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人类学家，你会想到什么？拿着笔记本，戴着遮阳帽，出走田野，寻访边陲。哦，还有，招人耻笑。

“二战”后，欧洲和美国社会科学发展迅速，相应学科的研究人员数量倍增，因此产生了一个著名的笑话：印第安家庭成员至少包含三个人——丈夫、妻子和人类学家。

以及，由于登山运动的兴起，作为给攀登珠峰的勇士们提供向导的尼泊尔夏尔巴人也备受人类学家关注，关于他们的人类学研究汗牛充栋。一位夏尔巴人向导对再次攀登珠峰的美国登山者吉姆•莱斯特（Jim

Lester）说道：“你35年前来的时候，每个登山家都有自己的夏尔巴向导；现在（1998年），每个夏尔巴向导都有一个自己的人类学家。”

不仅如此，人类学家的名声越来越差，人们将他们视为专精原始部落文化习俗的猎奇者、殖民统治的帮凶。而且，在全球一体化愈发深入的今天，是否还存在真正的“异族”文明，也值得探究，因此很多人担心人类学这门学科不日将会灭绝，因为它传统上的研究对象可能会消失。但从《我们都是食人族》这本书看来，这些人纯属多虑。

《我们都是食人族》为现代最伟大的人类学家、法国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于1989年至2000年间，在意大利《共和报》所发表的16篇专栏集结，以及一篇发表于1952年的《被处决的圣诞老人》一文。这些文章时间跨度极长，从1952年到2000年，而列维—斯特劳斯本人则在2009年去世。这位20世纪思想琥珀般的学者，直至临终前都在思考着人类社会与文明的出路。

今天，我们选取了这本书的同名文章。在本文中，列维—斯特劳斯提出“食人”更多是一个被捏造出的概念，是为了加深野蛮人与文明人之间的鸿沟，而对野蛮人种种行为（以“食人”为代表）的指责，也只是为了让我们“文明人”具有良好的自我意识并肯定自己文化、信仰的优越性而已。

写作本文时，列维—斯特劳斯已有85高龄了，但就像出版于1955年的《忧郁的热带》一样，他作品的写作时间和出版时间并不标示它过期的时间，相反，他在这些文章中对当代社会的文化反思放到现在依然成立，而且无比犀利，几近预言。

【以下正文】

直到1932年，新几内亚（Nouvelle-Guinée）内陆山区仍是地球上仅剩的、完全未被认识的区域，有天然屏障保护其外围。最早侵入当地的是淘金者，随后是传教士，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这些人的探求。直到1950年，人们才知道这片广大的土地上居住了近一百万人，他们说着同一语系的不同语言。这些居民完全不知白人世界的存在，将白人当成神祇或鬼怪。他们的习俗、信仰与社会组织，为人类学家揭开一个想象之外的研究场域。

然而，并非只有人类学家对他们感兴趣，1950年，一位美国生物学家卡尔顿•盖杜谢克（Carleton

Gajdusek）在当地发现了一种未知的疾病。在大约250平方英里的土地上，160个村落，为数不多的人口（约3.5万人）当中，平均每五人就有一人死于中枢神经系统衰败。这种病的症状为不自主颤抖（因此这疾病被称为库鲁症［Kuru］，在涉病的主要族群的语言中，kuru

是“颤抖”或“抽搐”的意思），自主运动能力逐渐下降，最后则出现各种感染症状。在相信此疾病有遗传性之后，盖杜谢克证实，它是由一种极具抵抗性且从未被分析出来的慢性病毒所引起。

这是首度在人类身上发现由慢性病毒所引起的退化性疾病，与动物疾病如羊的“颤抖症”（英文为scrapie［羊患的痒病］），以及最近肆虐英国的疯牛病非常类似。此外，也类似一种罕见的神经系统退化性疾病——库贾氏症（maladiedeCreutzfeldt-Jakob）。盖杜谢克指出，库贾氏症像库鲁症一样可以被接种在猴子身上，这证实了它与库鲁症是相同的（但仍然不排除遗传因素的可能）。因为此一发现，盖杜谢克在1976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在库鲁症的例子上，遗传的假设和统计数据难以相符。女人和幼儿比成年男人更常患病，以致在疫情最严重的村落里，男女比例只有二或三比一，有些甚至达到四比一。因此，库鲁症也造成了社会学上的结果：一夫多妻的情况减少，单身男性以及有家庭负担的鳏夫比例增多，女性选择配偶时有更大的自由。

而倘若库鲁症是传染性疾病，就必须找出病毒的类型或类型群，以及它在年龄与性别上不正常分布的原因。但在研究食品供应以及女人、儿童生活居处的卫生条件（他们与丈夫或父亲们分开居住，男人们共居在集体住屋里，约会则在森林或花园进行）后，却无法找出原因。

人类学家进入这片区域后，提出了另一种假设。在被澳大利亚政府管辖之前，库鲁症的受害族群曾有食人行为，当时，他们以食用近亲的尸体来表达对亲人的感念与尊敬。他们烹煮人的肉、内脏、脑浆，用蔬菜搭配捣碎的骨头，而负责分解尸体和其他烹调工作的女人，特别需要品尝这些恐怖的餐点。因此可以假设，她们在处理遭到感染的脑浆时被传染，并且经由肢体接触，传染给了她们的孩子。

这一区域开始有食人行为的时期，似乎与库鲁症在当地出现的时间相同。而且，自从白人到来并阻止了食人行为后，库鲁症便逐渐减少，直到今日几乎完全消失。两者之间看似存有因果关系。然而，对此推论仍须谨慎以对，因为在进行相关调查时，这些食人行为似乎已消失。没有任何直接观察和实际经验能够让人断定问题已彻底解决。

然而，几个月以来，无论在法国、英国或澳大利亚，媒体都热衷于报道库贾氏症病例（如前述，与库鲁症相同），这些病例发生在注射了由人类脑垂体（大脑下方的一个小腺体）萃取的荷尔蒙，或移植了来自人脑的黏膜后。前者是为了治疗幼儿的成长障碍，后者则是女性不孕症的治疗方式。在英国、新西兰与美国，已有多起患者因治疗不孕症后死亡的案例；其他的致死案例，则是最近在法国有儿童接受了萃取自人脑、疑似消毒不全的生长荷尔蒙。人们将它与曾经撼动法国舆论，牵涉范围更大的艾滋病病毒污染血液事件相提并论，并引发了多起官司。如此一来，由人类学家所提出且被医师与生物学家接受的假设，亦即库鲁症可能是因食人行为而起，在此得到显著证明：此两地发生的近似疾病都在孩童和女性之间传播，他们也曾经由不同的途径摄取人类的大脑物质。尽管一者并不能证实另一者，但两者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类似性。

人们或许会反对上述的比较，然而，将他人的一小部分物质，通过口腔、血液、消化或注射引入体内，与食人行为在本质上并无不同。有人会说，食人行为是因为对人肉有食欲才可怕的，但是他们应该把这样的谴责局限在某些极端案例上，并且从食人的定义中，排除已被证实是基于宗教义务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食人行为经常伴随着排斥感，甚至产生恶心、呕吐等反应。

试图界定一者是野蛮与迷信的行为，另一者却是科学知识上的实践，但这样的区分并不具说服力。在古代的药典中，许多药材取自人体物质，当时被视为科学，对现代的我们而言却是迷信。某些以往被认为有效的治疗，若干年后也会因为被发现无用甚至有害，而被现代医学排除。因此，此处的界线显然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清晰。

然而，一般舆论仍持续将食人行为视为残酷可议之事，是人性无法想象的错乱，以至于某些受偏见影响的作者，甚至否认食人行为曾经存在。他们说，那是旅行家和人类学家的空想，证据是：在19和20世纪期间，尽管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见证，但那些人从未在任何地方直接观察过食人的场景（在此不考虑某些例外，例如饥饿交迫的人为了维生不得不以已死亡的同伴为食；因为人们反对的是作为习俗与体制的食人行为）。

在一本引人注目但肤浅、广受非专家读者欢迎的书《食人神话》（TheMan-Eating My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中，作者阿伦斯（W.Arens）便支持上述论点。假使如他所论，食人的史料是出自调查者和受访的原住民之间的共谋，皆是捏造的故事（第111—112页），那么就没有理由相信，食人行为是导致新几内亚库鲁症的原因。就像没有理由认为，欧洲的库贾氏症是经由食人的途径所传染。

然而如我们方才所见，正是因为后者（欧洲的库贾氏症）不可置疑的现实性，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赋予了前者高度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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