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监考、巡考。现在的试卷都是电脑编辑、机器印制的。我们小时候的试卷都是油墨印制的，有蓝油墨，有黑油墨。把油墨涂在滚筒上，在夹好蜡纸上的装置上一碾就出来了。字都是刻写的，楷书居多，或刚劲豪放，或清秀端庄，也有的拘谨内敛，大抵字如其人，不一而同，清晰美观。试卷发下来，自有一股淡淡的油墨清香。
小学时只考语文数学，没啥学习资料，学校文印的压力不大。初中就不同了，语数外，政史地，都要考，还增加了一些学习资料，学校文印的压力就大了。那时没有文印室，有一个敲钟的老师，叫王英龙，高个子，不苟言笑，其书工整隽秀，刻卷子的工作也就渐渐地落到了他的头上。每临期中期末，他被整天地关在办公室里。
平时的各种讲义、小测验试卷等，老师们就不麻烦他了，一般自己刻制，有时也会找字写得端正的同学帮忙。我也常常在被喊之列。对于老师来说，不过是为了减轻自己的工作量，但对于我们来说，却是一种光荣，能被老师认可和重视，在同学堆里算是出了风头，所以做起事来也就十分认真带劲儿。有个英语老师，叫崔世和，老是找我帮忙。除了给我复习资料的书，他会给我钢板、铁笔、蜡纸三样东西。蜡纸装在一个狭长的纸筒里，顶端有盖。蜡纸上印有横竖的方格，以便于书写时排版。把蜡纸铺在钢板上，用铁笔在上面刻写，总是发出“刮刮”的声音。这种声音每一笔都表达着我内心的自豪，我也俨然一个小老师的模样。前天中午在食堂吃饭，说起初中刻钢板的事，有同事说：“怪不到你现在是个格式控，原来是从小受到了训练。”细想起来，也不无道理。
到了高中，才有了打字机打印出来的试卷。学校有个专职打字员。打字是个技术活，好几盘方块字，要很快地找到需要的字，数理化还有许多符号，自然是要下一番苦工夫练出来的。每到考试、测验，那个老师也是日夜不得闲。我对打字机打印出来的试卷有一种敬重之情，觉得它正规，像出版物，那时总是把它们妥妥地收叠起来。随着科技发展，学校买了中文系统打字机（还不是微机），那个老师不得不放弃苦苦学了好几年的机械打字技术，转学中文操作系统，颇有点下岗再就业的滋味。
我是到了高三时才首次看到复印机的。学校里有没有不知道。高考要考《政治常识》和时事政治。那时颇有点看不起自己学校的复习资料，觉得没有深度。沈三小不知从哪里搞来好几份材料（据他说是海安中学的），我一看就觉得很有水平。他神神秘秘的，但对我很大方，只跟我一人分享。他知道镇上哪个厂里有复印机，走很远的路，带着我去复印。他爸是学校老师，可能由于这层关系，他去复印不收钱。第一次看到从机器里钻出来的一份份材料，跟原稿一模一样，十分惊奇还有这样的科技！沈三小的材料帮了我不少忙，最起码看问题的角度多了，思考问题更加深入了，1991年高考政治87分，与他所提供资料的熏染不无关系。
大学里开始学习微机，使用电脑编辑文本。用的WPS，学的五笔字型。那时电脑少，也没钱去上业余补习班，大学毕业时，打字还是个生手。工作之初，学校电脑也少，铁机老校区文印室用的还是方正打字机。好在我跟打字员吴老师混得好，套个近乎，再求几声，她就肯优先帮我打印资料。1996年，技工学校使用《语文》96新版。书里有些疏误，我把它们整理出来，交给她打印。这份材料寄给出版社之后，得到了重视，从此我跟他们建立了延续至今的联系。多亏吴老师帮忙，我依稀记得当年立在边上，看她帮我打印资料的情形。随后我开始受托编书。要自己编书了，不能再靠别人了，不得不重拾五笔字型，大热天赤膊关在办公室，编写编练，也就逐渐熟练了。现在的同事多用拼音打字，不少人看到我用五笔且很熟练都表吃惊，却不知道我是被逼出来的。
现在我们出试卷、写文章、编教材，都用电脑输入和打印机、一体机印制了，不仅效率高了，而且卷面美观了。这是科技进步带来的便捷。但在运用科技成果的同时，不要忘了一些基本的东西。油印时代的资料靠手工刻制，不仅字儿要漂亮，还要讲究版面，这样读者才能看得清晰，读得舒心。电脑总比手工好，字体字号行间距页边距的把握比手工更强，运用更丰富，我们理应为读者呈现一份美观大方的文本。然而我们现在的许多人都缺乏这方面的素养。每当看到不规范的文本我就来火。前天审读两本校本教材，内容没多看，一看文本格式不像样，就毫不留情地打回去重做。没办法，从小形成的格式控，不顶真，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