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我参加了由公益组织不羞学堂举办的乡村教师性教育培训，结束了培训的第一阶段，就要进入到第二阶段——在2017年1月20日之前给孩子们正式上性教育课。
尽管我知道，在留守儿童普遍存在，早婚早孕蔚然成风的乡村，开展性教育简直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尽管在前期的网络课程中，不羞学堂的老师从各个方面给我们做了心理建设；尽管不羞学堂的老师那份坦然和专业极大地感染了我。但是具体到要自己撸起袖子亲自上，内心的小鼓还是不可避免地敲起来。
我开得了口吗？别人会怎么看我？学生能接受吗？
虽然有诸多的忐忑，我还是开始了我的行动。
第一步，下载不羞学堂给我们精心准备的开课资料包。
点开一个个课件，课件页面干净明了，语言简单精炼，人物以卡通形式出现，但是涉及到具体的知识，图画又非常精准详细。
我决定先给我儿子上一堂课。很多名词，句子，用眼睛看，和用嘴巴说出来，是完全两码事。
我儿子——一个不到三岁的萌娃，就这样成为了我性教育课的第一个学生。
我把儿子抱到膝盖上，闪烁的电脑屏幕对儿子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我给他上的是《我从哪里来》这一课。我滑动鼠标，一句句地念给他听，小家伙不停地用手指戳上面的画。
“尿尿。”
“妈妈的肚肚。”
他时不时冒出来的童言稚语让我笑个不停。看到这些画面，他的脸上有好奇，有懵懂，但是没有尴尬，没有难为情。
我，我们，是什么时候对性教育敏感、尴尬起来的？
是从师长的闪烁其辞，三缄其口里开始的；是从自己忽然发育又不知为何的惊恐里开始的；是从突然看懂无孔不入又无从辩证真假的媒体宣传里开始的。
我们好奇，但我们引以为耻。
这一切也塑造了一个正儿八经上堂性教育课，第一反应是尴尬的我。
我静待那份尴尬和羞怯过去，我原谅自己，因为我也是这样无知地随意地没有接受过任何性教育成长起来的。
第一堂性教育课正式开始了。我把《儿童性教育调查》发给他们，告诉他们这个卷子不用写名字，不存在标准答案，根据实际情况来回答。
孩子们很好奇，几个孩子拿到问卷，习惯性地大声念出来，念着念着就没声了，抬起头看看我，又看看卷子。我提醒了一下时间，就没再说话，静静等待他们完成问卷。
孩子们意识到这将是一堂“不同寻常”的课。
收上问卷，我们开始上课。这堂《我从哪里来》有三个教学目标:一是帮助儿童了解生命的起源，从植物、动物引导至人类出生的过程；二是了解孕育孩子的过程，帮助孩子对精子、卵子、受精卵等有初步的认识，解答孩子我从哪里来的问题；三是引导孩子热爱自己的生命。
课件的第一个页展示了这个世界上各种家庭的组合方式。
有家庭成员相对完整的家庭，也有单亲家庭的不同组合方式，还有不生孩子的丁克家庭，甚至还有一个家庭两个爸爸没有妈妈，或者两个妈妈没有爸爸的这种领养关系的家庭。
“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家庭组合形式。只要不妨碍别人，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我告诉孩子们。
孩子们睁圆了眼睛，全神贯注地听着。课件一页页地翻过去，从男女身体的构造，到精子卵子受精卵的认知，再到胎儿的逐步形成，直至最后的分娩，看着台下那一张张好奇而认真的小脸，我有些感动，对生命本身的好奇，是每个人发自于内心深处的渴望，认识自己，从认识自己的身体开始，认识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情感，自己的喜恶，为自己的人生负责，这，难道不是教育本来就该做的事情吗？
“每个生命的诞生都堪称神迹，所以，同学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特别的，值得被珍惜的，被爱的。”当我讲完这句话，下课铃刚好响起，师生都有一种如梦初醒的感觉。
下了课，我兴致勃勃地和乡村性教育培训群里的老师分享上课感受。不成想，群里有几个老师发来了让我心情沉重的消息。
一位男老师被警察叫到派出所，原来是当地好几个家长去派出所报案，说这个老师讲流氓知识，教人怎么怀孕的。
这位男老师据理力争，说这是正儿八经的性教育课。但多方压力之下，课程有被叫停的危险。
不少老师七嘴八舌也讲述了类似的经历。群里的老师献计献策，但一种深切的无力和无奈仍然萦绕在大家心里。
但也恰是如此，性教育不但要进行下去，还要坦坦荡荡地进行下去。
虽然目前，乡村的法律和公益环境比较差，像我们直接面对学生的教师，压力很大。但是只要慢慢的开始，坚持下去，让周边的氛围变得越来越有利于保护学生免遭侵害，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老师们对这个课接受和重视起来，正能压邪，才可以不仅保护学生也能保护自己。也许暂时身边还没有同行者，但是借助互联网，天南地北的乡村教师凝聚起来，有目的的讨论问题，共同面对，一起解决，共同前行，这样，星星之火，才能燎原。与此同时，城市里的教育者和像不羞学堂这样的公益组织，也不遗余力地提供着有力而专业的帮助。
韩国有《熔炉》，中国有《嘉年华》，关于性教育，关于受害者心理保护，我们国家关注这个方面的研究资料还太少太少，直接面对现实的乡村教师与专业更是相距甚远，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让身边没有“熔炉”，没有“嘉年华”，而是让每个孩子为生命的成长而喜悦，为自己而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