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楼在印象中是高大挺拔的。门口是教导处，平常总有老师在入口处查学生是否佩戴校章。高一时读二班，教室就在一楼。于是在忘了带的时候，只需绕过老师们的视线，爬到花坛上对着窗口里的哪位同学喊一下，自会有一块校章从破了洞的防护网罩里递出来。

那时的通讯基本只能靠吼，别说手机，就连BP机都是奢侈品。

进入教学楼入口，左转步行约二三十米，便是二班的教室。教室旁是一个类似楼梯间的犄角旮旯，平常用来堆放自行车。忘了里面是否有厕所，但在教室门口左边的楼梯往上走半层有一个洗手间，这大概是确切无疑的。

但已忘了是男厕还是女厕。

只记得楼上同个位置的教室是一班，一般那时的师资配置是，每两个班设置同一帮老师，交错开来教学。于是，上午他们上语文数学，我们上数学语文。

所以双方可以在忘带书本时互相交换着去上课。我也因此而到一班借过课本，似乎是一本薄薄的平面几何，浅绿色封面。书是通过一个交友广泛的好友上楼去借的，而借出那本书的女孩，至今我还记得她的名字，以及她签在扉页上的名字。

笔触轻盈，带着些许青春的青涩。字体是绝大部分女孩子都类似的，带着那种拘束和敏感，把几个字写得缩成一团的那种。

隔着纸张，似乎都能察觉得出她写下这几个字时的矛盾以及小心翼翼。

和好友一起坐第二排，每排由三张独立的课桌组成。第一排是三个女生，于是我们独占了班里42.9%的女生资源，可以随意和她们打闹聊天。其中一位女生和我们关系极好，是我们组的组长。老师点名时组长是必须站立起来并回复老师组里的出勤情况的，于是出现过下面这种对话。

“点名，第X组。”

“全到。”

然后，老师看着第二排空着的三张桌子。

你们是不是真当我瞎啊。

逃课是必须的。上文说过，我班和一班是交错开来上课的，这也就意味着，当班主任在楼上上课时，他对楼下的我班是毫无掌控力的，他不能突然袭击，也无法蹲点守候。我们要做的，只是在上课后找机会溜出去，然后在下课铃响前溜回教室。

和我一起逃课，哦不，应该说是，带着我一起逃课的，是班主任也就是数学老师的儿子。此人咋咋呼呼极好吹牛，足球踢得极好，在场上断过几次腿。我和他，以及上文提过的帮我借过课本的好友，以及另外一个瘦高、足球踢得也不错的小伙子，似乎组成了一个帮派，绝不错过每一节能逃出去的课。

逃课的目的很单纯。出教学楼右转，经过我班教室外可以爬上去拿校章的那个花坛，便是一个小巷的入口。巷口那里遗留着一块年代久远的小石碑，上书几个小字：“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相传我校是在孔庙的遗址上建起来的，而这块小石碑，勉强可以算是这个传说的佐证。从石碑旁进入可以勉强容纳两三人同行的小巷，兜兜转转，巷子的出口处，在一栋平常的商住楼下，有一间由商品房改成的街机室。那里便是我们逃课的最终目的地所在了。

侏罗纪、西游记、三国、雷电，拳皇97自然也是少不了必玩的项目。彼时我和借课本君零花钱基本等于零，基本靠着瘦高君和断腿君接济才有机会经常玩。往往他们丢几块十几块给街机店老板，换来手里一捧银光闪闪哗啦作响的硬币，然后用几根手指拈花一般抓起十数个硬币放在我和借课本君手里，再然后大家欢天喜地四散找机子。常玩的这几个游戏里，有对战也有合作。一币通关于他们来说只是小菜一碟，而于我来讲是大汗淋漓也完成不了的任务。于是对战游戏基本必须避开他们。而在合作游戏里，通常在飞机吃了自己不该吃的火力补给，或者没及时放出大招导致飞机被打爆，又或者人物在满血情况下把别人的补血品吃掉，诸如此类的种种情况总能引发一场争吵。但吵归吵，关系不会坏。

毕竟我还得靠人家接济才能有机子打么。

由于地处一楼的教室只有我班（或者还有另外一班），所以我班必须承担几乎整个一楼大厅的清扫工作。班主任规定，每个学生每学期必须清扫一楼大厅两次，违者我也忘了他想怎么罚。总之，我和借课本君排在了一起。清扫的那天，早上五点多起床，骑了车出门。天还没全亮，路上人景影影绰绰。由于有伴，自然也不害怕。到了教学楼，似乎是很认真地清扫完毕，再到石碑旁的小巷子里去，打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吃两根油条。完后蹲教学楼门口，亦或者跑到篮球场，坐在石板凳上，看着那些晨跑晨读的同学。

天亮了。

高二时，开始玩吉他。接触到喜欢的女生，暗恋，却又不敢挑明。至今连联系方式都没有。选了理科，却总读不好化学。曾在生物考试时和同桌玩五子棋，大胜。监考的是化学老师，趴在讲台上看我赢了几把后，丢下一句话：“你读书有下棋这么厉害就好了。”

所以到了高三3+X时，我毫不犹豫地把化学甩了。但物理同样读不好。平时测试150满分的卷子，总是只能考六七十分。高三班主任为此头痛不已，于是在他的劝说下，周末时间和平常固定的周几某个晚上我都得骑着个小破单车，跑到老师家补课。

给我补习物理的老师是个小老头，华南师范毕业。平常爱写些不太通顺的小诗，大约还自己贴钱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到处送人。这位老师人品极好，说话总是客客气气，从不呵斥，对我也很不错。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某次为我补习时他突然说起了何晴，当时的一个还算有点人气的女明星，大约算是他老人家的偶像吧。

说起来，这一生里遇到的大部分老师对我都不错，师德也都很好。网上看到的讹学生东西、钱，乃至于虐待学生的那种老师，所幸我都没遇到过。这大概也可能是因为我平常表现良好，在老师眼里是个乖学生的原因吧。

1999年的高考是在7月7日。那天的前一天，大约中午前后，班主任（英语老师）说得了一套华师大的模拟题，赶紧召了几个尖子生过去，我有幸也在其列。记得那天烈日炎炎，接到电话的我赶紧出门，父母除了叮嘱戴上帽子外，别无其他。那时的孩子远不如现在的娇气，压根儿不怕考试前中了暑。当然可能也是没娇气的资本罢。

于是我戴了顶白色的遮阳帽，脚踏单车头顶烈日，汗流浃背地踩过了17岁生日的夏天。

本文为原创 作者披着能皮的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