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末期的荀子于《儒效》篇中提出了他的著名的“诗言是，其志也”的诗歌观念。荀子此时完全把《诗》纳入儒家政教礼仪体系中，规范了志的内涵，“诗言志”成为先秦诗学的核心， 并明确文体诗的创作意识 。“天下不治，请陈诡诗”(出自《荀子·赋》，杨倞注:荀卿请陈佹异激切之诗﹐言天下不治之意也")，表明其开始了有意识的创作实践 ，并通过自己创作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 ，百王之道一是矣 ，故诗 、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 ，其行也 ；乐言是 ，其和也 ；春秋言是 ，其微也。 故风之所 以为不逐者 ，取是 以 节之也 ；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 ，取是而文之也 ；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 ； 颂之所以为至者 ，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毕是矣。---《荀子·儒效》
什么意思呢？其意为古圣先贤,是思想原则的枢纽.天下的思想原则都集中在他这里了,历代圣王的思想原则也统一在他这里了,所以《诗》、《书》、《礼》、《乐》也都归属到他这里了.《诗》说的是其志愿；《书》说的是其事迹；《礼》说的是其行为；《乐》说的是中和之音；《春秋》说的是其微言大义.因此,《国风》之所以没有成为被弃逐的作品,是因为以圣贤之道去节制它的缘故;《小雅》之所以为小雅,是因为以圣贤之道去滋润它的缘故；《大雅》之所以为大雅,是因为去发扬光大圣贤之道的缘故；《颂》之所以成为登峰造极的作品,是因为去贯通圣贤之道的缘故.天下的思想原则全在这里了.顺从圣贤之道的就会有好结果,背离它的就会灭亡.顺从它而没有好结果、违背它而不灭亡的,从古到今,还不曾有过.
在这里可知荀子阐释文献《诗》所言志是为圣贤之道 ， 同时也为诗的创作规定了界限：体现圣贤之道。荀子把这种规范从文献《诗》延伸到了文体诗 ，突破了“述而不作”的传统观念 ，而形成创作理论 ，诗歌创作实践也就开始了。
在这些对《诗》的一系列具体使用中，基于《诗》的政教功能，“诗”所言之“志”总是与政治教化之间密切关联，但这并不意着“志”本身就是一个与 “情”相区别的概念。 实际 “志 ”与 “情 ”并不矛盾 ，《左传 ·昭公二十五年 》：“民有好恶 、喜怒 、哀乐 ，生于六气 。是故审则宜类 ，以制六志 。 在这里，源于“六气”的“好、恶、喜、怒、 哀、乐”被称为“六志”，而在《礼记》中，它们却被称为“六情”。虽然这里的志涉及到了情，但是其主要还是涉及政治教化，礼仪制度等理性方面的。不过唐代孔 颖达注曰：“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 在己为情，情动为志。 情、志一也，所从言之异耳”，并据此第一次提出“情志一也”的理念。这是后话了。
此后，随着《楚辞》的降世，个体诗人开始出现。在文学发展史上，《楚辞》与《诗经》共同铸成中国诗歌的源头。
屈原其《楚辞》中的《离骚》《九章》篇 目，强调从自己的情感出发讽谏君王，在这里“诗言志”有了新义。“诗”表达的内容突破了《诗经》的范围，“志”的内涵也随之变化。
继而，随着汉乐府诗的出现，“情”与“志”的开 始交融。在诗歌发展过程中，汉乐府诗是《诗经》 ，《楚辞》之后的又一种新的诗体。
《毛诗序》，作为从先秦到西汉儒家诗论的集大成者，也毫不例外地将“诗言志”作为诗歌的首要特征：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首先，“诗者，志之所之也”，说明“志”是构成诗的主要内容，这与先秦时代“诗言志”的观点一脉相承。其次，“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将“志”与“心”联系起来把“志”向心灵、情绪、情感方向推进了一步，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明确提出诗又是情感的表现。
可以看到《毛诗序》在继承先秦经典关于“诗言志”的理论上基础上进行了扩大发展，由理性的言志过渡到感性的“言情”。这种情志并举的提法更符合诗歌本身的艺术特征，是对先秦诗论的重要补充，也成为后来“缘情”说的先声。
在两汉时期，诗言情不断发展。纬书《诗泛历枢》有言：“《诗》之为学， 性情而已。” 刘歆《七略》残文有云：“《诗》以言情， 情者，性之符也。 《诗》以言情”，扩展而言，即“诗以言情”。对于推动“诗” “情”关系取代“诗”“志”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歆之后，作为东汉初年文人最为重要的代表， 王充在其《论衡》中，充分地肯定了“情”的意义：
情性者，人治之本，礼乐所由生也。 故原情性之极，礼为之防，乐为之节。 性有卑谦辞让，故制礼以适其宜；情有好恶喜怒哀乐，故作乐以通其敬。 礼所以制，乐所为作者，情与性也。
其意大抵就是: 情性，是治理人的根本，礼乐制度就是由此制定出来的。所以当探究到情性发展到极端时，就可以用礼来作为防范，用乐来作节制。人性有卑谦辞让的本质，所以制礼以便适合其亲善；情有好恶喜怒哀乐，所以作乐以便得到更好的表达。制礼作乐的根据，是人的情和性。
在这里王充认为“情性”为“人治之本”，礼乐之作，本原于人的情性。
随着诗言情的不断发展，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诗缘情的理念开始出现。到了这时的文学， 已经摆脱经史之附庸的地位，逐渐剥掉了作为政治教化工具的功能。中国诗学的两大传统—— “言志”与“缘情”也就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分叉 。“诗言志”的正统地位逐渐退去 ，而 “诗缘情 ”成为颇具影响力的诗歌理论。
诗缘情这一理念的正式提出是陆机所著《文赋》中提到: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译文:诗因为抒发诗人真挚的感情而显得华丽优美，赋因为描述事物这种特征而使得文章内容清晰明朗。
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 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 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 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 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禁止歪风邪气并限制任性放纵)。 要辞达而理举(文词要达意并且要能列举出道理)，故无取乎冗长。
这里，陆机虽然各体文章的目的都在于“禁邪而制放”，创作的关键在于“辞达而理举”，但“诗缘情而绮靡”的判断，却对“丽”化的追求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此后，晋，整个南北朝都受这种绮靡的影响，使诗走上了轻绮之路。 所谓“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 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 《文心雕龙· 明诗》的这几句话，经典地总结了建安以来诗歌创作的方向以及西晋诗歌放弃对思想内容的锤炼，崇尚绮丽浮艳的文辞特点。
继而，东晋文人的玄言诗、南朝梁陈之时的宫体诗等，诗歌描写的范围大大扩展了，诗人个人的爱好成了诗歌创作的出发点。这时的诗歌完全是一种自由创作 ，不再出于职责和政教得失，脱离了诗歌礼教的束缚，而是一种个人感情的自由抒发。
在以“诗缘情而绮靡”为纲领，一味追求形式之美 的六朝诗歌，在经历过“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的发展，成就永明体“调与金石谐”的声律和谐之美后，最终在宫体诗绮丽浓艳的追求中蜕变为“亡国之音”，成为人们批判的对象。 唐人李延寿于 《北史·文苑传》中说：
盖文之所起，情发于中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梁自大同之 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 简文、 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 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 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也。 (意思就是他们的文章写得繁复但旨意不深，他们的文章写得纷繁多彩但主旨隐藏，他们写文章用词崇尚轻绮险峻，所表达的感情多是悲哀情思，如果配上延陵所听的音乐，这大概就是亡国的征兆吧！)
注:延陵之听出自典故，其源见“自郐无讥”。谓听音乐而知国政。唐卢照邻《乐府杂诗序》：“延陵听乐，知列国之典彝。”
对于六朝诗歌“亡国之音”的定位，让人们进而 反思“缘情” 之说的局限，基于《诗》 学阐释理论的“诗言志”命题中十分鲜明的政教观念再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以《毛诗正义》的撰作为契机，唐代孔颖达对“诗言志”与“诗缘情”进行了深度整合，强调了诗的政治教化功能。其最早在《毛诗序正义》中提出：“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
《毛诗正义序》有云：
夫诗者，论功颂德之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 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 情缘物动，物感情迁。 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 时当惨黩， 亦怨刺形于咏歌。 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 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作诗的人可以心怀畅快尽情地抒发愤懑，看见诗的人完全可以堵住邪恶遵从正道)。 发诸情性，谐于律 吕。 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 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
孔颖达既从“作之者” 的角度充分肯定了诗歌 “畅怀抒愤”的抒情作用，又从“闻之者”的角度重申了诗歌“止僻防邪”“塞违从正”的政教讽谏功能，使 “诗言志”与“诗缘情”这两个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段、 具有不同诗学内涵的命题得以相互补足，在相互融合、相辅相成中建构起了新的诗学理论，这奠定了唐代及以后历代诗歌理论的基础。
从此，“言志” 与 “缘情”，遂成为中国诗学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两大支柱，在“志”与“情”和而不同的融和发展中，撑起了既言政教之志、亦抒个人之情诗歌传统，在情、志并重的发展中，形成了刚健昂扬的理想追求与精诚由衷的情感表达完美融合的唐诗气象，并对后世诗歌创作及诗歌理论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