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慕尼黑遇见居斯金德

    ——我和德语名著《香水》及作者的奇缘

        金弢  

—— 在慕尼黑家访作者   

人生缘分是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皆大好事是一个环节也不能少。如若没有在中国作家协会能通过国家每年直接订阅西德大型刊物和报纸，我就不会灵通外国文学信息，也不会了解长篇小说 《香水》 的详情。没有中国作家团的出访慕尼黑，我也就无缘结识德国巴伐利亚州文化部长，也就不可能有奖学金机会。没有巴州文化部的引荐，我不可能认识巴伐利亚电视台台长，也就不会有人把我介绍给 《香水》 作者居斯金德，并对他进行家访。而这一切只因为我是他的小说 《香水》 的译者。

  结缘德国讲学金  

 八十年代初期，我们刚打开国门，对外部世界孤陋寡闻，对国外“奖学金”是闻所未闻。然而，西德那些年慷慨发放奖学金正是大行其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文坛除了三位在德语界较有影响力的作家如伯尔（ 72年获诺奖）、格拉斯（ 99年获诺奖）和西·棱茨，可以说至八十年代上半期没有产生过一部能引起轰动的世界级文学作品。战后四十年，德国文学，包括整个德语文学一直不被人看好，直至八十年代中期，时值西德畅销书低谷，却在一九八五年德语文学界爆冷门地出了一本世界名著———《香水》。此前，出版 《香水》 的瑞士 Diogenes 出版社，十年来经营惨淡，年年有亏无盈，不时裁员，考虑关闭出版社的想法是由来已久。然而 《香水》 爆炸性的成功，让被人淡忘几十年的德语文学瞬间成了国际文学界的热衷话题。小说一经发表，一夜间跃居德语国家乃至整个欧洲文学畅销书榜首，称雄十多年不衰，印数腾越数百万。对德国这么一个有印数三、五百就可开机的国家，这简直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天文数。瑞士出版社瞬即起死回生，推掉全部其他小宗业务，重振旗鼓，虽大量招兵买马、增添员工，然仍是忙得应接不暇。   

《香水》 作者与我同住慕尼黑，那些天有消息传来，称此书作者居斯金德七秩大寿了。于是，德国媒体顿间又沸沸扬扬，文学界对他的回忆文章不由得再次掀起一股热浪。   这位一举成名的世界级畅销书作家，除了他离奇的作品情节外，被人炒得更为热火朝天的是他的性格。其待人接物的“旷世”内向、生活习性离群索居，在德国乃至欧洲众多知名作家中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他害怕见人，极不愿见人，更不同意让人拍照。媒体上流传的为数极少的几张照片均是偷拍而成。   这么一位幽眇莫测、千金不谋一面的人物，我却有幸曾对他进行过一次家访，而这种千载一时的珍贵机遇，于我当时德国初来乍到的，却是倥侗颛蒙。   

自一九八五年起，随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国外事交流日益加深，我们跟西德的文学活动在三个层面同时铺开。有两国政府间每年不少于一次的对等互访、有中国作协跟西德联邦州的单项访问计划及德方私人出资邀请，我每年频繁地穿梭在中国与西欧国家之间，尤其是对四个德语国家的反复访问，有机会结交了众多德国文友、作家，包括屈指可数的大作家。只要我们有安排，都能如愿与他们见面，包括那两位诺奖作家。此外如棱茨、洛德曼、肯珀夫斯基等德语界一流名家，均不存在跟他们约见的难处。   按常情，作家无论是否出名，都会乐意接受采访，以宣传自己，扩大影响，提升知名度。然而这位寓居慕尼黑的居斯金德却是例外中的例外。

     一九八八年十月，结束了中国作家团对汉堡“中国国庆文化周”的访问，参加完毕法兰克福书展，我将团内财务账目理清，把账单让团长过目、签字。把作家团送达西柏林后，我将财务清单连同余剩的外汇现金委托张洁带回国，将团归程安排妥当并送上飞机，把老作家邓友梅单独办好了去美国的登机手续，自己却破天荒地头一回单独留在了德国，开始了我的学者访问。   那个年代西德盛行发放奖学金，不但政府官方有机构提供，如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洪堡基金会，赛德尔基金会等，各党派的奖学金更是枚不胜数，像阿登纳、艾伯特，诺曼基金会等都是人尽皆知的，平常名不见经传的加起来可谓多如牛毛。   

是时无论哪位中国文化人或学者，只要对中、德文化、文学交流有所贡献的，即不失为一种申请奖学金的资格。谁要是翻译了德语书籍，希望得到奖学金来德作文化访问，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向有关基金会提出申请； 有了译著付梓的一般都会同意。日耳曼这民族较有文化素质，且傲劲儿足，施舍心强，特别顾忌自己和对方的面子，作出拒绝怕让人难堪，理由基本充足通常不会说不。   

我们当时的国情根本不可能自费出国留学。大学毕业生的月薪，到德国还不够吃一顿饭。若不是利用国家教委的名额，作为公派生出国，那就只能靠自己疏通关系得到自费留学机会。这些自己联系来的奖学金，不同公派，被称作自费留学生。   若谁已到了德国，只要获得大学攻博资格，争取到奖学金更是易如反掌。德国人会认为，你能读博，不失为人才，尤其是八十年代的中国国情，他们认定你对两国间文化交流将会作出贡献。   

博导的一封举荐信至关重要，既然有教授出面担保，他们就深信不疑。德国是个讲究权威的国家，权威可以一言九鼎，而且德国人非常相信自己人的话。论文有博导推重，在申请时，只要了解某政党宗旨，写进某些自己的独到见解，如此，几年读博奖学金就十拿九稳了。   

见面礼是心仪的 《香水》   

因多次来德访问，特别是第一次，那时八十年代在德国很少能见到中国人，只要会德语，中国人给人印象就特别深刻。是年，慕尼黑汉泽尔出版社印行了张洁、王蒙、张抗抗等众多作家的作品，所以我们出访那一站，新书发布会、作品朗诵会尤其频繁，我也有幸得以较多的亮相机会，从而结识了众多德国文囿。     

中国的外语教学水平在世界上堪称首屈一指，“北外”更是具有听说领先的教学校风。通常情况下，一个德国汉学家碰上中国的日耳曼学者，彼此一般不会说中文，多用德语交流，这是因为中国人的德语好过他们的中文。第一次上台翻译，慕尼黑文化部长为我们的德语仅仅是在国内所学而感到极为诧异。被人赏识后，他们就会主动提供奖学金，并例举自己奖学金的种种优越条件，像是生怕我们提不起兴趣。   

是年秋我已收到邀请，但我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干得不亦乐乎。现在回想起，我没马上应邀是对的，否则就没有了往下几年跟众多知名作家的美好回忆。   

当时，改革开放势头方兴未艾，不仅出访频繁，国内外事也是夜以继日。作协外联部的年轻一代，工作至上，接待到访团，干得没日没夜。加之作协与德国使馆文化处过往尤甚，德国艾伯特基金会驻京机构跟我们合作尤密，时时会通过他们，推毂中国作家出访。因基金会急需中文教员，认识基金会负责人后，我出入外交公寓成了日常。   

一九八五年起，中国改革开放全方位展开。胡**主持中央工作，提倡减政放权，形势异常宽松。引领搞活经济，倡首私有制，大兴文人经商，作家们过上了继文革后第一段轻松愉快的好时光。   

德国 《南德意志报》 常驻北京记者达尔先生同在秀水街。此君曾留学台湾，老婆台湾人，后携家来京，负责给 《南报》 写文艺专栏。一次外事活动我们得机相识。     

平常大家只打个照面，因每每行色匆匆，未能得机攀谈。有次招待会他主动出击。我想他是搞新闻的，无疑事先会向艾伯特基金会打听过我，他是有备而来。他要文化口的消息，有内部的最好。报人搞消息本是常事，然一旦牵扯到外事，性质就会变化。“内外有别”、“外事无小事”，出了问题就是大事，捅了娄子就是大错！   

外事强调先请示、后汇报。此类规定貌似麻烦，但也有绝大好处。程序虽多，但可免除承担责任。既然凡事由领导定夺，责任自然也在领导。当时规定，凡来约谈，一律先作请示。   

达尔先生约我在北京饭店喝咖啡。让我喜出望外的是，他带来了 《香水》 这本我心仪已久的小说作为见面礼。在德国的 《明星》、《南报》、《明镜》 报刊上，尽管小说一直雄踞畅销书榜首，文学评论扑天盖地，但就是弄不到书。这回书一到手，通宵达旦读完，第二天电话联系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后，就马不停蹄译开了。     

翻译 《香水》，我是一边上班一边完成的，时历六个月。在外联部，我的工作非常称心如意，一年的外事任务，半年属交流旺季，余下半年，除工作上做些休整，清闲时，上班时间也可以搞自己的文学翻译。那年头家家住房条件极差，一间房连孩子带阿姨要住四人，写作及翻译要过半夜十二点才开始。为节省时间就夜宿办公室，睡椅子，到最后定稿需要突击更是如此。我们班上干私活，领导不但不反对，他们都是文革过来的中年干部，也是外语专业，对年轻一代极为包涵，而且还提倡搞些文学翻译，以提高专业水平。那阵子“文人下海”为时尚，第二职业很流行，不坐班的抓紧时间捞外快，作家们弃文从商，无产者赤贫本色始遭耻笑。那是一段让人难忘、文化界春风得意的黄金年！   

当年来德国，我是无家无小一人先行，手里拿定几份奖学金。虽然以往来德多次，但那些都是官方访团，食住行事事均有德方安排、招待，一切均坐享其成，凡事不用操心。但这一回不一样，这是自费留学，境遇则会面目全非。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自费留学，情况跟官方团可判若天渊。从日常报户口、改签证、买月票、银行开户、大学注册选课，生活中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得由自己去解决，亏得语言畅通，否则更是困难重重。尤其是奖学金结束后的找房子，全然是一种陌生的体验。因当时马克对中国人太值钱了，100马克相当于一个大学毕业的国家干部半年的工资，所以总想省钱找便宜房子，这样找房更是难上加难。为解决一家三口的住房，从同胞手里续租的一个小套房，年租一万马克，已是弥为难得的机会，而当时让中国人听了咋舌。

如此，我一人先行，出来蹚蹚路子，领领行情，看看在德国能否呆下来，作些考察。我得事先弄清举家来后能不能生活。若情况不尽人意，就攒点老马回家过日子。所以妻小是一年后随行。

在一次文化活动上，我向部主任对住在基金会总部的那段时光再次表示感谢，声称那么好的住房条件，那么优美的环境让人终生难忘。因是感谢，亦出于礼貌，语气、用词多有褒奖。主任接过话题说：“您住的那套房虽然舒适宽敞，但不是整栋别墅里最大最漂亮的那一套。您家属这回要来德国，我们可以再次给您半年的奖学金，并安排您一家人住最好的那一套。” 弄得我家人到了德国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资本主义国家是家家拥有如此宽敞的豪宅。

这个大庄园坐落在慕尼黑轻轨线终点站，别墅占地好几千平方米，院内宽广得连学开车也绰绰有余； 两人合抱的参天松树黑压压一片，夜来一阵风起，松涛如海，别墅里听得不绝于耳。

这大庄园是一位富豪老太太送给慕尼黑市政府的礼物。这对富可敌国的夫妇都出生于这个小镇，两人青梅竹马、门当户对，祖上不计几代一直是本地豪门，上世纪 20年代，丈夫在美国淘金发了迹，因眷恋家乡的童年时光，特地在此兴建了这个大庄园，供作偶尔回老家休假用。可惜这对老人膝下无后，自丈夫去世后，老人久居美国，开始还保留着房产，时尔返乡看看。后来干脆将这片庄园连同别墅一起捐赠给了慕尼黑。

市政府由此设立了文化基金中心。全世界的文化人，包括作家、画家、翻译家、音乐家等等等等，都可以向市政府提出申请，获得奖学金，来此住上半年、一年的，完成一个文化项目，第三世界国家的文人优先。在别墅底层的大厅里，陈列着无数精美的中国明、清瓷器，价值连城，所有玻璃壁柜，无一加锁，谁都可以随意拿在手里鉴赏。

开启学者访问后，我住文化部基金会，白天大学听课，晚上有诸多的文化活动，而且每次都带吃的，很大程度地解决了我“单身”的膳食问题。一次新书发布会上，通过文化部长的介绍，我认识了巴伐利亚电视台台长，一位慈祥的长者。     

这位老人非常看重中国知识分子，当他听人介绍我翻译了 《香水》，又是巴州文化部的客人，遂当即跟我敲定，明天上午在电视台见面，说要帮我两个忙。   

我如约而至。进午餐时老人说，一是要安排我给电视台录制一个文化节目，阐述德、中文学的交流，谈谈翻译 《香水》 的心得。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进主播室，而且还是外国电视台。其实也就半小时的录制，剪辑后充其量不过十分钟的节目，但他事后开出的稿费单，大方得让人惊讶。这就是典型的德国人，只要他们看得上眼，因手中有权，他们就会异常地慷慨豪爽。   

八十年代的西德是战后最富得流油的年代，她能出钱打那次海湾战争、能免去苏联几千亿的国债，并以一比一的兑换率买下东德一个国家，黄金储存在美国多得连自己都忘了数。我们留学生坦言西德满地都是马克不会为过。官员们的施舍是家常便饭。我跟文化部的人交往多了，因不间断的文化晚会，彼此混得很熟，他们说话也不把我当外人，向我透露，基金会每年的重要任务是要把本年度的奖学金全部用光，最好用得还不够，需要追加一些。如果奖学金没发完，上级部门只会认为一是工作没有做到家，任务没有圆满完成，这对年度的总结报告是个负面参照； 二是因为此年度经费花不完，明年预算只会有减无增。所以他们在批复奖学金时，只要理由基本符合要求，就会欣然解囊。  

电视台长者要帮我的第二件事，是想把我引见给 《香水》 的作者帕特里克·居斯金德，因为他是他的好朋友，我是他的译者。说起当年我能抢先在国内将此小说迻译出版，还真是多亏那位达尔记者。  

《香水》 作者家住慕尼黑市中心，就在我们留学生再熟悉不过的“福楼”斜对面，那里是学生会一年几度的活动场所。居斯金德四十开外还是独身。他能同意我对他家访，是电视台长的面子，否则我无疑将被拒之门外。那是百年不遇的机会，而对这种千载难逢的好事我当时是一无所知。后来读到大量媒体报道，才知道他是素来推扅杜客，深居简出，绝对不合群，从不见人。那时他刚崭露头角，多少还是羽翼未丰，后来因此书连年占居畅销书榜首不衰，他更是行情大涨。我采访了他，真是三生有幸！   

我是一个下午去的他家。他住一个简易两居室，房间狭窄，客厅的一面还是斜顶房。室内没有位置放壁柜，他利用公寓楼梯拐角处的壁橱当书柜，临别赠书时还带我下了半层楼梯参观了他的书柜。他狭窄的客厅，这里也是他的书房，这种拥挤的环境不由让我想起张洁跟老孙新婚后的小家，也是这么拥挤不堪。或许狭窄的空间对人灵魂的净化、思想的敏锐、观点的犀利会有好处。三维空间的狭小不会影响思维，抑或更能写出好作品！   

从表面上看，他对我的接待是热情而又平淡。说热情，是古典式的热情，与 《香水》 情节颇相吻合，也是十八世纪的老派风格。他家住二楼，我在楼下大门按了门铃，他没像通常德国人那样按了自动开门钮，让我独自上楼； 而是跑下楼来亲自为我开门、与我握手、表示欢迎。缓步上楼时，他简单介绍了这座楼的历史与背景； 踏上楼梯，还巧遇了是时德国最著名的一对电视演员夫妇，他不无骄傲地介绍我是他的译者。我感到他为自己的小说以遥远的东方文字付梓而新奇和好奇。中国的古老文明在欧洲妇孺皆知，然这古老文字能跟自己的作品直接挂上钩，不啻为难能可贵。我的家访，本来的设想应该是一次“访谈”，结果他几乎什么都没谈。在他家的整个访问，他的讲话加起来不过百来个字。然而，德国人的不失原则性，关键的几个字他却不会忘。这我后文再提。   

说他的接待是平淡，是因为他的招待连一杯白开水也没有，这是表示不欢迎的态度！起码在暗示希望客人下次别再来。这种“平淡”并非冲我而来，而是他的性格使然。他不想任何人来访，不愿接受任何采访，对谁都一样。对他的性格，是我在慕尼黑生活多年后才有了较完整的了解。   

关于他的性格与习性的传言，在往后的三十年中，我只有道听途说的道听途说。我在慕尼黑经营酒楼二十二年，熟客、老客无数，谁都知道我翻译过他的书。所以在客人中，有谁得悉有关他的点滴新闻，来吃饭时都会主动跟我提起。尽管如此，在二十二年的时间里我只收集了两三种“道听途说”。   

一是客人听居斯金德以前的中学同学说的有关他的怪习惯，说是在校期间，每堂课都要报到签名。其他同学签名都是简单且又快捷，像是画个记号，而唯独他不然，他每次都会认真、完整地签下他的姓名，要工整、清晰地书写，让每个读书人都必须能看懂。加上他的姓名又特别的长，用的是传统的教会名字，由四个单词组成，加起来有二十几将近三十个字母，每个字母他都要一笔一划地认真完成，而且不是弯着身子画个押了事，他还必须得坐下来写。每次上课到了签名报到，其他同学一秒钟能完成的事，他要写上半分多钟。到了学生蜂拥进教室时，每次轮到他签字，他身后会排起长队。他这种“认真态度”，老师从来不予评论，更不会提出批评。不管别人有多抱怨，他一如既往地我行我素，言称，这是他的权力。这种怪癖不仅符合了德国人典型的死板，老师不加干涉也践行了德国人的讲原则。我想作者若不具备这种精神与质地，他也无法在小说里将各种气味做到精细地分门别类。我们说，作品是作家灵魂的写照，居斯金德不正是一例佐证？！  

二是他下餐馆就只爱吃意大利餐。在我酒楼拐个弯有一家他唯一去的意大利餐楼。听客人说他去那里用餐，我还专程走访了业主，当然他知道我也是业主，老板间打交道都比较客气礼貌。我听老板详细介绍了他： 他每次来都会选择生意的空挡，到了下午三点忙劲过后他来了。他入座后会要求老板把旁边的餐桌放上预订牌，以免别人靠近他，据说每次出门还要装扮一番。当然他消费不菲。到了生意忙起来不得不用那些餐桌时，他便会起身离席；   

三是他话说得最多的是跟他孩子的老师。听说他后来结婚生子，去开家长会，他会向老师提无数的问题，什么问题都问得很细。他向人提问和他对别人提问的回答形成天壤之别。看来居斯金德是个认真的父亲，跟他当年学生时代的签名，依然是一样地认真！   

那次家访他，因我当时刚出国不久，跟本单位的机关刊物 《文艺报》 还挺热和，他们也曾时常来办公室要材料，于是设想着写一篇采访录。家访时，我把译作送给作者，他回赠他的作品，并且留下签名。因考虑到采访稿可能会需要一张作者的照片，于是我把三角架也背去了。然而他就死活不让拍！后来我得知，有关他的照片，除了偷拍，他从来没让人拍过一张。他的个性、他的执着，他的坚持原则，我非但没能得到一张照片，连起初设想好的访谈录也化之乌有。然而我能进入他的寓所，确是千年不遇！能这么近距离地接触他、跟他直接对话，我在慕尼黑生活了三十五年，还从未听说过别的哪位记者有这等机会。我怎能不暗庆自己乘时缴幸呢！

几多花絮  无以忘怀   

那次家访 《香水》 作者，几多花絮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是德国初来乍到，我曾跟博导去中餐厅吃饭，我们谈及我翻译的 《香水》，不经意被邻桌的一个德国作家听到便攀聊起来。他是时任捷克作家总统瓦·哈维尔的挚友，也是 《香水》 作者居斯金德的莫逆，瘦高个儿，老烟枪一个，那时德国尚未室内禁烟。一听说我翻译了 《香水》，他马上起身向我鞠躬，表示敬意；   

无巧不成书。后来我有了自己的酒楼，一次他携文友来我店吃饭，被我一眼认出。他说自己跟居斯金德一直来往甚密，还向他提及见到了 《香水》 的译者。这一回我向他展示了我 《香水》 的中译本，并当即请他转达我对作者的邀请。虽然时光过去了十年，我深信不疑作者对我那次家访一定记忆犹新。然而，月转星移二十载，他一直杳如黄鹤；   

二是一九**年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德国“欧洲翻译中心”举办国际翻译研讨会，我作为中方代表出席。来自世界各地的二十六国与会者中，有十八人翻译了 《香水》，我们十八名 《香水》 译者，还特地举行了一次翻译 《香水》 的专题讨论会；   

三是二OO五年盛夏的一个晚上，天气异常炎热，客人们都去了啤酒公园，我百无聊赖地看着报，进来一个美艳绝顶、二十上下的金发姑娘，要买两瓶啤酒带走，我们自然而然地攀谈起来。  

我问她： 我怎么没见过你，这一带的客人我都认得。她说她在我们那栋楼里、就在我们餐厅花园侧面的楼上临时借了一个房子。她不是慕尼黑人，这次从外地来是为了当配角拍电影 《香水》。   

我说我没听错吧！是居斯金德的小说 《香水》？她说正是。我说：“你今天来买啤酒是来对了，这部小说就是我给翻成了中文，我还采访过作者本人。” 她看了我的 《香水》 中译本，觉得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决定留在店里喝她的啤酒，要跟我聊下去。   

她是一个乡下姑娘，家住科隆附近的小村庄，慕尼黑这样的大城市她还是第一次来，文理高中还没毕业，仍住父母家，她叫戴爱娜（Diana），她给我留下了手机号和父母家的电话，她的纸条我一直收存至今。   

几年后，我从电影杂志和报纸上得悉，她成了德国的大明星、电视连续剧 《医生日记》 的主角，红极一时，被誉为德国有史以来最性感的女演员，一直杀进了好莱坞。我去电话，向她祝贺事业上取得的非凡成功。她说，那天晚上一起喝啤酒，她仍历历在目，而且依然非常愉快地回忆起在慕尼黑的邂逅。   

喝完啤酒的第二天晚上戴爱娜又来了，但她今天不是来买啤酒的，她要拿 20欧元买走我 《香水》 的中文译本，是电影 《香水》 的导演艾辛格（Eichinger）让她来的。   

世界是那么之小，人生又是那么奇妙： 我在一九八六年于北京巧遇记者达尔，意外得到 《香水》 一书，接着因德方奖学金来到慕尼黑，一住就是三十五年； 缘由翻译了 《香水》，被引见与作者认识并家访了他； 与教授在中餐厅吃饭又巧遇作者的挚友； 戴爱娜姑娘又是百年不遇地碰巧借住在我们楼里； 来买啤酒从而得知了我是 《香水》 译者； 而我的译本又被 《香水》 的导演艾辛格买走，他可是德国出了名的第一大导演，除了过世的法斯宾德（Fassbinder），德国至今空前绝后。这么多无数个巧合加巧合，难道都只是巧合，不是“缘分”？真让人百思不解！   

居斯金德少言寡语，惜字如金，但他曾经的两句话让我始终难忘。既然他不会多说一句没必要的话，甚至一个没必要的字，那么他说了，这两句话必定有不同寻常的道理。   

第一句： 当我把我的译本送给他时，他道完“谢谢”便说：“您可以联系瑞士出版社！” 这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插话，让我苦思冥想了十三年，直到二OO一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我才茅塞顿开，才恍然大悟他让我接洽瑞士 Diogenes出版社的用意，那是因为版权。这即是德国人讲原则，就是亲朋好友，原则问题有如学术之争，是六亲不认，不能让步。   

当然，就如一九八O年代我们对西方版权问题一物不知那样，居斯金德对中国当时的国情也是“孤陋寡闻”。他无从知道，作为“世贸组织”之外的中国，跟版权国之间对等地不存在制约，就像一九八五年慕尼黑汉泽尔出版社出了再多的中国书，也没必要支付一分钱版权费一样。   

第二句是： 在我的翻译过程中，始终为小说离奇的情节、超越常人的想象力而愕然，也是译著付梓印行后不少读者向我提出的困惑：“作者何来这样的创作念头？” 我将这一问题直陈于他，我期待的是如同提问其他作家那样，将是一长篇滔滔而论。没想到他的回答竟是：“也许当时我还年轻。”   

如此一句：“也许当时我还年轻”，跟问他何来小说的创意，这问答之间的逻辑性和有机关联，想来让人莫衷一是。这种离奇抑或正是其“物以稀为贵”的价值所在。他的小说出了名，多少导演想拍成电影，多少经纪人想跟他交易版权转让，然而他三缄其口，坚如磐石，沉默二十年，直到二OO五年才同意出让 《香水》 版权，并为此得到了 20，000，000欧元的版权费！   

2022年07月01日  修订于慕尼黑 （此文发表于大型文学刊物《江南》2022年4期双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