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隆中对”就被誉为中国战史中的经典战略，诸葛亮因此也赢得“千古军师”的美誉。虽然最终的结果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但不可否认的是，后期三国的发展基本上是按照隆中对的预言发生了。然而，《隆中对》还是出现了一个漏洞。
四川，古称巴蜀。属中国西南内陆，西有青藏高原相扼，东有三峡险峰重叠，北有巴山秦岭屏障，南有云贵高原拱卫，形成了闻名于世的四川盆地。
独特的地形使巴蜀与外界阻隔太严，因此，几千年来总是独立发展，古代益州土人的文明，中原之人知之甚少，李白的《蜀道难》更是大书特书巴蜀之不通人烟，“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千古名句更是家喻户晓。与此同时，巴蜀土地肥饶，物产丰富，汉代之后经济甚至一度超过中原，号称天府之国。经济的富饶也催生了一代代的地方势力的传承，从传说中最古老的古代蜀国，蚕丛纵目、鱼凫神化仙去、杜宇化鹃、开明复活，到之后的春秋巴国，蜀国，随后历经各朝，几经风雨，天府之国的统治者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是，有意思的是，巴蜀虽富，却难问鼎中原，历代占有巴蜀者，像公孙述、刘彦父子、刘备父子、李特李雄父子、王建、孟知祥、明玉珍、张献忠，除了汉高祖刘邦之外，只要在蜀地割据，最终都会被中原势力所吞并。究其原因，或许是巴蜀盆地，丰饶富裕，地势险峻，易守难攻，长于守成，不是进取之地。
《隆中对》里面有这样一句经典的论述：“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说的是汉高祖刘邦当年赢得楚汉战争正是因为获得了巴蜀这个大后方，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士兵和粮草供应。事实上，这只是看到了事情的一面，而并没有考虑到问题的实质——“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事实上，在元朝北京取代西安成为全国政治中心之前，关中才是夺取天下的关键所在。
对关中重要性的阐释中，娄敬的阐述可谓是最为准确了，“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关中在攻取天下最重要的作用就在于“进可攻，退可守”，实际上，刘邦最终能打赢“战神”项羽也在于一个“耗”字，持久战的打法和给予韩信、彭越、英布等大将物质性的鼓励才是刘邦制胜的法宝。
巴蜀对刘邦夺取天下的作用固然重要，但不应过分夸大，而且刘备和刘邦面对的阻挠也不一样。刘邦在西出关中的敌人虽然有三个，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然而，这三个人虽为秦故人，但由于降楚而致使三十万秦卒死于非命，关中故人对此恨之入骨，可谓是民心不符；再者，刘邦从汉元年四月入蜀到八月“从故道还”，在蜀地逗留时间不长，这样的效果有二：一是汉兵咸思东归，如果在巴蜀落地生根，那军队士气就没有那么强烈了；二是项羽封的三个王不够时间抚慰秦人，秦人对章邯、司马欣、董翳的恨意还很浓厚。再者，项羽为防秦地坐大，因而把关中一分为三，却不想给了刘邦便宜，阻挡他的兵力分散了，给了他逐个击破的机会。相反刘备和诸葛亮面对的却是一个完整的、经营多年的曹魏政权，虽然个中充满着派系斗争，但是在蜀汉和孙吴的威胁下，却颇能一致对外，未能给刘备和诸葛亮“天下有变”的条件，后期的北伐也始终未能打开局面。再者，蜀汉中的士兵多为蜀地旧人，东向之心不强烈，在汉献帝“禅让”曹丕之后，蜀汉的“兴复汉室”更是丧失了政治上的号召力，加之刘备取蜀“胜之不武”，蜀地士兵的凝聚力也是有所折扣。
虽说诸葛亮对汉高祖赢取天下的关键判断失误，但实际上，在三国鼎立这样一个完美制衡的局面下，刘备也只能这样行动了。
