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早起来，又翻出林语堂的《苏东坡传》，看到下面一段话:
宋朝国力衰弱，始自实行新法，以防“私人资本之剥削”，借此以谋人民之“利益”，而由一个狂妄自信的大臣任其事，对国运为害之烈，再没有如庸妄之辈大权在握、独断独行时之甚的了。身为诗人、哲人之苏东坡，拼命将自己个人之平时常识，与经济学家王安石的逻辑对抗。王安石鼓吹的那套道理，与中国当时所付出的代价，至今我们还没有弄清楚，王安石热衷于自己那套社会改革新法，自然为目的而不择手段，自然会将倡异议之人不惜全予废黜。一项神圣不可侵犯的主张，永远是危害甚大的。因为在一项主张成为不可侵犯之时，要实现此一目的的手段，便难免于残忍，当时情况如此，自然逃不过苏轼的眼睛，而且兹事体大，也不是他可以复制，轻松诙谐一笑的，他和王安石是狭路相逢了，他俩的冲突决定了苏东坡一生的宦海生涯，也决定了宋朝帝国的命运。
又一段文字写到:
在苏轼死后的前十年之间，凡石碑上刻有苏东坡诗文或有他字的都奉令销毁，他的著作严禁运行，她在世时，一切关系也全予剥夺。
仅仅过了不到十年，历史又反过来了，苏轼的诗文字画包括题字的物件突然又价值连城。
在王安石当政强力推行改革的时候，御史台群情激奋，不时出现反对王安石的声音。首先炮轰王安石的吕诲遭受革职，几位御史则联名要求弹劾王安石。苏轼兄弟也是反对青苗法和均输法。两个月之后，忠厚长者富弼向朝廷辞职归隐。临去时警告说:在任何政治斗争中，正人君子必败，而小人必占上风，因为正人君子为道义而争，而小人则为权力而争，结果双方必各得其所，好人去位，坏人得权。
历史，陀螺一般，一直在转，社会的结构和世道人心却稳定依然。所谓“新时代”“旧时代”只是一个时间概念而已。我们都活在历史中，从永恒者的眼光看，人类历史也只是瞬间而已，生命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实在微不足道，没有“幸或不幸”，在永恒里，只有内心的平静。
记得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几千年的中国，呈一个“超稳定结构”，一把旧椅子，强梁盗匪们争过来，抢过去，只是可怜无数生命充当了炮灰，成为权力祭品，他们无声无息，似乎没有活过，无数人的生命就白白浪费了。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革命都没能使这个历史改变，改革者也大多没有好下场。因为人心没变，观念没变，社会就不可能有什么根本变化。激烈的革命掀起巨浪，波涛汹涌，泥沙俱下，但也只是在水面上的泡沫飞溅，水面下依然如故。
日本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认为，一个社会的改变，首先是人心，其次是制度，最后才是器物。这个顺序不能乱。
世道人心没变，什么也改变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