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有一小山包，我们叫它转包粱，山顶凸起一坨大石头，大队在上面树了一根木桩，挂一个大喇叭。喇叭很大，是灰色的。公社广播站每天都要通过这个喇叭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也播一些通知。
十七岁那年的秋天，喇叭里播放了一个通知，是说征兵开始了，让青年人积极报名。
当时，我和父母还有大哥在地里挖红苕，听到这个通知，便停下手上的活路，对父母说：我也去报名。父亲说：你不得行，不到十八岁。这语气有些生硬。
父亲最见不得我说要离家出走当兵之类的话，多是话题才开头，他就会一声喊起：莫名堂。
土地承包到户以后，做农活得有人手，那时，我和大哥都是十几岁的人了，父亲不想让我们离开。
一个上山区娃娃，除了读大学外，别的路子是难找的，唯有从军，这才是唯一一条合法的道路。
许多年前，上山区的乡里人是不可以随便出去的，如果出门去远方办什么事必须有大队和公社开的介绍信，如果没有，就会被当作流窜犯抓起送回。这是一件丢人丢到家的事。
儿时，我记得在街上看见那些有工作的人是多么的神气，他们穿的是皮鞋。我记得一天在乡场街上有一个穿皮鞋的人，他的皮鞋上有土，就用一匹树叶子去轻轻的扫，然后用嘴去吹。他的衣服是中山装，的卡布做的，裤子是西式裤，洋盘。
这些有工作的人，多是供销社，信用社，食品站，粮站，学校等单位的。
如果在山中小路上，一个农民背一背篼东西与他相遇，一些温和的会主动让农民走，️一些脾气不好的会站在路中间说：你搞啥明堂啰，我哪门过走嘛？一般只有给他让路了，然后，会以十分谦卑的口味说：对不起，挡你路了，同志，你去哪里。这人神气地走了，不会接这个农民的话茬的。家里人把这种人叫做：大帽得很。也有说：这个人好狗（狗眼看人低）。
在单位上班的，依当时话说：吃国家供应的。他们上不上高中，中专，大学都无所谓，可以直接顶父母的班，自动升级，更新为吃国家供应的人。
我常常思考怎么样才能成为吃国家供应的人呢？
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中专，那时候，乡里娃都把考中专当作首选。因为，初中升中专后，只读两年就分配工作，如果是师范学校，毕业后当老师。总之，这样就不用挖地了，每个月有现钱数。当年，我的理想就是读中专，但没有考上，可是，高中也弄脱了，记得当年有个规矩，你报考什么就是什么，中专没考上，高中就不能录取。父母让我再去复读一年。
一天，正在上课的我，被老师叫出去，说：你老汉不让你读了。
父亲说：家里又是补钱户，公分不够，你回来学做活路，挣点公分也好。
我背上书包，随父亲回家。
山路弯弯，我和父亲一句话也没有。
我是一个聪明的孩子，知道父母的苦心，我主动对父亲说：我正好也不想读，就是再考分数够了，又无多的名额也是白的。父亲说：二天，去学个啥子手艺。
在上山区，纯粹的一个农民，如果你的亲戚朋友圈里没有一个与城里的人有牵扯，那么，他家的娃娃，就是有天大的理想，长得再好看，也是天生的一副农民的嘴脸。所以，那年月，许多乡里人大多会让娃娃去学门手艺。如木匠，医生类比较高逼格的。也有学剃头匠，算八字看阴阳。有门手艺，就是一个手艺人，订婚的时候可以加分，让女方高看一眼。
回家后，我在生产队跟大人一起出工。那年我才十三岁，一天的工分与妇女一样。男人是主劳，十分，女人是副劳，八分。
我根本吃不了这个苦，但必须忍受。
一天，母亲抱回一条小羊，让我每天出工牵上，栓山上放养，长大了也卖点钱。
就这样，山上，少年，锄头，小羊。
就这样，日出，日落，刮风，打霜。
我不甘心是这样子的生活，未来是什么？我有时会在山顶上使劲往远处望。
我想知道远方是什么样的，就这样看着远方，直到眼睛看得清痛才闭眼。
一天，队里一个姓周的表公对父母说：春儿，小点，做活路早点了。
父母又商量让我又去读书，本乡学校是去不了了，父亲让我去邻乡一个叫梓桐庙的民中去插班。
当时，大哥也在那读书，我和大哥住在庙子里的楼上，四边透风，一张竹席一床被子，哥俩挤着睡。在学校里，自己做饭，原本金贵的米就不够了。我和大哥每周都要带一坨米，在学校，我时常想起家里年幼的小弟小妹，瞪着眼，看着光溜溜的红苕块难以下咽的场景。于是，我又自动回家了，少一个人拿米走，可以解决大问题。
继续出工，春耕秋收，日子真是越来越不好过。
我约莫有十四岁多点了，个子不高，干瘦。家乡人说：汉汉小。后来，父母认为我实在太小，别把身子压垮了，就让我也去学门手艺，当个裁缝。
母亲给我装了几斤米，几块腊肉，还有一些娃娃菜，塞满一背篼，我跟父亲去一个师傅家。
把我送到师傅家里后，父亲叮嘱我要勤快。
父亲走了，我坐在山坡上，看着父亲走下山，过了河，又上山。山上有树，山路崎岖，我仔细捜索父亲时隐时现的身影。在远处的山上，最后，父亲走上山梁，突然停下来，他可能是休息一下，吃个烟。
最后，他终于消逝在我的视线中。
那一刻，我憋着喊了一声：爸。
没有喊出来。
山上的风一下子大了起来。
在师傅家，开始，我帮他带孩子。当时，他有两个小孩子，大的可以走了，小的才一岁多。我是背上背着小的，蹲地上砍猪草，还时不时看着会走路那个别𨄮了。一次，会走路那个来抢我手上的刀，不小心把我自己给割了，我忍着做完事，没有告诉师傅和师娘。
慢慢的什么家务都做的，为的是让师傅早点教我手艺，可是师傅就是极少教我学手艺。时至今日，我只学会了锁扣眼。
那时，师傅要修房子，我就跟他们一起做事。在他家几个月，其实就是干活了，且吃的东西还是自己背去的。
让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那年，师傅家修房抢瓦桶子。这个是上山区的特色，就是盖房的瓦是用泥坯做的。泥坯要千万次地踩，我小小的身板一步步地踩着稀泥，多次，脚陷进去，抽不出来。泥踩好，做瓦的师傅用专用设备做成一个圆形的泥模，干了后，一拍，可以变成四匹瓦。然后，把这些土坯瓦放专门的土窑来烧，如果运气好，瓦是青灰色的，反之一片红。
师傅家修三间房，瓦桶子晒一大片，如果下雨，必须抢着把瓦桶收到房子里，淋雨了就白做。有天，突然下大雨，我和大家一起去抢瓦桶子。完事后，大家都回家了，我累的不行，就靠墙边睡着了。一个大妈把我摇醒说：春，回家吧，学这个啥子手艺呀！大妈给我两个馍馍，那是一种用红笤粉兑些高梁面做的馍馍，就这也好奢侈。
大妈头戴斗笠，手上还拿一个，她站在我面前说：吃了才去他屋里哈，别说我给了你吃的哈，娃儿呢！
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位善良的大妈，她的形象我真的难以想起，但现在我还感觉得到这个馍馍的热度。
我有时会象看电影一样，在心里播放这个片断。
师傅的房子修好了，他出门做手艺也偶尔带上我，我背着沉重的缝纫机下山，过河，爬坡，去给人家做衣服。但多是做些打粗的活，师傅裁剪布料会避开我。而更多的时候，师傅是带大师兄出门，我就在家里做农活和家务。
我开始琢磨着，师傅不教我手艺，这是为什么呢？
一天，一个老爷爷在耕田，我在田坎上割草，他说：你娃儿呢，行拜师礼了么？我说没有。他停下耕田，用田里的浑水洗洗手，掏出土烟往烟竿上一栽，点燃，巴叽叽叽几口，回头说：那要学到啥时候才能教你。你捉只公鸡，割刀肉，再备上二十块钱，阴卦阳卦一打，问个天地君親师，保证规一。
二十块钱？到哪里去找？我绝望了。
时间过去了近半年，一天，我做出了一个决定：不学了，回家。
我和师娘讲：要去山上割草。于是独自走了。
就一身衣服，没有别的家业，背篼是我自己的，只是镰刀是师傅家的。
我在村口遇上一个熟人，请他把镰刀带给师傅。我这是告诉师傅，我走了。
回家了，我熟门熟路，翻山越岭往家跑。
那时候是三月，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开的好美。站在家门外的山坡上，我看见母亲在油菜地里摘菜叶，她的头上，身上沾满了金黄的油菜花粉。
我咳了一声，母亲看见我了，母亲疼爱的说：你龟子娃跑回来做啥？我说了一句让母亲明白我心思的话：我走时油菜好小，现在都开花了。
我是告诉母亲：不想学这个手艺。
父母并没有责怪我。
后来，师傅来到我家，那天下雨，我在帮妈妈做事，不知道师傅与父亲谈了些什么。
冬去春来，花开花谢，小小的少年长成青年，田里地里，家里外头，我算不上一把好手，但必定是一个不让人讨厌的小伙。
农家子弟，升学不行，年龄到了十七八就会有媒人来踏门槛。我到十七岁的时候，身高不足一米五五，体重不足九十斤，汉汉小，又没手艺，媒人不曾光临过寒舍。但父亲却操心着这些。
一天，我与父亲在花生地里扯草，他要我和一个大我两岁的女子订婚。父亲历数此女子有多能干。我没说行也不说不行，只是嘿嘿笑。我不会顶着同父亲说话的，从小到大一直这样，那时，我根本没读过巜三字经》巜弟子规》这样的国学经典，有的是母亲平时的教育。其实，我心里真的是很反感，我必须有一个逃避的方式，思来想去，参军，只有这条路了。
就这样，我在还没过十七岁生日的1981年秋天，在上山区的山上，我听见了那个改变我命运的广播。那广播里的声音，是一个女声。
时至今日我还清晰地记得那天广播的声音：贫下中农同志们，社员同志们，现在开始广播，首先，播一下征兵通知．．．．．．这个通知，此时此刻就在我心里播放着。
自从喇叭广播招兵通知后，我心里一直很为难，但母亲知道我的心思。 我和母亲商量好，悄悄报了名。
几天后，我和乡里的适龄青年从山上山下汇集到公社一个茧站坝子里，大约有四五十人。我看见接兵部队的首长长得高大挺拔，崭新的绿军衣，鲜红的五角星和红领章让人肃然起敬。
我们依次序轮流走上坝子，一圏一圈的走，每一圈都有不少人被淘汰下来，但不知为什么，直到最后，剩下约十一二个人，我还在其中。又是继续走圈子，又淘汰下来一个，就剩下十人，我依然在其中。
我们这十人被留下站成一排，接受部队的挑选，接受命运的挑选，准确说：是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挑选。
接兵的首长从我们面前走过，他拍拍一个人的身板，又捏捏另外一个人的肩膀，到我面前时，他仔细看着我，我心里瞬间慌了，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乡里的武装部长说：这小伙子很优秀，回乡后很快就学会了农业生产技术。首长一胳膊搂着我肩膀往上一提，然后放下说：你有多重，我摇头。然后，让我们回家，等通知参加体检。
我们散了，各自往家走，我心里不踏实，很忧郁，只有先回家了。在街上我茫然地走着，突然，有人在后边拉着我肩膀，回头一看，是接兵的首长。他笑着说：到了部队，我保证你半年后，一窜就长好高。他笑着问我：还会干什么？我说：写作文。我从包里掏出早就准备好了的写的东西。他接过去仔细看了后说：我的乖乖，这小字写的不错。
我一口气奔回家，快到家门口时，看见父亲，他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说：没搞成吧？我说：不晓得。
其实我很想把这些情况告诉父母，我没有说。老家有句俗话：坛子盖盖敞早了要变臭，意思是什么事如果没有十拿九稳别说的太早。另外，父亲的不情愿，也是一个梗，我心里很乱。
几天后，公社带话让我去区上体检。
第二天是体检的日子，我今天必须去才不会耽误。
区上离我家有三十多里地，还要走水路，我不知怎么走才能去，我从来没有去过。于是，我决定沿公路往前走，一晩上肯定能走到。
一会儿，一辆大汽车开上来了，汽车从我面前驶过，是一辆空车，我想招手，但就是没有勇气。突然，汽车停下了，按了两声喇叭，我飞一样跑过去。司机问我，娃儿呢去哪里？我说：区上。上来嘛，我也去区上。
我第一次坐这种车，而且是坐驾驶室。司机说：我认得你。我偏头看着他，在脑海中回忆。他说，昨年子，一个落大雨的晚上，在阳寺庙，换轮胎，吃桔子，记得了么？突然，我记起来了。
那年秋天，家里的桔子树结的是坨打坨的。父亲和我一人背一背篼去观音河街上去卖。那时候，家家都种桔子，卖不起价，只有到远的地方可以一斤多卖一两分钱。我们卖了一背篼，剩下的又往家背。回来的路上，是越走越软。天渐渐黑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开过来了，父亲跑步往前，一跃而起，上了拖拉机，我也疯了一样往前跑。父亲伸手拉我，我就是上不去。拖拉机停了下来，驾驶员，凶狠地喊：下去，下去。父亲说：我不坐，让娃儿撘一截路。
我不停地向父亲使眼色。
父亲跳下拖拉机，拖拉机稀里哗啦开走了。父亲说：我想让你少走一截，哎。
我们累得脚手麻木，终于走到阳寺庙了，这里离家只有两三里路，当时下起雨了。我们有草帽，可以受得了。拐过弯，前边一辆汽车停那里，司机在换轮胎。这个司机经常跑我家那一带，是县里汽车队的。
父亲过去帮忙，司机很感动，连忙说：劳慰你，老乡。轮胎换好了，父亲又捧了两捧桔子给他，他拿出几分钱，父亲没有要。说卖不脱，也是烂刮。
我说：当时天黑，落雨没有看清你的脸。他说：我记得你，那晩上，你把草帽给我，你就淋湿了脑壳。过一会，他又问：你去做啥子，我说去体检，考兵了。他说：你这么小，行吗？当时，我心里十分难过，从小到大最怕别人说：你行么？这三个字是三颗毒药，随时可以毒死我。我没有回答他。
汽车一路轰轰的从山上开到了区上，在一个路口，司机问一个人：考兵体检在哪里，那人说：在桥头那个招待所那儿。他说：我得把你送到地方，你万一考起了，当上大官了，我也好出去吹一盘，你坐过我的车。然后就是一阵哈哈哈哈哈大笑。
到了目的地，司机给了我两角钱，二两粮票，我不要，他说：你娃儿肯定一分也没带，你晚上住哪里？我低头谢谢他。
汽车轰轰轰开走了。
后来，我回老家探亲，打听这个人，想请他吃个饭什么的，我得到一个消息，一次，他的车翻下山沟，死了。我不知怎么样表达当时的心情，人说：好人命不长，祸害一千年。这个是真的么？
体检时前头很顺利，就是身高体重那里有麻烦。我那时才知道自己身高只有一米五多，体重八十八斤多。当年，规定身高一米六，体重九十五斤。我记得那个医生测量完没忙着往表上填，他看了我前边体检的表，无问题，他手上的笔甩来甩去，一会儿看看我，又看看门外，然后，高声说：这娃儿身高体重刚刚好。门外进来一个老医生哈哈哈️笑说：这就叫豌豆滚进屁眼里，遇了圆的。
当时，我的眼泪在眼眶里转啊转啊。
然后，天天盼着通知，但又害怕这个通知的到来。
这天，入伍通过书送来了，是一个帮大队代销店挑盐的人从公社带来的。父亲看后半天没有说话，他仔细看了我很久，我等待着他的责备，这个责备我是不会有任何不服的，因为他是我父亲。
父亲转身扛把锄头走了，他前脚走我后头跟着，他没有发现，我听见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我听后，没有再跟父亲了，心里感觉到他不会责怪我，但也不是好轻松。父亲在房后遇见我叔，父亲说：二娃他那么小的汉汉儿居然把兵考起了。叔也说：我也没估计到。
第二天，凡是接到通知书的人到镇上去开会。会上通知什么时候去领军装以及注意事项。
在镇上我遇到一个参军退伍回来当上村干部的人，我说：如果我老汉(父亲）不同意我去部队怎么办？他斜着眼瞟了我一眼说：那就搁（科：家乡话读音）倒。他还用右手往左边划了一下。这一划，如一把刀割在我心上。
我必须想办法找人帮忙劝父亲让我走。
父亲不是很明朗的态度让我感受到了什么是艰难。
父亲并没有直接反对，他也找人来劝我别走。
我终于还是走了。
那天，我从头到脚换上了新军装。
从镇上到家有三十多里地，我背着背包在山间小道上走着。拐过一道山湾，爬上山坡，家到了，一家人全部在屋外来接我。我叔见到我的毛皮鞋和毛皮帽后，大声说：哎呀，你要去的地方好冷啰。然后，叔对父亲说：二娃不是去南方，但是肯定很冷的地方。我说：是新疆。
父亲在一边吸土烟，我从他一口一口吸烟时的节奏看的出他很平静。
第二天，我要离开家了，父亲挖着干板田，不抬头看我，我巳是泪流满面，哽咽着说：爸爸，我走了。
约莫走了有十几步，我双脚沉重，又感觉到后脑勺有些发热。猛然回头，父亲正看着我，他眼睛是红的，他的眼睛里有着无边的慈爱，但，充满了无助和忧伤。
我望着父亲，我内心深处涌出一个念头：不去当兵了。父亲似乎也读到了，他轻声说：赶忙走嘛。这一声温柔的话，父亲说的好沉重。
我只有往前走，必须往前走。
在镇上我们乘坐大客车向部队出发了，这是我长到十七岁，第一次坐这种汽车。从老家出发经县城，再北上广元，绿皮火车拉着我们向西向西，最终到了罗布泊大漠深处部队。而父亲，在我入伍的第二年，因病去世了。 多年以后，我在文学创作上有些觉悟后，为父亲写了一首诗歌：
所有的悲伤在风中哭泣－－悼亡父
你在哪里
风雨夜
我不知道你已经离开
冬天没有说明原因
老井没水了
手机全是谜语
是有人说话
谁在叹息
就因为一个日子的错误
我走遍沙漠我历经坎坷我双眼不再有泪
你种的果树拒绝开花结果
所有的悲伤在风中哭泣
后来，从沙漠军营到上山区的家，我每年必须来回一次。
那些回乡探亲的辛酸之途历历在目。
从部队到乌鲁木齐有一天，然后，排队买票，几乎没有买到过坐票。乌鲁木齐至成都的火车要四天三夜。上车后，站在车厢连接处。运气好，可以有坐，因为一身军装，不能去争抢坐位，就站，站，站。在车上，看见那些有位置的人，喝酒，吃肉，打扑克，多舒服。也看见为了抢位置，明争暗斗，挥拳打架。当火车到达成都，出了站门，回首这一路，别有一番滋味涌上心头。
然后，从成都再乘通往家乡的汽车，多是一票难求。到了地区城市，再坐上回县城的汽车，之后，再坐通往上山区的唯一一班班车。当站在家门口时，在路上已经有七八天时间了。
多年以后，我回忆这些旅程，猛然觉得，这一切竞与我这几十年的风雨人生之路不谋而合。
如今，一见到车站，码头，这些在唐诗宋词里极具特殊意义的字眼，便心生莫名的伤感，这是我精神世界的痛点。
什么叫行旅苍茫，什么是风雨兼程，唯历经者方知。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天涯外，多少牵挂和祝福？伤怀别离之苦，却又预告着期盼和守望。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上山区人可以自由出门，大多去南方打工。 每年过年，怱忙的人群演绎着浓郁的归乡大片，伴随列车稳当地停下，家乡的游子们回家了。
如今，在车站，少有凄美别离的场景。交通便利，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出发并归来。大包小包，背，拖，拉，扛，这里面是不尽的思念和无言的爱。
当站在家门不远的山头或其它地方，你会看见熟悉的场景。
这里是你光着屁股摸爬滚打才长大的地方，这片土地永远不会欺骗你，这片土地上埋着你的先人，是让你的根无条件直接吮吸营养的故土。
我曾和同是上山区出来的都在北京工作的老乡交流过心得，一位博士说：这么多年，我的心里有一种撕裂感。
我想，应该也可以叫守望，守望里有期待有撕裂有无助有勇气有希望寄托。
我曾这样说过：对于家多，我不能说它的不是，也不必过度的吹嘘。我心里有上山区这块土地，我记得，永远不忘。
但是，今天，上山区不少人却选择了离开，虽然没有去多远，但，迈出这一步是艰难的，也是果断的。
把风景留在山里。
把光景留给这些树木。
把花一样的愿景放在心里，背着背篼去寻梦。
城里，乡里，上山区的故事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在家乡，一些老人是不愿进城的，他们说，乡下多安逸，城里规矩多。
如今，乡村里还有许多人生活着，粮食再不值钱依然种，照他们的话说：别荒废了手艺。种粮种菜够自己吃就行了。
生活在乡村，他们很自由，只要天气好，大家都上街，买卖点什么，或者是上街散个心，见见熟人涮个白（聊天）。
勤快的家乡人，一年四季都有活路做。
有多的就去卖，管他多钱一斤。
土地从来没有欺骗过谁，你用心多少，它就回报你多少。
也许，我们在意的别人早已丢弃，我们原本可以丢弃的至今还搂在怀里。
而我们上山区人不是一个一个的个体，是一群，站满了山坡，和那些树，草一样，被一种名叫乡情的焊锡焊接在了上山区的土地上。
我们守望上山区，守望属于我们自己的上山区，其实是守望着我们灵魂的底线，守望着彼此的气息。
城里乡里，是离开还是回去，风雨兼程的路上是我还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