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阳山又称“小南岳”，是湘东文人归隐的一个清凉所在。元末明初，号称“湖湘诗人第一”的李祁，曾任湖南儒学提举，因避乱而藏身云阳山凡三十年，吟咏不辍，吐诗千首，芳名千古。百余年后，其五世孙李东阳东山又起，巍巍高耸，立朝五十年，主持文坛数十载，文化的血脉，虽藏之名山，终盛放京华。
“达则兼济天下”，以身报国，以家许国，是一代代寒窗苦读圣贤书的湖湘士子们的最高追求，而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无法实现时，“穷则独善其身”，挂袍而去，归隐故里，又成了一个个湖湘男儿的决绝选择。仅以云阳山所在的茶陵一县为例，从喧嚣官场回归隐逸乡道的就不绝于途。南宋时，进士欧尹谦孙，拒绝为官，筑庐退隐，致力儒学，其诗被列为“诗宗“，其文被称为类“贾长沙”，其人被认为“以宋张心胸行韩柳笔墨”。元末明初，进士周崇德，护朱元璋下江南，大明定鼎后，授元帅不就，携子隐居山中；明初，大学士刘三吾，以73岁高龄“以文学入朝”的帝王之师，在向朱元璋传授治国安民之道、选贤任能之策后，临大节而不可夺，欣然“金殿辞朝返故乡”，在云阳山下，“瓠瓜为壶沽美酒，土泥作灶煮黄梁”。清道光年间，状元萧锦忠，曾笔扫文坛，身入翰林院，也最终辞官归隐，清贫自乐于“夜归儿女笑灯前，饭在一边，菜在一边。不是神仙，胜似神仙”的闲适。清光绪间，两广总督谭钟麟，因慈禧太后将九龙、广州湾分别划入英法租界，遂告假闲居，不再赴任。民国时期，“总统府“机要秘书尹铭绶（光绪二十年殿试榜眼），因袁世凯“善后大借款”，挂冠而去，鬻字为生。
湖南，既偏安于中原之南，又孤傲于江南之左，却从始祖炎帝开始，就接纳着一个个政治舞台上的失意者、官场烟云中的失落者、风云际会的醒悟者、清泉幽林的向往者。他们欸乃于沅湘之间，络绎于潇湘之途，成为湖山湘水间的一道道闪电、一抹抹风景，既涂抹成湖湘文化“天下为任”的底色，也涵育着湖湘士子“浩然独往”的个性。
魏源没有选择任何一座名山隐居，他自己就是一座奇峰。他是如此的孤独，像一座孤山，屹立在一片平畴和茫茫迷雾中。他第一个“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海国图志》等论述，欲引领古老中国的大船冲破迷雾，走向世界。他如此孤绝地立在船首，大声呼喊着，却不为人们所理睬。他曾任东台、兴化知县，授高邮州知州，年逾六旬，坎坷于乱世，终弃官归隐，轻掩柴扉于佛门，亦不为时人所理喻。其出世也，如光芒、如闪电、如惊雷。其隐逸也，如夕烟、如秋霞、如山岚。
晚清中兴名臣左宗棠，先后隐于他的故乡柳庄和醴陵的渌江书院，这位中国近代史上不可或缺的湖南人，以一位书院教师的身份，将一副澎湃三湘的名联，献予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林则徐与他湘江夜谈后，书联以赠：“此地有崇山峻领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上款书“季高仁兄先生大人法正”，下款署“愚弟林某某”。太平天国围困长沙，时任湖南巡抚张亮基正是从老师林则徐的口中听说“湘荫孝廉左君宗棠有异才，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一连修书三封，恳请赋闲在湘阴柳庄的左宗棠出山。左宗棠冒着炮火缒城而入，挽长沙城于危难之中，一战成名，从此阔步于晚晴政坛。
“臣尝闻士大夫出处进退，关系风俗之盛衰。臣之从戎，志在灭贼，贼已灭而不归，近于贪位。”彭玉麟，这位与曾国藩、左宗棠并称大清三杰的湘军水师创建者、中国近代海军奠基人，著名的“不要官、不要钱、不要命”的“雪帅”，在出山之前，就向朝廷表明了归隐之志，在一路征战途中，也多次表达着“臣以寒士始，愿以寒士归”的意愿，实为晚清官场一股难得的清流。
公元1915年12月，蔡锷发动护国战争，起兵前与老师梁启超约定：“事之不济，吾齐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齐引退，决不在朝。”为此，曾任《湖南民报》编辑、《湖南新报》总编辑的陶菊隐评价说：“自民国以来，武人解兵柄，棠爱犹存者，蔡松坡一人而已。”英武、磊落、洒脱、逸气的蔡锷，不经意间，成为湖南千年隐逸史上一个悲壮而浑圆的句号。湖南，作为一个中国隐逸之地的历史便告结束。中国，从一个传统之邦走向现代之国的艰难历程却霍然开启。这不只是一个人的逝去，也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转折，而是整整四分之一人类的重新出发……
既为隐士，当绝尘而去，藏之深山，老于林下，又何以声名远扬，逸事风流呢？“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或许，那些在历史的巨大车轮后面，在时代的恢宏阴影里，默默无闻、寂寂无名的绵绵蒸民们，才是更为浩渺而伟大的隐士吧。如是，则常德德山山有德，湖湘处处可采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