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之后，曹操专权，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大乱之后，人们都想做皇帝，故曹操不能不如此。这一点影响到文章的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倡导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当时凡人都自命清流，于是变成固执。
因此，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风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这两点在曹操的文章中都可以看见。
曹丕承父业，于清峻、通脱之外，加上华丽、壮大。以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自觉的时代。
曹丕在《典论论文》当中提到的建安七人，文章很少流传，但不外乎慷慨、华丽。大概因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战乱者特多，于是为文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
这样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时候，文章上起了重大的变化，因为出了一个何晏。
何晏的名声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欢研究老子和《易经》，同时他喜欢空谈，也喜欢吃药，是空谈与吃药的祖师。
他吃的不是寻常的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吃完药后需要“散发”，如果没有“散发”，就有弊无利，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所以走路名曰“行散”。
走了之后全身发烧，于是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发烧之后又会发冷，于是饮热酒。也因为吃药之后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所以，那时人的衣服宽大，看上去很舒服，很飘逸，其实内心都是很苦的。
这样的作风在当时被认为是名仕作风，是受文人追捧的。于是又有一个新团体名叫“竹林七贤”，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其中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
阮籍和嵇康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鲁迅先生认为，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期，崇奉礼教的看起来不少，但他们多半借着礼教以自利，实际上恰恰是在毁坏礼教，而这些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是太相信礼教。
嵇康为人高傲，但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有一条一条的教训。因此，我们可见嵇康对于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意的。
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是隐而不显的。
虽然模仿阮籍嵇康之流的人多，但是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内心的痛苦，却往往不为人所知，因此，人们只学的他们的皮毛，颇有东施效颦之感。
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特色了。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破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便也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