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读了本书，现在想起来，写个读后感，久不动笔，有些烂，但不渣就行。
东四二条，明朝属思诚坊，称二条胡同。清朝属正白旗，沿称。1949年后称东四二条。其名称来历，系因该胡同地处东四北大街东侧诸胡同中排列顺序为第二而得名。“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红日路二条，后恢复原名。据《宸垣识略》载：“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一等嘉勇公福第在东四牌楼北二条胡同。”《天咫偶闻》记；“松文清公筠第在二条胡同。”
本书记录了作者赵珩从1955年到1964年住在东四二条7号的生活，作者从六岁到十五岁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写家事，从曾祖一辈到祖父定居北京讲起，回忆家中老辈亲人、个人少年时光以及周围的生活场景（隆福寺、王府井、东安市场等）。下篇主要描写家中往来的亲友、学界师友（如宋云彬、贺次君等）与形形色色的客人（如张君秋、溥佐、奚啸伯等），展现了当时北京文化界部分中上层人物的生活侧面。
一、赵家家谱
住宅之蓬荜生辉，概因其主。本书作者家世简介：赵珩，1948年出生。父赵守俨，原中华书局副总编，主持二十四史点校。
赵珩高祖文颍，道光乙已恩科进士，以同知衔任山东阳谷知县，到任第五天，阳谷被捻军围困，赵文颍守城殉难。后其高祖母（祖父李步瀛，太子少保衔）以一己之力，抚养并亲自教育四个孩子，最后成就了“一门三进士，弟兄两总督”。包括曾祖父赵尔丰，清末署理四川总督兼驻藏大臣，曾伯祖东北总督赵尔巽，民国领修《清史稿》。
由其曾祖父、曾伯祖延续下来的人脉基本涵盖了诸多中国近现代史的人物，如袁世凯、徐世昌、张作霖、卢永祥、朱启今、雍剑秋、李少春、张君秋、启功、王世襄、奚啸伯、杨善荃、陈梦家、贺次君，甚至赵珩一家搬到西郊翠微路时还遇到过关露……读此书时，给人的感觉，一不小心就就荡漾出一波隐藏在历史深处的微澜。让人叹，让人酸。
这十年，其家所居住的是西跨院儿，隔壁即两进的正院，房主是李培基（1942 河南省闹饥荒时任省主席）。看到作者介绍此处的时候，本能的就想到了电影《温故1942》的镜头画面。
二、还原50、60年代北京的风物人事
读此书，也是在逐渐的勾勒建国之后的北京内城地理的过程，此书看完后，陆续找来作者先后出版的《彀（音gou)外谭屑》《百年旧痕》《故人故事》《老饕漫笔》《老饕续笔》《逝者如斯：六十年知见学人侧记》等书。
东四二条，明朝属思诚坊，称二条胡同。清朝属正白旗，沿称。1949年后称东四二条。“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红日路二条，后恢复原名。或许是祖上的荫德，赵家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乃至文革，都未遭受多大的冲击。相反，在1958到1960年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读小学的作者每天零花钱人民币两元起步，仍能够每天放学就近逛隆福市、新东安，买小人书、隔三差五下馆子，甚至能够看全本儿的京剧！受其父影响，作者也致力于史籍整理与研究，同时对古玩、京剧、明清家具都有深入的研究。
作者擅长从身边人写起，从细从微，小处见大，客观的反映出当时的风物人情世故，那个时候的北京行政区划比现在多，仅东城就分为东四区、东单区、前门区；八宝山建成之前，现在的厂桥北面有专门的一个停厝的寺庙，供高级党和国家领导人停棺用；40年代的时候，王府井就已经有了保龄球馆；为庆祝建国十周年，专门从上海把中国照相、四联美发、义利食品面包店、普兰德洗染店等等迁往王府井。读到这些，自己感觉如捡到宝贝一般，嗯，又知道了一些以前书上没有看到的事情。
作者赵珩说，老北京的精神内核安静，这不完全是声音意义上的安静，也是城市节奏、生活步调上的安静。他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观察出发说：“经常看到文学作品中写，从大门传来街上的叫卖声，这样的描写欠缺生活感。在旧时北京，深宅大院里是听不到外界声音的，声音多是由后门或后墙传入，要生活在背后的院落才能听到沿街叫卖声。”
正义路2号
史书需要验证，有时候，这种民间回忆类的往事记述也能够起到补充或印证史料的作用。书中提及一个常去作者家中蹭饭喜欢吹牛的旗人，北平中国大学（还有这个大学？哈）肄业，40年代曾在日伪时期做过市公安局警务科文书，对作者说日本人曾经要把御河桥改名“明治路”，在他的坚持下，迂回改成了“正义路”。这牛可是吹大了。但近期看《午夜北平》一书，并查其他史料，现在的北京正义路，确实在日伪时期叫明治路。
三、中国近代以来百年的历史是一段很难简单定义和概括的时空，而每一个经历过的人也都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
赵珩认为自己可以做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不用查资料，都在其记忆中。五六十年前的事情，能够历历在目，完全是形象思维。也正以为如此，在读书中的童年时代时，真的可以看到一张张充满烟火气的年代照片，一帧帧北京胡同里的生动光影。
书中最有意思的还是人来人往，比如生活讲究、注重仪表的，精神矍铄、粗通文墨的，被老祖母夸赞“说话有水平”的戴镜元；小心翼翼、轻声细语的贺次君；有点儿“假正经”最后却成了岳母的邹德璋；以及思想老派、坚持不爆粗口的老夏和做菜糊弄的酒腻子福建祥……
作者曾对王世襄先生有过总结，也多少能够用在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谓民国精英受益后代的身上：这一辈人的青少年时代，正处于新旧文化交替的特殊时期，由于他们的家庭背景为之提供了较为优裕的环境，受到了很好的文化熏陶。但并非所有这类世家子弟都有他们这样的经历以致后来的成就，其中沉沦者大有人在，甚至居大多数。
这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这类出身的子弟大多仰仗较为优越的生活环境，养成了纨绔子弟的诸多恶习，不肯认真读书。或是某些世家思想陈腐，抵触新学，致使子弟不能接受新的文化和思想。再加上中国社会变迁更迭迅速，宦海波澜，所谓世家，在二三十年代中急骤衰落。二是社会变革造成文化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
历史上很多往事都会有不同的版本，由于记忆的不同和特殊的背景，莫衷一是。而其中的人和事，无论他们是否有过传奇人生，在彼时是顺应潮流还是被时代抛弃，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他们的风貌、神态都在本书中一一鲜活起来，作者写活了那个时代，也写活了那些人。
戏曲理论家翁偶虹曾对作者有过点评，不仅全面，而且入木三分：“也是读书种子，也是江湖伶伦；也曾粉墨涂面，也曾朱墨为文。甘作花虱于菊圃，不厌蠹鱼于书林。书破万卷，只青一衿；路行万里，未薄层云。宁俯首于花鸟，不折腰于缙绅。步汉卿而无珠帘之影，仪笠翁而无玉堂之心。看破实未破，作几番闲中忙叟；未归反有归，为一代今之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