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问题的视角实际上就是我们看问题的立场，基于特定立场，我们会有不同的行为表现。由于我们自身的限制，往往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当我们接受一种视角之后，就将其固化为唯一的视角或者主要的视角，而对于其他视角置若罔闻，失去了视角切换的能力。伽达默尔提到过一个很好的概念，即视域融合，一定程度上而言，视域融合就是一种站在他人立场上，透过对方的视角来体验其经历及其建构起来的意义。代言人心态并非全部满足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这种心态的产生源自于个体仅仅能接受单次的视角切换，而在经验一次切换之后，虽然会得到一些由理解带来的感动、同情、慈悲和力量，但也正是这些新的能量阻滞了其继续视角切换的能力。简单来讲，本文要说明的代言人心态是这样一种心态：当我们对某一类人群或事件产生了“理解性同情”之后，就会倾向于站在这类人群或事件的立场上，呼唤公正、权益，从而在意识层面将这类人群的利益与自身的利益捆绑了在一起，似乎自己就是这部分人群的代言人，是帮助他们发声的一个传声筒，同时，自己也可能是正义和慈悲的化身，对周身任何可能不利于该人群的言论和行为都保持最高的警惕和敏感。
社会工作作为一个服务于案主利益的职业，这种心态在其从业人员身上可能表现得更加突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代言人心态，源自于社会工作面临的人群主要是边缘人群和弱势人群，他们可能遭受到来自社会制度、既得利益集团、优势群体的压迫——这里的压迫可能是经济上的剥削，也可能观念上强制灌输，还可能是各种各样的歧视——因而他们缺少发生的渠道、机会以及能力，需要社会工作这支社会力量的介入。社会工作介入之后，在“同理心”的催化下，会对该人群的处境感同身受，体验其艰难、不幸、挣扎、撕裂、创伤以及快乐、满足和希望。经由这样一个进入到他者（内心）世界的过程，社会工作者更能站在服务对象的角度去看问题、评估需求并提出干预方案。必须加以肯定的是，这是一段美妙的心理旅程，是两个生命的相遇和彼此召唤，在这个过程中，理解成为沟通两个世界的桥梁。但是，在这之后，另一种可能性也开始浮出水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代言人心态：社会工作者容易失去再度切换视角的能力，他一头扎进服务对象的世界，却不能再走出来，拥抱更为广阔的天地，同理心或理解让他得以进入到一个新的世界，但这个新的世界开始成为一个“牢笼”，抹杀了其他进入的可能性，他变得敏感而多疑。
这种代言人心态最突出的表现在于对言辞行动的敏感和警惕，而过度的敏感和多疑则可能给其他人带来误解和伤害。边缘人群往往背负着社会加之其身上的污名、标签，这些污名和标签构成了歧视。当同理心发挥作用的时候，社会工作者对于那些污名化和标签性的话语就会感同身受，并会从沟通理性的角度来质疑这些话语的正当性和真实性。而代言人心态则跟同理心不一样，代言人心态会对他者的话语进行批判性审视，它让人不断强化已经接受的价值观念，并以这套价值观念作为审视其他话语正当性和真实性的绝对标准，并保持着最高的敏感和警惕。在代言人心态下，社会工作者不再能够去理解他者话语行为的真实含义和该话语所处的具体情境，他倾向于对他者的话语进行过度解读，从而来说明他者话语的实质就是偏见。但是，这正是偏见再生产的一种表征。社会工作者在完成一次视角转换之后，建筑起了一道观念形态的高墙，将自己封闭在高墙之内，舍弃了更为广泛的同理心实践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