>>女性性行为不再局限于传宗接代,她们期待着接受和提供性快感。同男人一样,她们也有婚外冒险的愿望。总之,男人和女人在性要求和性关系上愈来愈趋于平等了。
>>性同生育剥离,从而获得快感,女性就此获得自治性,这样,她们才可能同男性达成一种纯粹关系(purerelationship)。
>>马尔库塞和赖希所说的压抑是社会对于普遍的性能量的压抑,
>>妇女倘若没有自治性,没有和男人达成平等关系,没有获得快感,那么,性的解放就无从谈起。
>>尔德的民主观>>避孕术的发明,导致性与生育的分离;性获得自主性,且以浪漫之爱为基础,女性同男性达成一种平等的纯粹关系;这种纯粹关系是一种民主化关系,最终个人生活政治的民主化导致对社会世界的颠覆性影响。这就是吉登斯在本书中的逻辑论点。
SARS危机中的身体政治>>病人是被隔离了,但是是被抛弃式的隔离
>>事实上,这是一场信念危机,是对形形色色乐观主义打击的又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